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甲骨文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弘扬

（一）“文献不足”的商代历史文化研究

中国历史悠久，自传说时代的黄帝计起已有5000多年。而且就从进入奴隶制的“三代”王朝夏、商、周计起，也有4000多年的阶级社会史。但是由于缺乏当时文字的记载，19世纪20年代“疑古”之风炽起时，曾一度有人否定“三代”王朝及以前的历史，提出“东周以上无信史”（即公元前841年以前）。生活在春秋末年知识渊博的孔夫子，也发出“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论语·八佾》）的慨叹（图1-56左）。

甲骨文的出土，证明了成书于汉代司马迁之手的《史记·殷本纪》2800多字可信，也证明其《夏本纪》的记载也并非空穴来风。（图1-56右）随着夏文化的遗址、商都遗址和大批有铭周代铜器的发现，中国历史上存在夏、商、周朝已得到了出土文字和考古资料的证明。现在，利用甲骨文并结合文献、考古发现的资料，“文献不足”的商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面貌已被全方位地在多卷本《殷商史》中勾勒出来。可以毫不夸大地说，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让我们发现了一个奴隶社会，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了1000年。因此，蕴含中华基因的甲骨文对历史研究，特别是对商史的研究，是第一手宝贵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甲骨文保存了丰富的商代历史文化信息

1899年甲骨文发现至今，所出土15万片以上的甲骨文，是商朝人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研究商代历史文化的第一手文字资料。

诚如甲骨学权威胡厚宣所指出的：现在这“十六、七万片的甲骨文字，每片平均就以十字计算，已经是一百六七十万言了”[44]，其所涵盖面较广且内容非常丰富。再加上大量的商代遗迹遗物的文化遗存，不但商史可据以研究，就是商以前和商以后的好多古史上的问题，也可以从这里出发并深入探求获得解决。

甲骨文里保存的丰富商代历史文化信息，为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三）甲骨文为中国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1.科学发掘甲骨文与中国殷墟考古学

1928年10月，为科学发掘甲骨文，以获得更多的与甲骨文伴出的科学讯息，在殷墟展开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工作，从而使学者走出书斋，将传统的金石学研究领域的甲骨学，走出已取得深厚积累金石学研究领域（参见表1-5），被纳入了历史考古学范畴，并成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

2.殷墟考古的发掘与甲骨文的分期断代

中国田野考古学自1928年在殷墟发掘甲骨文的过程中草创，并随1934年后岗“三层文化”（即白陶、黑陶、彩陶）的发现，以“地层学”为标志的中国田野考古学形成了，又经过类型学和区系研究的继续发展，终于走向了今天的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

甲骨文的成批发现和断代研究的发展，也为殷墟考古分期绝对年代的确立提供了可信依据（参见表1-6）。[45]

3.甲骨文与殷墟重要遗迹性质的推定

殷墟甲骨文的研究，为考古遗迹和现象的阐释提供了依据。诸如殷墟五号墓的墓主妇好在历史上的活动和五号墓时代的考定，族墓地和祭祀场的考定以及殷墟宫殿宗庙功能的研究等。

1952年11月，毛泽东同志视察殷墟时，在小屯农田里的一条水沟边坐了一会儿。这地方是一片高出周围地面约80厘米的岗地，“岗地略成三角形，东窄西宽，面积约一万平方米”。24年后，即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那年，在离他当年坐过不远的地方，发现了自殷墟发掘以来，首次发现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商代女性贵族的墓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妇好墓”。一代巨人逝去的时候，一位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女统帅却走进我们的研究视野里[46]。

1976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小屯西北地发掘了一座晚商墓葬（编号为M5）。该墓保存较完整，随葬器物极为丰富。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上，不少铸有铭文“妇好”字样。

最先在一件铜瓿的底里发现了“妇好”铭文，但“妇”字的写法与甲骨卜辞“妇”字的写法并不相同，而“好”字却很规范。当时虽然不能确定墓主人是“妇好”，但至少说明墓主是与商王室有关系的人物。接着“妇好”铭文在炊器、食器、酒器、兵器等类铜器上大量出现，总数在100件以上，非其他墓中出土几种有铭铜器所能比拟，由此确定“妇好”应是墓主人。又根据6件成套镂空铜觚上的铭文与甲骨卜辞“妇好”的写法完全一致，并且墓葬的年代与武丁时期宾组卜辞的年代相符合，由此可以断定，墓主人应该是商王武丁诸妇之一的“妇好”（图1-57）。

（1）妇好参与商代对外战争

甲骨文常见“妇某”的“妇”字。甲骨文第一期（即武丁时代）凡云“妇某”者，均为人名。据郭沫若考证，妇下一字为女字，乃殷王武丁之妃嫔。[47]武丁多妻，据学者的统计达六十四人之多。[48]而妇好在殷墟出土的15万片甲骨中，有关她的卜辞就有一百七八十条。

甲申卜，，贞呼妇好先人于庞。（《合集》7283）

乙酉卜，，贞勿呼妇好先于庞人。（《合集》7284）

丙戌卜，，贞勿呼妇好先人于庞。（《合集》7287/正）（图1-58）

“先”是先导之意。“”与“登”同义。唐兰谓：“卜辞诸饗字则皆如，盖供给之义。”[49]“庞”为地名，也有学者认为是对商王朝有义务的部族、方国之一。[50]这三条卜辞，连续三天问：“要不要命令妇好为商王前驱，征兵聚众于庞地？”表示这次战役的重要性。

妇好代商王武丁征集兵员，事关重要。因此何时征集，何时不要征集，随时都要听从武丁的命令。作为先头部队将领的妇好，还参与了一系列的战斗。

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 [方]（图1-59《英藏》150/正）

“登人”，王襄谓：“登人疑即《周礼·大司马》比军众之事，将有征伐，必先聚众。”[51]这次征伐某方的战役，妇好统帅一万三千人之多，可见商代战争规模之大。（图1-59）

此外，妇好还参加了征伐土方、巴方等战役。

辛巳卜，争，今王登人呼妇好伐土方，受有佑，五月（图1-60《合集》6412）

辛未卜，争，贞妇好其从沚伐巴方王自东伐捍（）陷于妇好立（图1-61《合集》6480）

有不少妇好参加征战的甲骨记录证明，妇好出现在西方、北方、东方及西南方的战场上，而且在历次战斗中，妇好都作为先头部队的将领，并曾统率诸如沚、侯告等著名将领。武丁时期的这一系列战争，为促进我国奴隶社会的繁荣和多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2）妇好主持祭祀活动

殷墟甲骨卜辞研究表明，妇好不仅参加对外战争，还曾主持祭祀祖先、拥有自己的封地。从这些甲骨卜辞中我们可以了解，妇好与武丁其他诸妇相比，不仅条数较多，而且涉及的活动范围也比其他诸妇广，可见妇好在武丁诸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尊神、尚鬼，表明当时殷人相信有特殊的“神明”主宰着世界。商王朝统治阶级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保护他们的特权，大力渲染神鬼的存在，从精神上麻醉被统治者。因此，祭祀成了商王朝奴隶主阶级的重要政治活动。这些活动的主持者，主要是商王本人。同时，商王也命令他的亲信、重臣代为主祭。妇好就曾经在商王的命令下，主持过一系列祭祀活动。

贞勿呼妇好往燎。（图1-62《铁》45.1,《合集》2641）

贞妇好（侑）于多妣，酒。（《合集》2607）

乙卯卜，，贞呼妇好有于妣癸。（《合集》94/正）

妇好 [不] 隹（侑）泉。（《合集》2611）

据甲骨卜辞记录，妇好经常受命主持祭典，所祭的对象为高祖、父、母、先妣以及神泉等。祭祀时屠杀俘奴和各种人牲，还用牛、酒等。“妇好参加祭祀活动如此之多，而且身为卜官，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她是当时奴隶主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52]

（3）妇好有封地

武丁时期，商王朝为了加强对奴隶的镇压和各方国的控制，经常把诸妇、诸子、功臣分封在外地。这些被封的奴隶主贵族，既要为商王朝贡纳、服役，还要从征、戍边。因此，商王对他们的情况非常关心，不断为之求神问卜。而妇好，就很有可能被封在外地并时常回到王都（即现在的殷墟）觐见商王。

癸酉卜，亘，贞生十三月妇好来

贞生十三月妇好不其来（图1-63《合集》2653）

甲骨卜辞中的“生月”，是“下月”[53]。 “十三月”是“殷人早期历法是年终置闰，故闰年有十三月”[54]。《合集》2653两条卜辞，问：“到了下月（十三月）妇好来不来？”表示武丁对妇好的关心。

妇好其来。（图1-64《合集》2654）

这条卜辞问：妇好归还王都么？

学者们分析妇好活动的甲骨记录，并指出商王武丁对妇好的关心和在诸妇当中的重要地位。“有时武丁不在安阳，出游在外，则令妇好往其所在之地。”武丁有多妻，“诸如妇妌等都被封在外地，妇好有时还与他们见面。”妇好还有“向商王贡纳”的义务等，武丁关心“妇好的生育、吉凶病祸以及为之举行祭祀”，妇好死后，甲骨文还有祭祀她的记录。[55]如此等等。

4.小结

以搜寻更多的甲骨文为契机，推动了中国田野考古学在殷墟的草创、形成和发展。（图1-65）而90多年来的殷墟科学考古和研究，不仅发现了大批有地层依据的甲骨文，还把历史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了甲骨学研究领域，推动了甲骨学研究的发展。甲骨学的研究，对考古分期绝对年代的确定和考古遗迹和现象的阐释、解读等，起到了画龙点睛——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作用。

（四）甲骨文与商代社会历史的复原

1.商史刻在甲骨上

甲骨文作为商朝人（公元前13—前11世纪）留下的文字记录，使新史学家因缺乏当时文字的证据，一度把商王朝的历史作为“传疑时代”进行研究的状况大为改观。自甲骨文发现以后，商王朝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篇，现已广为海内外学术界所接受，从而把被“疑古派”大大缩短的我国文明历史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始，上推了五百多年（即自公元前13世纪始）。不仅如此，也为上溯其前曾存在的夏王朝历史提供了坐标（参见表1-7）。

2.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与11卷本《商代史》的完成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虽然商代的典册迄今尚未见出土，但大量商代甲骨文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我们全面系统研究商代社会结构、国家形态、宗教组织、方国征伐、社会经济、习俗与宗教信仰、经济与科技、文化与艺术诸方面第一手资料。经过几代学者的积累与继承，开拓与创新、追求与前进，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复原商代社会历史面貌的大型研究著作——《商代史》（十一卷本）终于在201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图1-67及表1-8）。[57]

（五）甲骨文与汉语史和语言学研究

1.中国最早有系统的文字：文字的溯源与流变

甲骨文距今已三千多年，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有系统的文字。甲骨文本身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是文字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前还应有相当长时间的形成过程——文字形成之源的追溯与探索。

多年以来，在一些仰韶文化遗址，如陕西西安半坡、长安五楼、临潼姜寨、零口、垣头、郃阳莘野、铜川李家沟、宝鸡北首岭、甘肃泰安大地湾等处[58]以及青海乐都柳湾[59]等地，发掘出的陶器上都有刻划符号发现。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60];“对后世文字发明有一定影响，但本身绝不是文字”[61];“某些记号为汉字所吸收，并不能证明它们本来就是文字”[62]。但也有学者认为“结绳、刻木等才是真正的原始记事方法，我们的先民使用过这种方法，后来发展为刻划的标记，逐步具备形音义而形成文字。陶器符号的发展，正反映了这样的过程”[63]。在一些龙山文化遗址，如山东青岛赵村[64]、河南永城王油坊[65]等地也都有刻划符号的发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夏文化的探索取得了很大进展，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也有刻划符号的发现[66]。特别是河南登封县告城镇王城冈遗址发现了已相当成熟的会意文字“共”字等。[67]值得注意的是，“分布在中国东部的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也发现有陶器符号，其形体更接近商周文字，为探讨文字起源投射了新的光明”。“大汶口文化的符号比较端正规整，有象形性，很像后来的青铜铭文。多数古文字学者同意这种符号是文字，因为它们都能依照古文字的规律释读”[68]。甲骨文与大汶口文化、登封告城镇王城冈等地发现的文字是一脉相承的，在我国文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甲骨文基本为象形表意文字，与今天的表意汉字承传之迹可寻。因此，甲骨文是汉语史和语言学研究的第一手可信资料。

