一 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趋向

本书的上篇以全面展现20世纪90 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在后现代挑战之后所发生的趋势性变化为中心，系统探讨后现代主义在理论层面上所造成的主要影响及其提出的新问题，并进一步讨论由此所引发的有关“史学危机”与“终结论”、史学类型与史学性质、历史语境理论的方法论意义。这部分的四章重点突出了西方史学理论在四个方面的发展趋向，兼及元叙述与历史书写之间不同方向的关联性。

其一，西方史学界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回应趋向，包括从激进派到传统派的不同观点及其所表达的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接受、拒斥与调和性的多种立场，问题集中于他们对待“大小写历史”的基本态度。本书在第一章针对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的影响进行利弊分析，表明其在历史叙事、历史表现、历史解释、客观性与真理观、史学功能等方面所造成的多种方向的复杂效应。并且，还注意到从新文化史、微观史等“小写历史”层面的回应，说明西方经验历史学家以防御性机制抵抗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极端做法，他们在新的思想视域下对理论与历史写作、“宏大叙事”与微观研究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因此，西方史学表现出强烈地汲取后现代主义挑战的积极方面，并力求克服其史学观念的局限性，探寻可能容纳多种视角与方式的、更具综合性的史学发展道路。

其二，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是否预示着新一轮“史学危机”的来临，是否又意味着历史学的终结。当代西方史学界从历史学的多重特性、客观性的限度、历史事实的建构途径等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展开了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在回应挑战中谋求捍卫与发展历史学的新途径。本书在第二章针对史学界当前存在的相关误解，特别强调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所谓“终结论”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的含义：从狭义而言，应当是指元叙述的崩塌，抑或说是“大写历史”（元叙述）的终结；从广义而言，可以归结为在现代主义观念主导下的历史写作的终结，这显然涉及“小写历史”（职业历史学）的领域，其结果必然导致在后现代状态下重塑历史的开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所谓“终结论”本质上并不意味着历史学的消亡，而只意味着一场由后现代主义引发的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的革命。

其三，针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提出的以文学形式探讨史学类型的路径，将当代西方史学界对于历史学性质问题的立场划分为重构主义、建构主义、解构主义三种分野。本书在第三章结合西方史学史的发展变化，重点分析了这三种史学类型所具有的本质特征。特别指出重构主义史学秉持经验主义的传统，强调历史知识与过去实在相符合的客观性与真理性，相信史家具有以历史叙事的方式重建过去的技能，拒斥任何理论模式在历史中的应用。建构主义史学主张历史在根本层面上依旧是对过去的摹写，但在经验事实之外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期实现对总体历史的建构，并达到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而解构主义史学则指出了过去与历史之间、真实与叙述之间、实在与语言之间联结的脆弱性，全面质疑过去能否通过重构或建构的方式转变为真实的历史，主张以解构历史编纂学的方式透析过去如何被编制为各种历史。这一史学类型的划分标准本身即蕴含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与实际指涉，即反对经验主义和认识论的理论预设，主张从文学形式或审美化、修辞化的角度来认识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因而将其定位于制造历史知识的文学形式。这虽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历史学与文学之间的深刻联系，却也从本质上彻底否定了历史学的科学属性，不免有将问题重新简单化的倾向。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历史学是一个性质非常复杂的学科。当下如何将历史学作为一套科学的知识体系、一门艺术或文学形式，及其所独有的学科技艺与规范等多重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超越所谓重构、建构与解构主义的类型束缚，在史学实践中开拓新的融会贯通之路，这也许恰好是当前历史学回应后现代主义挑战、确立自身学科合法性的正当途径。

其四，后现代主义在方法论层面造成了文本主义、语境主义、话语分析的风行，使得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思考历史研究的基本途径。本书在第四章从方法论范畴，专门探讨了作为解释模式和方法论前提的历史语境理论，并结合当代西方思想史研究的范式讨论其可能蕴涵的实践意义。语境论是专业史学通常所采用的解释模式，原因在于它以历时性的叙事结构编排材料，体现了历史主义的精神，同时又提示出理解某种共时性关系的可能性。而从传统史学、语境主义、文本主义三种不同的方法论前提出发，对语境问题的理解则展现出不同的预设方案和语境化历史的差异性选择。当代西方思想史研究中，昆廷·斯金纳开创性地运用了“跨文本的语境论”研究范式，拉卡普拉则提出思想史研究中的六种基本语境问题。这其中包含了在思想史研究中应用语境理论的尝试，在语境化思想的过程中又表现出将语境历史化的取向。同时，也不免让人体味到某些暗含的、将历史彻底语境化与文本化的极端倾向，语境这一曾助益于历史理解的观念似乎也在悄然从处于底色的后台走向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