（1）仓颉造字传说

仓颉造字是中国古代汉族神话传说之一。仓颉，又称苍颉，复姓侯刚，号史皇氏，轩辕黄帝史官，曾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规范使用，在汉字创造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根据野兽的脚印研究出了汉字，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昌盛做出了不朽的功绩。但学者普遍认为汉字由仓颉一人创造只是传说，他可能只是汉字的整理者，被后人尊为“造字圣人”（图1-68）。今陕西省白水县城西北17.5公里史官村有仓颉墓、仓颉庙。仓颉庙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此外，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也有一处仓颉墓和仓颉庙，表明仓颉造字传说影响之深远和广泛。

（2）结绳记事传说

《易经·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庄子·胠箧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留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周易正义》引《虞郑九家易》:“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图1-69）

（3）刻木为记

刻木为另一种符号语言。史书上也记载我国远古曾有刻木记事的历史事实，如《后汉书》载，“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以为信，虽无文字，亦不敢违。”（图1-70） 《岭外代答》也载：“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云南腾越州志》也提到：“夷有风俗，一切借贷赊用、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唯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无爽。”刻木为记的习俗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发生，逐渐演变为官工的铭刻或名人商品的标记，所谓“物勒工名”，即在所售商品上打上官工的名字或名人的名字。

（4）阴山岩画

早在公元5世纪时，内蒙古境内的阴山岩画就被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所发现。他在著名的《水经注》中对其作了详细的记述，这些记载是世界上对阴山岩画最早的记录。然而在其后的若干世纪里，再无人问津。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才发现了几幅岩画。对岩画的全面考察是从1976年开始的。此后，每年都有许多专家、学者到巴盟境内考察和参观，先后共发现岩画1万多幅，其中做过拍照和临摹的岩画有近千幅。这些岩画不仅反映了阴山地区古代居民的信仰、美学观和世界观，同时也揭示了他们的游牧生活状况（图1-71）。

（5）仰韶文化

以西安半坡遗址为代表的一系列仰韶文化陶器符号，每每成为讨论中国文字起源的出发点。诚然，从陶器符号被发现起，即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城子崖下层的陶片和良渚文化的陶器上，都发现了刻划符号。在甘肃半山和青海马厂两种类型遗址所收集到的陶器上面，也发现过集中彩绘符号。[69]唐兰先生于1933年在为商承祚《殷契佚存》一书作序时，认为瑞典安特生《甘肃考古记》里所载录的辛店期陶器上的彩绘符号，是一种较古的文字，与商周文字属于一个系统。后来他又在1934年出版的《古文字学导论》中重申了这一看法，并根据安特生的假定，把辛店期的年代定在距今4500年左右，并由此推断“中国文字的起源总在六七千年前”。由于辛店陶器及其上的符号并非经过科学发掘出土，当时所推定的绝对年代明显有误，而且辛店类型文化地处“西陲”，故很难以此为基础来讨论中国文字的起源。[70]而西安半坡遗址的情况就与此全然不同。半坡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地区渭水流域的西安东郊，它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认识的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时代最早的一处遗址，而且经过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

半坡遗址的发掘者对该遗址陶器上的刻划符号的重要意义已有充分的认识，在《西安半坡》发掘报告中的《陶器上刻的符号》里，将其所发现的113个刻划符号标本，按笔画形状分为22种。该报告最后写道：“总之，这些符号是人们有意识刻划的，代表一定的意义。……从我国历史文化具体的发展过程来说，与我们文字有密切关系，也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原始形态之一，它映射出我国文字未发明以前，我们祖先那种‘结绳记事’、‘刻木为文’等传说，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71]（图1-72至图1-74）

（6）大汶口文化刻画符号

大汶口文化分布于黄河下游地区，它前承当地的北辛文化后接山东龙山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陶器符号主要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其年代大体与仰韶文化晚期乃至庙底沟二期文化相当。这些符号最初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只有6例5种，其中5例属于陶尊上刻划的符号（图1-75: 4），发现于莒县陵阳河和诸城前寨两遗址中；1例属于陶背壶上用毛笔绘写的朱色符号（图1-75: 5），有的出土于泰安大汶口遗址。这些符号均载于1974年出版的《大汶口》报告中。[72]后来这种刻写的符号在莒县陵阳河、大朱村等遗址又陆续发现[73]，王树明先生一篇论文中对此作了集中的发表[74]。目前在大汶口文化中已发表的刻写的象形符号共有17例9种、绘写的有1例1种，共达18例10种（图1-75）。

于省吾先生在1973年发表的《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在谈到文字的起源时曾将图1-75: 2的象形符号释为“旦”字，认为是由日形、云气形和五峰的山形这“三个构成的会意字”，并由此设想，“当时已经有了由更早的简单独体字演化成的复体字”,“是原始文字由发生而日趋发展的时期”[75]。唐兰先生也先后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将他所见到的几种符号（图1-75: 5）释为“炅”（即的简体字）、“”、“斤”、“戉”、“”等字，并指出这种文字“笔画整齐规则，尤其是三个炅字，出于两地，笔画结构，如出一手，显然，这种文字已经规格化”。他还根据“炅”字有是否从“山”的不同，提出当是“已经有简体字，说明它们是已经很进步的文字”。他认为，“这种文字在大汶口文化区域里已经广泛使用”，由此可将我国的文明时期上推至6000千年前的炎帝、少昊时代。[76]

1986年新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公布后，李学勤先生随即写了一篇较为系统的论文。[77]他在文中，除对唐兰先生已释的陶文作了肯定外，还对新发表的4种陶器符号进行了考释，指出图1-75: 6作斜置菱形的符号，也见于商代甲骨文、金文，用作人名或族名。图表1-75: 7在方形上有一植物形的符号，从丰从土，应释为“封”。图1-75: 10符号，像一种饰有羽毛的冠，或许就是原始的皇。《礼记·王制》:“有虞氏皇而祭。”郑注：“皇，冕属，画羽饰焉。”甲骨文“皇”也是象形，下不从“王”。图1-75: 8、9，被视为同种符号的变异，是不加羽饰的冠。此外，他还就这些符号的性质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总结：第一，同后世的甲骨文、金文形状结构接近，一看就产生很像文字的感受；第二，只见于特定器种，而且在器外壁的一定位置上，与金文在器物上的位置类似；第三，象形而有相当程度的抽象化，不是直接如实的描绘；第四，与装饰性的花纹不同，不能分解为若干图案单元。他强调指出，古埃及文字也是由前王朝时代晚期（约公元前3500—前3000年）陶器上的刻划、绘写、浮雕之类的发展而来的，这些前王朝陶器符号很难证明是表音的，其与后来古埃及文字的联系，也只能从形状结构的相似来论证。

（7）龙山丁公陶文、高邮龙虬庄刻文、澄湖陶罐刻文

①龙山丁公陶文：1992年年初，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实习队在山东邹平县丁公村龙山时代遗址的出土物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件刻有11个书写符号的陶片（图1-76）。据报告说，该陶片（H1235: 2）属“泥质磨光灰陶，为近直壁大平底盆的底部残片，陶片宽3—3.4厘米，长7.7—4.6厘米，厚0.35厘米。于内面刻有5行（竖行）11字，右起第一行为3个字，其余4行每2个字。另外在左上角有一刻划极浅的符号，疑为一字，左下角有一刻划短线伸出陶片之外”。报告认为，陶文“是烧后刻写，并且最大可能是刻写在陶片之上”的，其书体的显著特征是“多为连笔字”[78]。

丁公陶片公布后，经过学者一系列的讨论，其看法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它与古汉字属于同一体系；另一类则鉴于丁公陶文在构形、写法诸方面同殷周古文字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认为它与古文字不是一个系统。这两种意见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意见，即对丁公陶文究竟是否为龙山时代的人所刻写表示怀疑。由于丁公陶文是器物烧好以后才刻上去的，字形和写法上多用连笔，再考虑到发掘灰坑和清洗灰坑陶片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差距，因而担心它是出自参加工作人员的戏作，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种对丁公陶文持怀疑态度的，既有中青年学者，也有老一辈的古文字学家。[79]

丁公陶文问世以后，在日本学术界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此简单介绍几位日本著名学者的观点如下，或对我们的研究有所启示。[80]

松丸道雄：主张将丁公陶文称为“龙山文字”，他虽然不认为甲骨文是由此发展、变化而来的，但认为甲骨文和“龙山文字”具有“远亲”关系，是由同一“祖先”出发在中途分歧了的东西。他说与“龙山文字”的“草书体”相比，甲骨文是楷书体一类的文字，不过“龙山文字”时期，只存在草书体是难以想象的，大概还有别的楷书体。

西田龙雄：将丁公11个陶文与中国纳西族象形文字进行了比较，认为丁公陶片上的符号虽然在形状上看起来像是文字，可是还属于停留在文字形成之前阶段的东西。

伊藤道治：基本的形状，可以看作刻写的是或人或猿、二足而立的东西（图1-77）。从照片上来看，首先浮想起的是殷商甲骨文中山岳神的“神名表”。甲骨文几乎全是商王占卜的记录，但也有所例外，存在着神名表那样的东西。这不是文章，而是像一览表似的并列描绘了山神们的姿态。他指出，在古代，人们都是装扮成这样的神的姿态从事祭祀的。采访的记者问，当时的人们制作神的名单表的动机是什么？他回答说：在殷代，商王通过把那些被置于殷商王朝支配之下的诸地域集团原有神灵的祭祀，网罗为商王自己的祭祀，而在精神上形成了宗教性的纽带，以此来稳定殷商王朝对各地域的支配和统治。在那个时代人们的观念中，人间之战被认为是神与神的战斗。由此若大胆设想，在由南北250米，东西300米的城墙所围起来的丁公遗址中，也许居住着若干集团，为了使相互不要因诋毁彼此的神而引起不和，把11个神的姿态刻在陶片上，从而起着团结的象征作用。他接着说，由于丁公陶片倾向于“神名表”，因而很难认为它是“文字”。在文句中需要有主语、谓语、动词、目的语（宾语）等。特别是具有动词性意味的文字，不是形象性的。在甲骨文中也为抽象性的字体，而丁公陶片所刻的却欠少这些要素。

小南一郎：只发现了一片残的陶片，很难作为符号或文字的决定性证据。如果勉强来说的话，不能说没有文字的可能性，不过若视为文字，也与甲骨文接续不上，有可能是其他系统的文字。

如此等等。通过以上的概括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丁公陶片刻划符号的发现，一方面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另一方面又存在种种问题和疑虑，正像小南一郎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仅仅靠一个残破的陶片，不能成为究竟是符号还是文字的决定性的根据。为此有关“丁公陶片之谜”的解决，还有待于新的发现、新的资料的出土。

②高邮龙虬庄刻文：龙虬庄遗址位于江苏省高邮市龙虬镇，距今7000—5000年前，是江淮地区东部最大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1993年4月至1996年4月，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江淮之间的高邮龙虬庄遗址先后进行了四次发掘。第一次发掘时，于河边采集到一片磨光泥质黑陶盆口沿残片，上有八个类似文字的刻划符号，刻文为两行，左行四个近似甲骨文，右行四个类似动物图形。（图1-78）

这是继山东省邹平县丁公遗址发现距今4200—4100年龙山文化晚期的刻文陶片之后，又一次极为重要的考古发现。该次发掘的情况于1993年9月5日在《中国文物报》做了报道之后，被评为“九三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4年2月6日的《中国文物报》公布评选结果时，对龙虬庄遗址的刻划陶文作了如下介绍：“在遗址上采集的陶盆口沿残片上，有类似文字的刻划符号，对探究中国文字的起源亦十分重要。”1996年3月1日，日本著名甲骨学专家东京大学教授松丸道雄先生以《中国四千年前的文字》为题，在《朝日新闻》上作了介绍，称为中国尚未公开的至宝。2003年，中央电视台网站刊载了题为《江苏考古新发现：高邮陶文早过甲骨文1000年》的文章，称为“目前南京博物院珍藏的这一块从江苏省高邮龙虬庄遗址出土的陶文比甲骨文年代久远上千年，该陶文很有可能是甲骨文的起源”。如此图文并茂的刻文陶片，在中国还是首次发现。在全国展出时，高邮龙虬庄陶文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据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专家考证，龙虬庄这层遗址被划为“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年代“不早于公元前2200年”。

1993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最早研究了高邮陶文的释义。他在1996年《东南文化》第4期上，发表了《谈高邮龙虬庄陶片的刻划图文》一文，称这一陶片“可看作揭示图、文并茂的古代记录之一例，足见它的重要性”。“此片符号似可分为二组，一组四文，另一组作鱼形及动物的图纹，不易辨认。”“第二字……上半颇近禾形，下半是人，象人载禾，则是年字。第一字未明。”“龙虬庄遗物出现粳稻残粒，其时农产物已相当发达，年似是祈丰岁之事。”“顺祝，顺丰年也。”“第三字可释朱，第四字可释尤，朱读为祩。《广雅》：祩，祝也。”“朱尤即祝尤。”“陶片上刻符之外，另绘有四只动物，似怪兽虫鱼之类，不知所指，但必与‘祝尤’有关。”是“古代祝尤巫术之写照”。“朱”与“尤”二字在其下方各加一画，作为指事的习惯，实仍读为本字。

其后，西北大学古文字学家周晓陆教授也在《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上发表了《生命的颂歌——关于释读龙虬庄陶文的一封信》一文。他认为这些陶片上的符号“肯定是文字，且为一段完整文句，丁公陶文也如此”，认为该符号“文化性质为王油坊（造律台）类型龙山文化”。

周教授在文章中将陶片上的符号与甲骨文比较分析。先他把它分作两组，每组四个字，共八个字（参见图1-79）。然后周教授又将甲组左侧的上下两个符号与甲骨文进行比较，认为该两个符号为干支，读为“戊辰”（参见图1-80），干支右侧，上下二字记事。上为会意主体为卧女人形，头（口张）、臂、双腿皆现。甲骨文与之形近的字有：欠、吹、次、既等（参见图1-81）。紧贴妇下身侧为，当为男根形象，甲骨文中有相近之形；此物头前人妇腿间有一刻线，当是指射精。至于后面的大约表示交媾之场所，在汉画象砖交媾图中，有以〇形示意交媾之地，意近。下一字表现头向相反的又一人形，口大张，身着袍，似蹲姿，他缘何踞此、身份如何，只能推测。甲组意为：“戊辰日，某男某女交媾，某女哼卿呻吟，巫师大声作法鼓励多生。”

乙组正好与甲组相颠倒，右侧上下为干支，比甲组清楚，读作“辛未”，可以甲骨文辛未二字作比较（参见图1-80）。辛未距交媾日297天，“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左侧上面一字嘴砂洲就很清楚了，孕妇张口呼号，双腿不时弯曲，母腹中胎儿躁动，此字结构与甲骨文“孕”字相近，又与甲骨文“娩”意近，那也是大开产道，子头欲现的样子（参见图1-82）。乙组意为：“辛未□，某女终于分娩了。产妇在号叫中实现了巫师的祈祝，欢呼吧，歌舞吧”。这是人类生命的颂歌、先民繁衍的礼赞，其中没丝毫今日“扫黄”者所关注的内容，而只有初民文明之鲜明表征。如此等等，我们可真佩服周教授超凡脱俗的想象力！

饶宗颐教授和周晓陆教授的看法截然不同。现在我们不能判断谁的看法更接近历史事实。其实，对商代甲骨文以前时代文字的研究刚刚开始，目前各类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各种符号是文字还是符号很难说，其主要原因当是出土的文物很少，不足作为研究的标本。一个残破的陶片，不能成为究竟是符号还是文字的决定性的根据。因此，商代甲骨文以前文字、符号研究，还期待更多新的发现、资料的出土。

③澄湖陶罐刻文：20世纪70年代之后，考古学界在江苏吴县澄湖出土的一件良渚文化黑陶罐上，发现了4个符号并列刻在罐的腹部（图1-83）。这些符号在结构和书写特征上都十分接近古汉字的风格，因而格外引人注目。

在吴县澄湖发现的四个字陶文，李学勤先生释为：“巫戌五俞”，即“巫钺五偶”，也就是神巫所用的五对钺。[82]陶文上的“‘戌’为良渚文化玉钺之象形”[83]。“五”基本上是记数文字中的通用写法。“个”为“俞”字初文，唐兰先生在《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一文中，对此曾有详细、精辟的考释。[84]而李学勤先生则用古文字的通假对此进一步解释说，这个“个”即“俞”,“在此应读为‘偶’,‘五偶’义即五双、五对”。这四个字中的第一个字符，过去有人称为八角星纹或太阳纹，也有人认为是四角相聚以鱼为图腾的氏族、部落、联盟的族徽。[85]李学勤先生认为它和商周时写作形的“巫”字有渊源关系，故而将此释为“巫”。

陶文“巫戌（钺）五俞（偶）”中将某种钺称为“巫钺”，不禁使人想到余杭反山12号墓出土的编号为100号的玉钺。这件玉钺，玉质优良具有透光性，抛光精致，光洁闪亮。出土时不但完整的组件（包括玉质的钺冠、钺身和钺柄端），而且在钺的两面刃部的上角均有一个人形和兽面相结合的被称为“神徽”的浅浮雕，在两面刃部下角均有一浮雕“神鸟”（图1-84）。雕有“神徽”的玉钺，显然具有更大的巫术力即神力。陶文“巫戌五俞”所指的“巫钺”，大概是这一类玉钺。

（8）陶寺、二里头、王城冈等遗址发现的早期“文”字

①陶寺：陶寺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年代当在公元前2500—前1900年。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

1984年在陶寺居住遗址第Ⅲ发掘区灰坑H3403中，出土了有朱书符号的陶扁壶（图1-85）。这朱书扁壶为残器，存留口沿和部分腹部，正面和背面各有符号。正面的符号与甲骨文中“文”字的形体、结构十分相像，考察过的几位学者尚无提出异议者。而对背面符号的考证上，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如罗琨认为是“易”字，何驽、葛英会认为是“尧”，冯时认为是“邑”等。[86]

②二里头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和自1928年至1937年先后15次对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证实了殷商王朝的存在。对《史记·殷本纪》的肯定，又引发了《史记·夏本纪》也为信史的认识。由此，20世纪50年代考古界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课题。1959年夏，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经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数十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获。1962年夏鼐先生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中说：“1952年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比安阳小屯为早的殷商遗存，后来在郑州洛达庙和偃师二里头等地，又发现了比二里岗更早的文化遗存。这个时期已有了小件的青铜器，陶器中有后来殷代晚期墓葬中所常见的觚、爵的祖型。二里头类型的文化遗存是属于夏文化，还是属于商代先公先王的商文化，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87]。后来他根据新的考古成果又把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并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中认为，继河南龙山文化之后的铜石并用至青铜时代初期的“二里头文化”的具体年代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即属于夏王朝时代[88]（图1-86）。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刻划符号若干例。

③王城冈

197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部门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工作，证实王城冈古堡为东西并列两座。东城因五渡河西移被冲毁，只剩下南墙西段，残长约30米。西墙南段残长约65米，西城的夯土城轮廓基本清楚，四面城墙基础多有保存。西城垣略呈正方形，周长约400米。西城的东墙也就是东城的西墙，南墙长约82.4米，西墙长约92米，北墙东段因水冲损，残长约29米。在城址内还残留着与城墙同期的夯土建筑和其他遗存，如“奠基坑”和窖穴等。王城冈遗址是一处以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为主，兼有裴李岗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商、周时期文化遗存的遗址，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遗址内发现有龙山文化晚期的两座小城堡以及奠基坑、窖穴、灰坑等遗迹。遗址内还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陶器多为砂质或泥质，灰陶较多，此外还有棕陶和黑陶等，并发现了相当成熟的会意字“共”字[89]等（图1-87）。

甲骨文与大汶口文化、陶寺、登封告城镇王城冈等地发现的文字符号是一脉相承的，在我国文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甲骨文与现代汉语文法与语法

甲骨文的文法基本上具备了今日汉语语法的基本要素，是现代汉语语法之滥觞。

甲骨文是殷商时代遗留下来的书面语言，甲骨卜辞即为占卜以后，专以一定的文体格式在甲骨上刻下的相关文辞。甲骨文是中国古代汉语的祖型，汉语文法所包括的文理、文势及句法、语法乃至修辞诸规律之生成，甲骨文当为其开端。如果想研究汉语文法史的滥觞，探索其语法的早期特点和追溯汉语历史的发展演变状况，只有从最早的第一手语言材料甲骨文开始。

甲骨文文法的研究，最早当为1928年何定生撰《汉以前文法研究》[90]一文，开始对卜辞文法进行讨论。其后胡光炜著有《甲骨文例》[91]，该书主要进行卜辞文例的整理，但也涉及文法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92]，指出“卜辞为专门记载贞卜之辞，故叙述只求明晰，文法极为简单。然由文法的随时变易上，也可为划定时期的标准”。不仅如此，还从句法和用辞方面举例作了分析。20世纪40年代张宗骞发表的《卜辞弜、弗通用考》[93]和杨树达发表的《甲骨文之先置宾辞》[94]，则是两篇较早分别讨论甲骨文中否定词或卜辞语法现象的著名论文。但承前启后而全面系统研究甲骨文文法，为后来的研究奠定基础者，当为管夑初和陈梦家两位前辈学者。

管夑初50年代发表的《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95]，从句法和词类两个方面较深入地考察了甲骨语法现象。他认为甲骨文是以殷墟当时的口语为基础的书面语言。从句法来看，句子的结构大部分与现代语法差别不大，句型有主谓结构或省主词的简单句。较复杂的句型则主要为六种：有双宾语句，如“王宾父丁岁二牛”（《萃》306）；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动词表达同一主语的连续行动之连动式句，如“禽往田不来归”（《甲》3479）；有前句形式的宾语兼为后句形式的主语之兼语式句，如“王登五千人征土方”（《通》34）；有用句子形式作主语或宾语的句子，如“贞帝于东方曰析，风曰”（《乙》4548）；有复合句，如“方其来，逆伐”（《通》492），两个分句之间一般不加连词；有综合句，如“令易食，乃令西史”（《通别》1·大龟2），是兼语式加兼语式句型。语序通常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前置于动词前是其变例。疑问句有四种格式：第一，用语调表达疑问；第二，用疑问副词的修饰作用表示疑问，如“丙子卜，今日雨不？”（《乙》435）,“贞今日壬申其雨？”（《乙》3414）,“贞不隹有古？”（《通别》1·大龟3），在句末加一个询问副词或乎，或者在动词前加疑问副词其或隹，表达疑问；第三，列举几个动词相同，主语、宾语或修饰语不同的句子来设问，如“叀新丰用？叀旧丰用？”（《萃》232）,“贞我史弗其方？贞方弗我史？”（《乙》2347）。如此用列举的方式，“虽不设问，疑问的意向明白无遗”（今按，这类句式即所谓正正句对贞、反反句对贞）；第四，列举同一句子的正反两方面来设问，如“贞子渔隹有它（）？贞子渔亡它（）?”（《甲》3660）（著者按，此即所谓正反对贞）

20世纪50年代，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96]中亦辟出“文法”进行专章讨论。他不同意管夑初的词义分类法，而是通过卜辞词位和句子结构分析，把甲骨文中的词类分为名词、单位词（即量词）、代词（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动词、状词、数词、指词、关系词（连词和介词）、助动词九类。陈梦家指出构成卜辞最重要的两种词是名词与动词，名词有通名和专名两大类，通名词又分为五组：

（1）物名：如，人、马、日、雨、牝、鸡、河、室等。

（2）期名：如，祀、岁、旬、月、日、夕、暮、朝、明、旦、昏等。

（3）区位：如，鄙、麓、邑、土、方、东、南、西、北等。

（4）身份：如，王、后、君、侯、田、白、尹、工、卜、史、祖、妣、父、母、兄、公等。

（5）集体：如，族、、众等。

专名词也可分为五组：

（1）人名：如，成、唐、王亥、子渔、卜冉、侯虎、祖甲、高祖亥等。

（2）女字：如，妇某、妣某、母某等。

（3）方族：如，羌方之类。

（4）地名：如，水名、山丘名等。

（5）日子：如六十干支之类。

陈梦家对于卜辞句型的分析，也与管夑初不尽相同，他从不同形式的卜辞所包含的动词为切入点，从而详析了各种卜辞句型，有简单的构句，如“王征夷方”之类，也有复杂的构句，复杂句主要有四式：

（1）条件式：如，“王于庚寅步自衣。”（《萃》1041）

（2）并列式：如，“涉至，射又豕，擒。”（《萃》950）

（3）母子式：如，“登人，乎‘往伐方’。”（《续》3·4·4）

“多子族，令‘从王事’。”（《后下》38·1）

（4）主从式：如，“方出，隹我乍祸”。（《续》3·10·2）

“方来，告于父丁。”（《甲》810）

以上，第一式乃是简单“主—动—宾”形式，中有一个动词，仅把条件加入句中，限制动作的地方、对象或主动的人物。其余三式不止一个动词，并列式乃是相关动作之联系或连续；母子式必有一个母句的动词，通常是“令”“乎”等，引句中的子句是母句动词的宾语，而子句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子句中的主词（多子族）可以移置于母句的主词或动词之前；主从式是因果关系或有条件的并列句，从句是在子句之前，有时可以将这种从句变为主句动词直接宾语，如，“告‘水入’于上甲”（《萃》148）。

管夑初和陈梦家各具特色的甲骨文文法研究，对卜辞中的词类、词性、构词法、句型、句法、语序、语法、最早的修饰现象乃至卜辞语言学的功能和语意环境等一系列基础性专题作了较深入的论断，较坚实地架起了甲骨文文法研究方面的总体构架，也为后来的探讨奠定了具有甲骨学分支学科意义的再考察基础。[97]

出于某种原因，以后多年来随两位学者对这方面研究的中止，语法学研究一度比较沉寂。但青山遮不住。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甲骨资料的全面整理和公布，特别是《甲骨文合集》的出版，甲骨文文法的研究又日益活跃，显现出方兴未艾之势，并且越来越成为甲骨学领域中的热门研究课题之一。

比较年轻学者当中，张玉金教授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整理和考察了商代甲骨文中的语法结构，归纳出甲骨文中的词法、甲骨文中的短语、甲骨文中的句子成分、甲骨文中的单句、甲骨文中的复句、甲骨文中的句类等，2001年写出了《甲骨文语法学》专著，由学林出版社出版。此外，还出版有《甲骨文虚词词典》《甲骨卜辞语法研究》等；而陈年福教授则对甲骨文词汇中数量较多的动词，从历史词汇学的角度，进行了全方位而深层次的研究，2001年完成了《甲骨文动词词汇研究》一书，并由巴蜀书社出版。

（六）甲骨文与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弘扬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域的不少创造发明，是先民在辛勤劳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并不断实践和总结的智慧结晶，成为中华民族值得继承和弘扬的珍贵遗产，也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燿燿发光的文化瑰宝。甲骨文中记载的商代科学技术成就，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的重要依据和源头。

1.农业

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农业就已取得了很大发展。甲骨文记载表明，商代已种植了黍、麦、稻、粟等农作物，并掌握了这些作物的栽培管理和收获贮藏的全过程。有关植物水分生理学知识的记载，要比希腊相关记载要早一千多年。[98]

在商代社会中，农业是一个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是商代社会中经济的主体。这一认识，从古文献记载、甲骨卜辞的有关内容和地下考古出土的遗物所提供的资料中都得到了证实。古文献中有关商代农作物品种的资料，有如下记载：

惰农自安，不昏劳作，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尚书·盘庚上》）

（商人）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尚书·酒诰》）

（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史记·殷本纪》）

（周武王）令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史记·周本纪》）

《诗经·商颂·玄鸟》篇中有“龙旂十乘，大禧是承”句，毛传谓“禧，黍稷也”。从古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商代的谷类作物有粟、黍、稷三个品种名称。而稷是什么作物，农学家们还有不少分歧，或认为黍，或说是粟。“实则可确指的只有粟、黍两种，稷是粟或黍中之一。商代农作物的种类在甲骨文中，古人所称的‘五谷’——粟、黍、稻、麦、菽（豆）等都有了。”[99]

（1）禾（粟）和秫

禾字的本义是指“谷子”，即“粟”，去其皮则称为“小米”。甲骨文中的禾字有两种字形，如下：

（《合集》28231、28232）（图1-88、图1-89）

（《合集》9615、19804、40889）（图1-90、图1-91、图1-92）

裘锡圭先生说“谷子的穗是聚而下垂的，黍子的穗是散的，麦子的穗是直上的。要依靠穗形的不同来区别”，甲骨文中禾字的字形“酷肖成熟的谷子”[100]。禾字在古书中有广狭两义，广义指一切谷类作物，狭义即指粟。在甲骨文中的禾字，于省吾先生认为都是用的广义，“甲骨文中所见的禾都是广义的……甲骨文凡言受某年者，年上一字必为谷类专名，如受黍年，受年，受年是其例，但从未有受禾年者，足见禾不是专名”[101]。

（2）黍和穄

黍字是甲骨文中诸家认识较一致的一个字，且都认为是农作物的一种，即今北方的黍子，又叫作糜子，去皮者俗名大黄米。商代有黍，在河北省邢台曹演庄和藁城台西遗址，已有实物出土。[102]黍字的主要构形是散穗。甲骨文中黍字的字形主要有两种，即有从水（Ⅰ型）与不从水（Ⅱ型）之分：

Ⅰ型：《合集》11、《合集》9937、《合集》9941 （图1-93、图1-94、图1-95）

Ⅱ型：《合集》547、《合集》376、《合集》9949 （图1-96、图1-97、图1-98）

上例Ⅰ、Ⅱ两种字体的字，在甲骨文中出现的次数，仅就《甲骨文合集》所收的第一期农业生产类（第一期农业生产类从9472—10196号，共725版）统计，其中Ⅰ形字出现94次，Ⅱ形字出现77次。在“受年”辞中，言“受Ⅱ形字”体作物之年为55次，Ⅰ形字体作物之年为52次。Ⅰ形字体总体上略多于Ⅱ形字体。它们在卜辞中词位、用法都相同，都有作为名词和动词的性能，只是从水的黍字有作地名用的例子，如《合集》9934“于侯”,《合集》795“在”。而不从水的黍字，从未见有用作地名的例子。现在甲骨学、古文字学界的学者们，都把这两种字体作为一个字，即“黍”字使用，而不再分别。

（3）麦（来）

麦是商代农作物的一种，在考古发掘中已得到证实。在商代早期的都城河南偃师商城和晚期都城安阳殷墟，都发现了小麦的遗存。[103]甲骨文中有麦字，作“”形，诸家释此字为麦，皆无异辞。麦字在甲骨卜辞中有作为农作物和地名两种用义，用为地名的，如：

其田麦，擒（《合集》29396）

王田于麦（《合集》24228）

作地名讲的麦字，其卜辞时代偏晚。或说者以此地为产麦著称，因而遂以此作物为地名。

当农作物讲的“麦”字，最为著名的是文字均缺刻横划的一片《合集》24440。这片甲骨是一块非卜用骨版，上记有两个多月的66个干支，其开头一句作“月一正，曰食麦”。郭沫若考释引《礼记·月令》“孟春之月食麦与羊”为证，认为“食麦”即是食麦子。[104]这一论证已得到普遍赞同，因而可知商代不仅有麦这一作物品种，而且商人还以麦为可食之粮（图1-99）。

（4）—豆

甲骨卜辞中常见“受年”一词，常与“受黍年”对贞卜问，如（图1-100）：

癸未卜，争，贞受年。

贞弗其受年，二月。

癸未卜，争，贞受黍年。

贞弗其受黍年。（《合集》10047）

“”字是一农作物的名称，在甲骨学界已无异议，但这个字指何种农作物，则存有很大分歧。早年罗振玉释此字为“酋”[105]，金祖同释“粟”[106]。陈梦家释为“秬”，认为是制鬯用的黑黍[107]。唐兰释为“稻”[108]，于省吾释为“豆”。豆即古文中的“菽”[109]。比较诸家之说，应以于省吾先生所说较为可信。但“于先生在后来编定《甲骨文字释林》时，大约自认为论证还不够坚实而未收入此字，但他在文中考证所提出来的那些论据，还是有力的”[110]。

豆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在商代之前的夏代，也已经有豆之农作物。在属于夏文化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内，就发现有人工种植的大豆和野生的大豆。在洛阳皂角村的二里头文化层内发现了大豆的样品21个，占该遗址内所出土农作物样品的20.2%，排在第3位，仅次于粟和黍[111]，知豆在当时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5）稻（秜）

稻是我国重要传统农作物的一种，距今一万多年前就发现有栽培稻的遗存。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的古稻，据农学家游修龄鉴定，属栽培稻，此遗址为距今13000年。[112]

甲骨文中与稻有关的一个字为“秜”，目前只见到一条卜辞：“丁酉卜，争，贞呼甫秜于，受有年”（《合集》13505）（图1-101）。

这是第一期武丁时期的卜辞，甫是人名，是商代时期一重要农业区。“秜”字在此条卜辞中是一动词，以为“命令甫在地种秜？”于省吾认为“秜是野生稻的专名”，也通作穞稆。《淮南子·泰族训》有“离先稻熟而农夫耨之，不以小利伤大获也”，高诱注云：“稻米随而生者为离。”何炳棣认为，稆、秜、穞、离是汉以后野生稻的四个同音不同形的字，都是称野生稻。[113]

在《合集》13505片的记载中，既然“甫秜”是指甫去种秜，就是人工种植“秜”，所以在商代“秜”应就不是野生稻的专名，而应是栽培稻在商代时期的专名了。

甲骨文中有一字作“”形，其左旁从余，右旁从秫，宋镇豪先生隶定作从余从禾的字，认为“可能指黏性稻”[114]。这条有关卜辞基本完整，辞为：

丁酉卜，在……艿，甫每。（《合集》37517）

虽然甲骨文中所见秜稻的卜辞只有一条，称作“秜”。但商代有稻，商人食稻当是事实。然而北方不太宜于种稻，因而是以耐旱的粟为主要的种植作物，故商人是以粟为主食的。有学者通过人骨13C、15N同位素的含量，测得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时期人们的食谱情况是，偃师商城的人以食粟为主，安阳殷墟时期的人以食黍、稷为主。[115]这一科学分析，值得我们研究商代农作物品种时加以注意。

（6）高粱

武丁时期卜辞中有“受年”的卜辞，且与“受黍年”“受穄年”同版：

己巳卜，，贞我弗其受穄年。

……弗受年。（《合集》9946/正甲）（图1-102）

己巳卜，，贞我受黍年。

……受年。

贞我受年。

……弗其受年。（《合集》9946/正乙）（图1-103）

从这些卜辞可知，也是一种农作物。甲骨文齐字作形，与此字上部所从相似，陈梦家乃疑此字为《说文》的穧，即稷[116]。袁庭栋等认为字是余字之异体，此字应从田从余，当隶定为畬，应读为，即今日北方种的粳稻[117]。但此字像植于田上穗大而？直的作物，与粟和稻的字形皆不合。裘锡圭疑为高粱，从字形上看此说颇合理。穗大而直的农作物，非高粱莫属。在郑州铭功路西商代制陶遗址二里岗下层二期，编号为102号陶窑的窑箅上，有“类似高粱秆的印迹”[118]。

我国可能是高粱的原产地之一。我国华北地区有一种野生高粱，籽粒成熟后易于脱落，故名为野生“落高粱”。把它与现今栽培的高粱进行穗头比较，发现籽粒从易脱落到不易脱落，穗头由小到大，由松散到紧密等，有规律地变化着。[119]这表明高粱在我国境内黄河流域，由野生变为人工栽培，与新石器时代的发现是相吻合的。所以，商代有高粱当是没有什么可怀疑之事。

根据目前的研究，从甲骨文里辨认出的农作物，主要就是前面所举的几种，即禾、黍、麦、菽（豆）、稻（秜）、高粱。从卜辞所见，有的同类作物，已产生了新种，像粟类、黍类都有黏与不黏的区别，这正是农业技术不断改进的反映。当然，“商代实际种植的农作物，一定比甲骨学家们已经认出的要多，因为甲骨文字被认出来的还不到一半，而有些农作物不一定在商代贵族占卜时提到而被契刻在甲骨上。这是由于甲骨文字是商王和贵族们自己行动而求神问卜后契刻的文字，它并不是社会档案性的记录，故甲骨文的内容是有一定的局限性”[120]。

（7）其他

①垦荒（裒田）

甲骨文有“裒田”的记载。据学者考证，“裒田”即垦新田，垦荒。[121]商王朝行“裒田”的地区，不仅在王国领土内，还到诸侯国境去“裒田”，如《合集》9486，到先侯境地去“裒田”。

癸□ [卜], □，贞令裒田于先侯。十二月。（《合集》9486）

癸卯 [卜]，宾，贞 [令] 禽裒田于京。（《合集》9473）（图1-104）

乙丑，贞王令裒田于京。（《合集》33209）

口卯，贞王今禽 〔裒〕 田于京。（《合集》33220）

②翻耕

甲骨卜辞中翻耕土地称为“田”和“耤田”，以及犁耕。

□□卜，，贞不其受年。

王令众人曰，田其受年。十一月。（《合集》1+《合补》657） （图1-105）

庚子卜，贞王其萑耤，惟往。十二月。（《合集》9500）

已灾，惟懋田，受有年。

……噩旧田，不受有 [年]。（《合集》29004）

③播种

商代如何播种，是散播、点播还是条播？今天没有材料可供研究。他们播种使用什么工具，现今也不能指实。但有一点应是可推断的，即播下的种籽应该要用土覆盖，因为商代草木茂畅，鸟兽繁多，若不复盖，所播下的种籽将成鸟的食物。“在挖有垄沟的田中，有可能是采用点种，因为农业之初，人们播种时是用尖状器将土戳一个洞，随即置种籽于洞中，再用脚将土复上。由这种方式，发展成为点播。所以点种应是比较早的一种播种方法。考古中发现，商代遗址内有大量的骨锥，其用途有可能是点种用的。若骨锥是作播种工具，则商代有可能是实行点播的。”[122]

贞王立黍，受年。一月。（《合集》9525正）

庚辰卜，王，甫往秫，受年。一月。（《合集》20649）（图1-106）

④农田管理

从甲骨卜辞里可以看到，商代农业生产中的农田管理，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甲.除草

商代遗址里出土了不少铜、石、骨、蚌质的铲。铲的作用就是除草。《齐民要术》卷一中说：“养苗之道，鉏不如耨，耨不如铲……以铲地除草。”甲骨文中有一字作形，像双手执铲类工具除草，裘锡圭释为“芟”，甲骨文中迄今只发现一条残辞：

……白……（芟）……田弗……（《合集》10571）（图1-107）

“芟”是祛除田中杂草，《左传》隐公六年“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蕰祟之，绝其根本，勿使能殖”。甲骨文中有、字，从旬从兮，隶写作，卜辞中在之后连以“受禾”或“受年”的词，如卜辞：

惟湿 [田]延受年。（《合集》28228）

癸卯卜，王，其延上盂田受禾。（《合集》28230）

惟湿 [田]延受年。大吉

惟上田延受年。（《屯南》715）（图1-108）

裘锡圭先生认为，其字从旬声，当读为耘，“有可能是指作物生长过程中耘除杂草的工作而言的”[123]。裘先生的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上引这四条卜辞中，每条辞都是关于农业生产并希望获得好年成的内容。

乙.灌溉

凿井技术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已发明。用水井灌溉，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已出现，如河北省邯郸涧沟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两口水井，并发现有沟渠与井口相通，井内遗留有汲水用的陶罐[124]。

甲骨文中有一字作的形，井旁有水流状，隶写作汫字，辞云：

……百汫。（《合集》18770） （图1-109）

应就是灌溉之井或井旁之水流。

丙.治虫

甲骨文有一字，有的字下还从火。像一昆虫形，隶写作，其字像蟋蟀。以往说，此字为表示秋天的“秋”字，谓蟋蟀秋天鸣叫，其声啾啾然，故以其声像指季节之秋。近来有研究者认为此昆虫不是蟋蟀而是蝗虫。[125]这个字在甲骨文中有一种义为“秋天”“秋”，当是没有问题的，如卜辞中常见的“今”“来”的“ 字，只能读成“秋天”的“秋”字，别无他读。但在有些卜辞中，说为“秋天”的“秋”，或“秋收”的“秋”字就扞格难通，如甲骨卜辞中的“宁”一辞：

贞甲申夕至，宁，用三大牢。

贞其宁于帝五玉臣，于日告。

于商宁水。（《屯南》930） （图1-110）

“宁”是向神灵乞求，希冀他们以其神力止息自然灾害或祛除疾病，如上引《屯南》930“宁”与宁水”同在一版占卜，宁水是止息水害之意，那么“宁”呢？

“”字有的下面还从火（如《合集》29715、32968等）。从火，应表示用火烧灭蝗。

贞王令禽今……（《合集》32854）（图1-111）

曾听一河南老人讲，从前蝗灾甚剧，他年轻时常见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民众毕出围打。打下的蝗虫用大麻袋装，一壮汉一日可捕打数麻袋。对这些蝗虫或挖深坑掩埋，或置于火中烧死。甲骨文“”字下有的从火，正是商人用火烧灭蝗虫的方法之一。[126]

⑤收割

商人收割农作物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仅摘取禾穗头；一是连禾秆一起收割。摘取禾穗头之字作形，像以手摘穗状，陈梦家和陈邦怀均释为采，谓其字“像手采禾穗之形”[127]。裘锡圭隶定作，读为。《广雅·释诂三》 “，缩也”。《说文》作,“蹴引也”。段玉裁注云，“就引者，蹴迫而引取之”。裘氏谓“摘取禾穗正是‘蹴迫而引取之’的一种动作”[128]。在甲骨文中，这个字作为动词往往与农作物相连，如卜辞云：

庚辰卜，宾，贞惟王南冏黍。十月。（《合集》9547）

丁亥卜，其秫，惟今日丁亥。（《屯南》794） （图1-112）

上引卜辞是占卜摘取黍、秫的穗头。卜辞还见“出”而“受年”的占卜，如：

惟丁卯出，受年。

暮出，受年。吉

及兹夕出，受年。大吉

于生夕出，受年。（《屯南》345）

⑥脱粒

连秆收割下来的禾稼则不可连秆收藏，因而必先脱粒。商人脱粒的最原始方法当是用手揉搓，或用脚踏踩，或用工具，即用棍棒捶打。甲骨文有“驭釐”一词，釐字作（《合集》29488）、（《合集》27616：图1-113）、（《合集》26899）等形，董作宾谓其字左旁像麦形，并说其字的造字本意云：

釐字右旁之文，乃是持木枝，或有歧，或无歧，皆为用以打麦之物。釐之字，完全表现一种先民打麦时的形状，以“手执木条打麦”为像。麦下加又者，乃“以一手提麦根，一手持条击之，使麦粒下落”，为像更肖。

但是，甲骨文的釐字只有进福、受佑义而无打麦之意。

对此董作宾谓：

许多文字，到了商代已习用他假借的意义而失去原初造字之旨。

由打麦之行动，变为受福佑的釐，其间当也有一定的关联，董先生云：

由打之使麦离秆而下，所以后世引申有分离、坼划之义，由收获即人民受天之佑而年占大有，所以有福佑之义。[129]

这种由棍棒击打禾穗，后世由小棍连排组成“连枷”，今日南方农村还有使用的。商时是否已发明了“连枷”这样的脱粒工具，还不敢肯定。

⑦存贮

我国古代储藏粮食分地上、地下两种。地下储粮情况已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研究，新石器时代最著名的地下储粮遗迹是河北省磁山文化遗址，已发现有88个窑穴，据推算储粮达13万多斤。在洛阳曾发现唐代规模宏大的含嘉仓，是地下大窖，一窖可储粮10多万斤。[130]在商代遗址中，往往发现大批窖穴，有的窖穴中发现有炭化的粮食，是商时也有用地下窖穴储粮的。 《史记·殷本纪》载，商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鉅桥之粟”,《集解》引服虔云：“鉅桥，仓名。”这个“仓”是指地下窖穴还是地上的仓廪，不得而知。地上储粮的建筑称为“廪”，甲骨文字“仓廪”的“廪”字作：

（《合集》583反）、（《合集》9639）、（《合集》5708正）、（《合集》33236、33237）。

其字像今北方农村场院上装谷物的粮仓。仓廪所建之地，主要在王都之南，甲骨文中常有称为“南廪”的卜辞，如：

贞勿省在南廪。（《合集》5708正）

庚寅卜，贞惟朿人令省在南廪。十二月。（《合集》9636）（图1-114）

己酉卜，贞令吴省在南廪。十月。（《合集》9638）

己亥卜，贞惟竝省在南廪。（《合集》9639）

除王都附近的南廪外，在其他地区也设有仓廪，从卜辞可见到有以下一些地区设有仓廪：

王占曰：有祟，、光其有来艰。迄至六日戊午，允有 [来艰]，有仆在，宰在……耨，（夜）焚廪三。十一月。（《合集》583反）（图1-115）

己亥卜，贞令多马亚、、遘、省廪，至于仓侯。从川、从垂侯。（《合集》5708正）

戊寅卜，方不至。之日又曰：方在廪。（《合集》20485）

“方”指敌对的方国，看来这次“方”占领了在地的仓廪。《合集》583反记载和光向王室报告说，仆和宰这两种人在地和另一地方耨草，趁黑夜焚烧了王家的三个仓廪，引起王室很大震动。

为确保仓应安全，王室在仓廪所在地设有兵员守护，并常派人去巡察，上举《合集》9636、9637中的朿人，就是指朿地或朿邑中的人。仓廪都是设有重兵把守的，如《汉书·王莽传》载西汉末农民起义军过华阴，争夺京师仓，发生激烈战斗，农民军“数攻不下”，就是一例。

常被王室派出“省廪”的官员，甲骨卜辞所见多马亚、、遘、、吴、竝、先等，见于卜辞的还有禽、宁、鼓、马等人：

癸巳卜，令禽省廪。（《合集》33236）

惟宁、鼓令省廪。

惟马令省廪。（《屯南》539）

“惟”字使句中的宾词前置，起强调宾词的作用。从上举《合集》5708正的卜辞可见，这次被派去省廪官员有多马亚、、遘、等四位人物，视察时涉过川，经过垂侯地面方才到达仓廪所在的地，“见人众之多和仓库所设之地离王都路途之遥远，是商朝储粮于境内各地，而非只储于王都附近。当然，王都附近的‘南廪’可能是王室最大、最为重要的一处仓廪”[131]。

2.畜牧业

畜牧业同农业一样，是商代的重要经济部门。畜牧业也是商人的传统产业，古书记载商人的祖先最先发明用牛、马为畜力。《世本·作篇》载：“相土作乘马”“胲作服牛”。胲即王亥，是成汤的七世祖。用圈牢饲养牲畜，也与商人有关。《管子·轻重戊》载：“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皂牢即槽牢，槽牢是牲畜的食具，牢是圈栏。商始祖契的五世孙名“曹圉”，即“槽圉”。《说文》“圉”字下云：“一曰圉人，掌马者。”曹圉即养马官之意。文献记载“作服牛”的王亥，曾赶着牛马到有易部落地面上去放牧，结果被杀（见《易·大壮》《楚辞·天问》《山海经·大荒东经》等）。成汤在伐夏桀的战争前，曾用牛羊去拉拢荆伯（《越绝书·吴内传》）、葛伯（《孟子·滕文公下》）。

在甲骨文中，商王祭神用牲畜的数字皆甚巨大，如甲骨卜辞记一次祭祀准备用牛达千头：

丁巳卜，争，贞降千牛。

不其降千牛千人。（《合集》1027正）（图1-116）

郭沫若据甲骨文大量用牲畜祭祀的现象说：“已可断定商代是畜牧最蕃盛的时代”[132]，又说“殷代的畜牧业应该是相当蕃盛的。因为祭祀时所用的牲数很多……但农业却已成为主要的生产了”[133]。

（1）商代的“六畜”

商代畜牧业很发达，后世的马、牛、羊、鸡、犬、豕等所谓“六畜”，甲骨文中都有记载。甲骨文表明，商代不仅驯养并有大量的贮备的“六畜”，而且商王还不时游田、驱车纵马、猎获珍禽异兽以供其享乐，既是对畜牧业生产的补充，也达到了进行军事训练的目的。

马：在商代作为家畜的证据是它已作为畜力拉车。在考古发掘中，马拉车的车马坑已发现不少。[134]而在甲骨文中有记载用马驾车打猎的卜辞，如：

癸巳卜，，贞旬亡祸。王占曰：乃兹亦有祟。若。甲午王往逐兕，小臣叶车，马硪王车，子央亦坠。（《合集》10405正）（图1-117）

商王还注意对匹马的训练，卜辞云：

王弜学马无疾。（《合集》13705）（图1-118）

“马要驾车，必须要经过训练、调教才能使用，‘学马’就是调教马匹使用之能听从使唤。”[135]“学马”即“教马”“驯马”。

牛：商代养牛业当是畜牧业中最重要的一个部门，甲骨文中祭祀时用牛的数量很大，超过所有的其他牲畜数。《合集》1027是用一千头牛举行祭祀的，其次有五百头牛的，还有三百头牛的：

乙亥，内，大 [乙] 五百牛，伐百……（《合集》39531）（图1-119）

登大甲牛三百（《怀特》904）

牛有水牛和黄牛两种，卜辞云：

叀幽牛又黄牛（《合集》14951正）（图1-120）

幽是黑色，指毛色“幽牛”即黑色的牛。甲骨文中还有“勿牛”：

贞燎十勿牛又五鬯（《合集》15617）（图1-121）

胡厚宣说：“勿牛者，即黧黑之牛，即今长江流域或以南最普通之水牛也。”[136]黄牛即今日北方所常见的黄牛。在安阳殷墟水牛（圣水牛）的骨骼有大量发现[137]，黄牛的骨骼也多有发现[138]。说“勿牛”是今南方的水牛当是对的。甲骨文中还有“白牛”：

白牛叀二，有正。

白牛叀三，有正。

白牛叀九，有正。（《合集》29504）（图1-122）

以品种论，牛有水牛、黄牛。以毛色论，牛有黑牛、白牛、黄牛。

羊：羊也是常被用为祭神的牲品，其用量仅次于牛，如：

五百（《合集》20699）

御……大甲、祖乙百鬯百羌卯三百 （《合集》301）

用羊祭祀的牢字从羊，即圈养的一对羊，又称为“小牢”。

猪：商代的猪与牛、羊一样，是重要家畜。甲骨文中猪用于祭祀常见，一次用猪可达百头以上，如：

□□卜，争，贞燎册百羊百牛百豕南五十。（《合集》40507）（图1-123）

“豕”是指经阉割过的猪，“南”与方向的“南”为同一个字，吴其昌认为作为祭祀用品的“南”应是一种牲畜[139]，唐兰释为“”读为“”[140]，郭沫若在《殷契粹编考释》中云“者，《说文》云‘小豚也’”[141]。 “南”即指“小猪”。在甲骨文中小猪又称为“豚”,《说文》云“豚，小豕也”。用于祭祀的量也很大：

贞戎丁百羊百犬百豚。（《合集》15521）（图1-124）

祭祀用猪也讲究毛色，如：

叀豕，王受有佑。（《合集》29544）（图1-125）

叀豕。

叀白豕。

[叀]（《合集》29546）

《合集》29546中的“”后省略“豕”字。“”是指猪的颜色，即黄色。[142]祭牲也讲究猪的公母，如：

丙午卜，御方九羊百白豭。（《天理》300）

庚寅卜，弜取祖庚。（《合集》22045）（图1-126）

豭是公猪，是母猪。这两条卜辞，卜问的是以公猪和母猪作为祭品否。

从甲骨文看，商人祭祀用牲对猪的要求特别讲究，除卜问所用数量外，也还要卜问毛色、大小、牝牡、去势与否，由此可知养猪业当很发达。

犬：犬被人类驯养成家畜的历史很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犬就被驯养成为“人类的朋友”。在商代的墓葬中，无论大小墓，腰坑内多有殉犬的现象。用犬祭祀之数也经常一次上百只，如：

贞戎丁百羊百犬百豚。（《合集》15521）（参见图1-124）

丁巳卜，侑燎于父丁犬百羊百卯百牛。（《合集》32674）（图1-127）

商王向诸侯征收贡纳犬只，如：

……兹氏……二百犬……（《合集》8979）（图1-128）

甲骨文所见用犬最多的一次是三百只：

贞令兹三百犬……（《合集》16241）（图1-129）

祭祀用犬一次可达三百只，贡犬一次多达百只，甚至二百只，因而商代当有专门的犬饲养业，才能供给如此巨大的用犬量。大规模的养犬业，当是商代畜牧业中的一个特殊现象。

象：郭沫若认为商代人已经将象作为饲养对象。《吕氏春秋·古乐篇》称“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战象当为专门饲养的军畜。与饲养象有关的内容甲骨卜辞称“省象”。有商王亲自“省象”的卜辞：

壬戌卜，今日王省。

于癸亥省象，易日。（《合集》32954）（图1-130）

商王还派人去“省象”：

贞令亢省象。（《合集》4611正）

“省”是视察、巡视，只有驯养在一定地点的动物，才可言“省”，如卜辞中的“省牛”（《合集》11171：图1-131）。而野生的动物，如虎、兕、狐等，未见有言“省”的。

鸡：鸡作为家禽在商代早已大量饲养。周武王伐纣，历数商纣的罪状之一就是“牝鸡之晨”（《史记·周本纪》），即听信宠妃妲己干政。从此亦可知商代用公鸡报晓当已是普遍习俗。甲骨中虽无关于用家禽鸡占卜的内容，亦无用其祭祀的记载，可能是家禽登不了商人认为神圣的祭堂。但在甲骨文中有“鸡”字出现，用作地名，是为商王的一个田猎之地，如：

戊申卜，贞王田鸡，往来无。（《合集》37494）（图1-132）

（2）商代的养马业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马是商代奴隶主贵族在战争和狩猎时用于骑、驾的主要畜力。商代奴隶主统治阶级对养马业特别重视，设有专司养马的“小臣”。在甲骨文中，武丁时期战争卜辞及与之交战的方国，远较其后各期为多；而且就在第一期（武丁期）的全部卜辞中，战争卜辞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毋庸置疑，武丁及其后各朝所进行的历次战争中，是需要不少马匹为之役用的。不仅如此，奴隶主统治阶级还要用不少马（或马与车一起）去祭祀祖先或死后随葬；而商王经常的田游，也是驱车纵马，厮役相从，这在甲骨文中不乏记载。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商代的养马业一定很发达。商代的养马业因受国家的重视取得了突出的发展，当时已经掌握了执驹、攻特、相马等改良和培育优良马种的技术。

铜色的马：甲骨文中一个用“金”——铜的颜色表示马色的“鎷”字。“鎷”即铜色的马，形容马色的“金”字即是商代的铜。商代虽是青铜时代的高峰，但青铜主要用于铸造华美、庄严的礼器、乐器、兵器等，极少用于铸造生产工具。铜的颜色、性能虽在日常生活中已为人们所熟悉，但这是一种宝贵的、为广大奴隶可望而不可即的金属。因此，用铜的颜色——“金”来表示马色，说明此马在商代是种比较珍贵的役畜。

辛卯卜，在□，贞……王其步，鎷……（《合集》36984，山东博物馆藏）（图1-133）

该条卜辞为第五期帝乙、帝辛时代的卜辞。卜辞中，“步”为祭名，假为“酺”。[143]意思是，辛卯日卜问，王用铜色的马为步祭的牺牲吗？

白色的马：郭沫若说：“金文用白为白色义者罕见，《作册大鼎》云：‘公赏作册大白马’，仅此而已。”[144]而甲骨文中的白马却颇有几例，现仅举一例以明之：

甲辰卜，，贞奚不其来白马五。（《丙》157）（图1-134）

此为第一期武丁时期卜辞。“奚”为奴隶的一种身份[145]，在此也可能用为管理奚奴的人名。此卜辞意为，甲辰那天，贞人从正反两方面问卜，首先问：“是派奚贡入白马五匹么？”又从反面问：“不是派奚贡入白马五匹吧？”商王看了正面卜问一辞的卜兆后说：“吉利，将会有白马贡来。”

赤色的马：

乙未卜，，贞在宁田……赤马……（《菁》9.15+10.5,《通》732）

癸丑卜，，贞左赤马其（惠），不（棘）。（《铁》10.2） （图1-135）

乙未卜，, 贞贮入赤马，其，不，吉。（《后下》18.8,《合集》28195）（图1-136）

“”字，“左旁从,字一作穗，从禾惠声。疑均假为”[146]；于省吾谓此“通惠”，并谓即朿，“朿有棱廉棘刺之意”。“其惠不吉，言其顺不棘也。不棘谓马之驯顺，无棱廉棘刺，不駻突，利于服驾也。”[147]此说可从，此三辞均为第三期廪辛、康丁时所卜。第二条卜辞为，“癸丑日占卜，贞人问，左边的赤马很温顺不暴烈吧？”第三条卜辞为，“乙未日占卜，贞人问，贮这个人贡来的赤马，很温顺，不暴烈，吉利么？”

深黑色的马：

叀子亡灾。（《合集》37514）（图1-137）

此为第五期帝乙、帝辛时代之卜辞。“从马利声，殆是许书之字，《广韵》同,《汉书·西域传》‘西与犂靬条支接’注‘犂读与骊同’古利丽同音，故字后亦从丽作”[148]。“骊”字《说文》载：“马深黑色，从马丽声”,殆即深黑色的马。这种深黑色的马黄脊者为及小。

叀亡灾。（《合集》37514）

叀小亡灾。（《合集》37514）

戊午卜，在潢贞，王其大兕，叀亡灾，。（《合集》37514）（图1-137）

这些卜辞为第五期卜辞。“”字，唐兰谓：“似以训骊马黄脊为优。”[149]“”字，于省吾说：“应读为窟……窟作动词用，即用窟穴以陷兽。”[150]《前》2.5.7下的卜辞为戊午日占卜，在潢地问，王要用窟穴陷大兕，用马及深黑色黄脊的马（马）去逐赶，没有灾祸么？这一卜应验了，“擒得了大兕”。

杂色的马：

叀并驳。（《合集》36987）

庚戌卜，贞，王□于庆驳 （《合集》36836）

“并”为二者相俱为并。“驳”,《说文》云：“马色不纯。”“驳马”即杂色的马。“庆”为地名。第二条卜辞，卜问，用两匹杂色的马于庆地为祭牲吗？

在甲骨文中，除了铜、白、赤、深黑、黄、杂色来形容马或为马名外，有时还用某种动物来表示马的某些特点，并用此种动物为马命名。[151]

有用鹿来表示马的特点，“”即是。鹿类俊逸温顺，伶俐机敏，奔跑迅速。此种马可能在性格或外形上具有鹿类的某些特点，故名之。

叀亡灾。（《合集》37514）（参见图1-137）

有用豕来表示马的特点，“”即是。豕驯化以后，躯体肥腯，行动迟滞，而野豕凶悍，善于奔突。此辞之马为田猎用，当具有野豕的某些特点，故名。

戊午卜，在潢贞，王其大兕，叀亡灾，。（《合集》37514）（参见图1-137）

有时也用表示马匹外形的专字，“ 即是。“”字旧不识。即《说文》:“也，从马也。”字书所无，其义为马名，以声类推之，疑即骄之或体，《说文》:“马高六尺为骄”[152]，或因此马驱体健壮雄伟，故名之曰骄。

叀小亡灾。（《合集》37514）（参见图1-137）

不仅如此，也有不少表示马的特征或殷王所喜爱好马的专名[153]。如、等。还有：

□于马□迵。（《前》4.47.4）（图1-138）

在此条卜辞中，马做地名。“”者，谓并驾二。[154]此外，还有、、乌等。如：

叀小用。（《福》29）（图1-139）

戍其归乎，王弗每。（《京人》2142）

叀用。（《簋典》62,《续》2.25.11）（图1-140）

叀用。（《福》29）

乙未卜，，贞旧，左其惠，不朿。

乙未卜，，贞□史入，王其惠，不朿。

乙未卜，，贞□子入，王惠。（《后下》18.8, 《龟》2.26.7,《珠》318,《合集》37514）（参见图1-137）

旧、□史等为人名。最后的三条卜辞是，乙未卜问，贞人词：“旧这个人，左马驯顺，不暴烈吧？”又问：“□史贡入的马，王觉得驯顺，不暴烈难驭吧？”最后问：“□子进贡来的马，王和都觉得驯顺否？”

商代的马有上述各种命名，可能是这些不同名目的马在祭祀、戎事或狩猎时有不同的用途与性能。有时商王反复卜问究竟哪匹马适合，原因也就在于此。有关这些卜辞，应是我国最早记载“相马”的文字。我国古代的“相马”，即今天所谓的“马匹外形学”，对马匹优劣的鉴定和优良品种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人民所熟知的相马名家伯乐、九方皋，在战国时期就广为流传关于他们“相马”的故事了。其记载见于《战国策·楚策四》及《列子·说符》等。此外，诸如《庄子》《吕氏春秋·观表篇》等也都提到了一些古代相马的名家。但甲骨文的记载表明，“相马”的开始，要比这些人早得多。[155]因此，作为我国“相马”的滥觞期，应从商代开始，至今最少已有三千年之久。

（3）执驹[156]

每年春天，当母马受孕以后，便将前一年所生的小驹“离之去母”（《大载礼记·夏小正·四月》），以避免马具伤害孕马。这在《周礼》校人、廋人职中，称作“执驹”。有学者认为“执驹便是驯练小马驾车”[157]，这不仅是为了对小马进行调教，使之利于服乘，而且对保证马匹的顺利繁殖也有一定意义。

甲骨文中有“子”（叀子亡灾《合集》37514：参见图1-137）。这当与郿县李村出土《驹尊》盖铭之“骓子”“骆子”相同。据考证，“骓、骆是小马母亲的名字，小马尚未命名，所以称骓子、骆子。”[158]骓子、骆子就是所赐之驹。因此，甲骨文中的“子”当是马所生之驹。驹因才生下不久，尚不能用于服乘，甲骨文中有称子马：

甲辰卜，子马自大乙。（《粹》135）（图1-141）

这里的“子马”当指马的小驹而言。此辞是用小马祭祀。

甲骨文中有隻驹：

□酉卜，角隻 []。角不其隻[]。（《龟》2.12.5 + 2.12.6） （图1-142）

此为第一期卜辞。角为人名。隻字原为以手抓鸟，假为获，有抓而获得之意。此字当即驹之初文。此辞是先从正面词：“某酉日卜，（商王命令）角去隻驹么？”又从反面词：“（商王命令）角不去隻驹么？”“”为象意字，马旁之表示为马之子，

这个名为“角”的人当为商王朝的马官。隻驹就是将马驹抓获，很可能就是“执驹”。商王关心“执驹”，可见“执驹”已成为“马政”中一重要事项；到了周代，“执驹”成为马政中的重典。如《驹尊》铭载：“王初执驹于。”[159]

（4）攻特

随着养马业的发展，为了提高马的利用价值，增强马的任载力以及选择优良品种，最早的马匹去势术也发明出来了。《周礼》校人：“夏祭先牧，颁马攻特。”贾疏云：“攻其特，为其蹄不可乘用者，亦谓騬其蹄者也。”郑司农云：“攻特谓騬之者。”《说文解字》第十（上）騬，“马也”,《广雅·释兽》騬，“攻也”。即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释“攻特”为“割去马势，犹今之骟马”。根据甲骨文中的材料，“攻特”在商代可能就出现了。

在甲骨文中，母马和其他的动物母畜一样，较为常见。一般在畜体旁加一“匕”字（如牝）以表示之。如：

…………（《合集》11050）（图1-143）

□卜□ 〔〕 于□（《合集》11049）（图1-144）

此两条卜辞为第一期。“”字虽稍残，但仍可辨出马形及腹下之匕符，可隶定作“”还有小牝马：

□少□子白□不白。（《合集》3411）（图1-145）

此亦为第一期卜辞。少即小，小即小的牝马。值得注意的是，马和其他畜类不同，甲骨文中未见用“”表示的牡马，即特马。这并不是说商代没有特马，而只能用商代为了提高马的经济价值，大部分都经过去势的处理，只留下了较少的优良特马——种马来解释。动物的去势处理，在甲骨文中也有所反映。如豕去势后写作形。据闻一多的考证，“腹下一画与腹连着者为牡豕，则不连者殆即去势之豕。因此，此字当释为豕”字，其字本义“当求之于经传之椓及等字”[160]。既然别的家畜已进行去势的处理，那么马的去势也不是不可能的。

□酉□ 〔〕。（《合集》11051） （图1-146）

该条卜辞也为第一期武丁时期的卜辞。此辞之字，于马腹下加一形。此形在甲骨文中并不罕见，还有作形者，如，《拾》11.11、《后下》42.5、《京》2458、《金》556、《乙》8909、《京人》3245等。即表示双手所持。形与汉代遗址发现之铁剪形近，但商代遗址迄今尚未发现此形铜质实物，因而很可能为皮条（或绳索）类。我们认为此字可能是表示用绳（或皮条）为索套，将马势绞掉。

因而甲骨文中之字，可能是表示马匹去势之专字。据研究生物学史的学者谈，将风干后的动物筋做成皮条（如农村弹棉花用的弓弦）给动物去势，效果比用刀、剪还好，一直到近代我国农村还沿用此法。

马匹经过去势处理，既可免去牡马对怀孕牝马的伤害，保证马匹的顺利繁殖；还可使马体强壮，增强任载力；同时，可把不纯之劣种淘汰掉，保证优质马种的繁殖。且不谈传说的黄帝时代就已经有了马匹去势的技术，就甲骨文中记载的商代马匹去势术而言，我国采用马匹去势术在世界养马史上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七）商代的医学成就

1.商人已认识疾病

商代医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达到了较细的分科水平。甲骨文有关商人疾病的记载表明，基本上已具有了今天的内、外、耳鼻喉、牙、泌尿、妇产、小儿、传染各科。胡厚宣先生将武丁时期商人认识的疾病种类分为十六种之多。[161]

（1）头病

旬有祸。王疾首，中日羽（雪）。（《前》6.17.7）（图1-147）

此条卜辞问，“一旬中有无祸祟？”结果一旬内果然有祸祟，即王患头疾。且日中降雪。“殷代黄河流域气候，较今日为暖，雪为不常见之事，即偶然降雪，亦多于夜间或昧爽之时。今日中降雪，故殷人以与殷王武丁患头病同视为灾祸之事也。”[162]

甲辰卜，出，贞王疾首，亡。（《后下》7.12）

“亡”读为“毋”,“”即延，该条卜辞问：“商王武丁患头病勿延续吗？”

（2）眼病

贞王其疾目。

贞王弗疾目。（《合集》456正）（图1-148）

贞疾目不。（《拾》20.3）

第一条卜辞，卜问，“商王武丁患眼病吗？”还问“商王武丁弗患眼病吗？”

第二条卜辞的“”同“”，读为“祟”。卜问：“患眼病不至于祸祟么？”此辞或言“‘贞王其疾目’,‘贞王弗疾目’亦均贞殷王武丁之眼疾。或言‘有疾目其延’,‘有疾目不延’，则贞眼疾之是否延续不已”。甲骨文表示商人认为疾病是由祖先造成的灾祸，“或言‘隹（即唯）[且（祖）] 辛王目’则贞殷王武丁之眼病为其祖先祖辛作它”。因而认为祖先给他治愈“或言‘御王目于妣己’则因殷王武丁之眼病而祷祭于先妣妣己也。”其他卜辞中还有“大目不丧明，其丧明”的记录，则表示眼之患病至于丧明，其严重程度可知。[163]

（3）耳病

贞，疾耳，惟有。（《合集》13630）（图1-149）

此条卜辞，卜问：“耳之病是否有作害么？”

（4）口病

贞疾口。（《合集》13642）（图1-150）

此卜问，“口之患病”。

（5）牙病

甲子卜，，贞王疾齿，唯有易（赐）□。（《前》4.4.2）

甲子卜，，贞王疾齿，亡易□。（《前》6.32.1）（图1-151）

第一条是正面卜辞，卜问：“商王武丁患牙病，上帝能赐愈吗？”第二条是反面卜辞，卜问：“商王武丁患牙病不幸而上帝无有能赐愈吗？”所以知当为上帝赐愈者。因从甲骨文观之，殷人之病或原于上帝之降罚，则赐愈疾病者亦必为上帝也。

（6）舌病

甲辰卜，，贞疾舌隹[有]。（《合集》13634正）（图1-152）

“”是武丁时期的贞人名。 “舌”甲骨文作“”，胡厚宣谓：“余以为即舌字。‘羊舌垣’之舌作 盂鼎‘’字偏旁舌作可证。此贞舌患病作它者也。”[164]

贞，疾舌，祟于妣庚（《合集》13635）

（7）喉病

贞有疾言，惟。（《合集》440正） （图1-153）

疾言者，发音嘶嗄，咽喉之病。

丁巳卜，□有疾言，御□。（《后下》10.3）

此贞咽喉患病，御祭于先祖以祈其赐愈。

（8）鼻病

贞有疾自，不唯有。

贞有疾自，唯有。（《乙》6385）（图1-154）

《说文》云：“自，鼻也。象鼻形。”此条卜问：（商王）鼻病，是否有作灾害？

（9）腹病

贞王疾身，唯妣己。（《乙》7797）

“身”甲骨文作“”，象腹形。甲骨文将“孕”字作“”，实际上从身。王疾身，谓殷王武丁患腹病，词条卜问：商王（武丁）的腹病，是否妣己作害？

乙巳卜，，贞有疾身不其。（《乙》4071）（图1-155）

此条卜问：商王患腹病，是否有作害？

（10）足病

贞有疾疋，惟父乙。（《乙》2910） （图1-156）

“疋”作“”，象足形。此条卜问：“某人（指商王）之患足病是否父乙作的害？”

（11）趾病

贞疾止，唯有。（《合集》13683）（图1-157）

“止”作“”，象趾形，即趾之本字。此条卜问：“趾之患病是否有作害？”胡厚宣先生认为趾病，即脚气病。[165]

贞疾止。（《遗》340）

唐兰先生释旬，读为“”或“”,《诗·正月》载：“忧心”,《说文》云：“，忧也。”[166]该条卜辞卜问：“趾之患病是否可忧？”

贞疾止御于妣己。（《库》92）

此条卜问：患趾病而御祭于妣己么？

（12）尿病

贞尿弗其骨凡有疾。（《前》7.21.2）（图1-158）

“尿”字，甲骨文作“”。唐兰先生释为“尿”。字盖像人遗尿之形。此条卜问：“是否有尿疾？”

（13）产病

乙丑卜，贞妇育子亡疾。（《甲》3523）

妇是商王武丁王之妃。此条卜辞卜问：“妇育子不会有生产之病么？”

贞子母（毋）其毓（育）不（死）。（《合集》14125）（图1-159）

“母”应读为“毋”，表示王妃（或后妃）所孕之幼子没生育好，但弗至于死。“此或系孕期过久，或系孕妇临盆得病。”[167]

（14）妇人病

贞妇好不疾。（《后下》11.8）

贞妇好有疾，惟有。（《合集》13714） （图1-160）

这类的卜辞皆表明王妃有病。其中固或有普通之病症，然亦颇能为妇人所特具者，是即所谓妇人病。

（15）小儿病

□妇子疾，不（死）。（《合集》13717）（图1-161）

妇亦武丁之妃。妇子即武丁之幼子。盖殷人与王子之已成年者命之名，称曰某子其初生幼子，因未命名，直呼其生母之名以为别。[168]

（16）传染病

贞有疾年，其（死）。（《前》6.1.5）（图1-162）

此条卜辞卜问：疾疫流行之年或至于死么？此流行之疾疫者，约即传染病之类。

2.世界最早的龋齿的记载

甲骨文卜问疾病的记录，在某种意义上说，应是我国最早的医案。它不仅使我们在研究古代医学时，可以了解殷人所具有的各种有关疾病的知识，而且还可以使我们了解殷人对某些疾病已有的细致、深入的划分。且以口腔科为例，据研究，殷人有关口腔科的各种口腔科疾患分门别类，划分得相当细微。这主要有“疾口”，表明殷人认识了口腔疾病，而不少有关“疾齿”的卜辞，说明殷人常为属于口腔科的齿疾所苦。不仅有一般关于齿疾的记载，还有关于“龋齿”（《合集》13663、17386）的材料。这是我国最古老的有关“龋齿”的记录。殷人的“龋齿”记录，是我国医学史上很有意义的发现。据医学史专家研究，这比我国最早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的龋齿发现于汉初提前了一千多年。而在国外医学史上，古埃及发现龋齿是公元前400—前300年，古印度最早关于龋齿的记载是公元前600年，而古希腊最早关于龋齿的记载是在与印度大体同时的希波克拉迪斯的著作中。而我国早在公元前13世纪的武丁时期卜辞里就发现了龋齿的记载，比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希腊的同类记载要早700—1000年，这是殷人对世界医学宝库所做出的重大贡献。[169]

贞□于妣甲御妇好龋。（《合集》13663正/甲）（图1-163）

此辞是于先妣神妣甲为妇好行御祛龋病之祭。

贞毋御龋。（《合集》17386） （图1-164）

此辞是贞问勿为商王行御除龋病之祭。

3.考古发掘出土的商代药物

1973年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现了作为药用使用的桃仁、杏仁和郁李仁等[170]（图1-165），补充了还没有被我们释读出来的商代甲骨文药物名。据医学史专家研究，“桃仁和郁李仁为两味不同的药物，但在疗效上却有一定相似之处，均能润燥通便和破血。从化学分析得知，它们的种仁均含有苦杏仁甙等药效成分”。遗址中出土的这类蔷薇科植物种子表明，商代已经认识到它们的果实可食用，而种仁可做药物的不同用途，“而且已有将大量坚硬外壳剥去，取其种子储存备用的药物加工措施”[171]。因此，这些药物的发现，补充了甲骨文里还没有被我们认出来的有关商代用药物与各种疾病做斗争的文字记录。

4.甲骨文中的针灸

古代刺病之针，最早大约以石为之，所以古籍中或称石。《战国策·秦策》“扁鹊怒而投其石”，高注“石，砭石，所以砭弹人臃肿也”。因石可以疗疾，所以古籍中又称药石。[172]药石以刺病，刺病曰砭，所以古籍中又称砭石。《说文》“砭，以石刺病也”。砭石治病，必作为针，故又称鍼石。《史记·扁鹊列传》“疾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盐铁论》“所谓良医者，贵其审消息而还邪气也。非贵其下鍼石而钻肌肤也”。鍼石亦作箴石，如《山海经·东山经》“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郭注“可以为砭针，治痈肿者。”鍼石、箴石亦作针石，如《淮南子·说山经》“医之用针石”。古代以石针治病，其起源当在原始社会时期。那时候，因为还没金属的发明，所以只能用石针治病。到了阶级社会发明了金属，刺病的石针，遂以金属针刺代之。商代已经是奴隶社会，青铜冶铸已非常发达，但是否有铁，尚在争论之中。即使有铜，亦尚未能普遍使用。商代刺病之针，一般当仍用砭石或是以青铜制成。

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我国传统的针灸学，甲骨文中就有施用于医疗的最早记载。然而我们一般认为商代人对于疾病，多祷告于祖先祈求神灵之赐愈，却不知他们有什么治病之方法。在丰富的甲骨卜辞中，用药物治疗的记载虽不甚明晰，但以灸刺按摩的方法治疗疾病，似已不成问题。

其。（《乙》 276） （图1-166）

“”即殷。从身从支。[173]“”字左旁从又持“”。“‘’在古文字乃失鏃戈箭之端，像尖锐器，疑即针，‘’表示针之一端，尖锐有刺。‘’字盖像一人身腹有病，一人用手持针刺病之形。”[174]针刺作痛，故殷有痛意。《广雅·释诂》“殷，痛也”。殷亦作慇，《诗经·邶风·北门》“忧心殷殷”,《释文》“本作慇”,《小雅·正月》“忧心慇慇”。《说文》“慇，痛也”。殷又作隐，《易经·豫》“殷荐之上帝”,《释文》“殷京作隐”,《诗经·邶风·柏舟》“如有隐忧”毛传“隐，痛也”。

从古籍来看，针刺的方法，主要是钻刺肌肤。《盐铁论》载：“下鍼石而钻肌肤。”甲骨文中的“殷”字作“”，从身从支，身作, 在这里可以解释为象人身腹患疾臃肿，呈人以铜针或箴石刺之形。

与针刺的“殷”字有关的，还有一个“”字，如：

不其□。（《乙》632）（图1-167）

丁卯卜，争，贞有□。（《乙》6412）

“”字从疒从木，胡厚宣先生释为“，亦即,之作，犹疛亦作，并误作府一样……我意字当像一人卧病床上，从木像以火艾灸病之形”[175]。古代有治病之草谓艾，《诗经·采葛》“彼采艾兮”，毛传“艾所以疗疾”。在《尔雅》中称“艾为冰台”，疏云：“盖医家灼艾灸病，故师旷谓为病草。”从木与从草同，由甲骨文亦作,亦作等可证。

以火艾灼病谓之灸。《素问·异法方宜论》 “其治宜灸焫”，王冰注“火艾烧灼，谓之灸焫”[176]。“灸焫”即“用艾灼烧皮肤”[177]。甲骨文“”字，疑即像一人卧病床上，从木，即像以艾木灸疗之形。

《左传·成公十年》记秦国医缓治病的方法有功、达、药三种。功即灸，达即针，药即药物。这与《急就篇》“灸刺和药逐去邪”相合。由考古发掘和甲骨文字来看，殷人于疾病之治疗，功、达、药三者都具备，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商人医学发达的一面。

5.商代医学成就的新总结

甲骨文中的医学材料虽曾引起不少学者注意，但因材料难于收集，文字难于辨识，故近百年来只有少数学者做过零星研究，至今无人将这宗宝贵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和研究。2008年彭邦炯先生出版了《甲骨文医学资料释文考辨与研究》一书（图1-168），是甲骨文所反映的商代医学成就全面系统总结的新著。

该书是作者在广泛收集甲骨文中的医学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了缜密而精审的考释与研究之作。该书分为：上编、下编、附编。上编为释文与考辨。释文依图版顺序，逐条逐字作出释文；考辨则对相关字词，尤其是与生育、疾病相关而众说不一者，除简介前人论点，汲取各家研究成果外，还结合个人心得体会加以辨析考释。凡引用前人说法，均注明出处，涉及甲骨学的一些基本知识，也顺便予以简介，以便读者检索参考，同时获取更多的甲骨学及相关知识；下编为殷商生育与疾病研究。作者研究在利用大量第一手甲骨文材料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考古、民族、民俗资料及相关医学，对商代生育与疾病中的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和探讨，它是释文考辨的延伸和深入，旨在尽可能地复原商代医学发展的历史，弥补释文考辨难以避免的零碎性。上下两编，互为表里，相得益彰。释文考辨和研究在反复深入研究甲骨材料的同时，除纠正了前人许多漏误、错读外，还多有突破和创新。附编为选片图版，共选原片与拓印本865片，囊括了迄今发现的甲骨资料中有关生育与疾病的所有医学资料。全部选片，均注明出处、分期（断代）。所选甲骨文除分类编排外，同时还附以该片摹本，以便对照，为读者审读提供方便。全书资料翔实，释文精审，辨析简明，对从事中医文献与医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八）甲骨文与中国青铜时代

1.商代是我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

“中国青铜时代包括殷周两代，历时1500余年，传世遗物属于生产工具者很少，但彝器大量出现，且多有铭文是研究中国上古史的珍贵资料。”[178]中国古代的青铜，主要用来制造祭祀用具、生活用具、工具、装饰品，另外也被大量用于制造武器，因为中国的青铜武器的出现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形态的社会组织几乎同时。青铜器一出现，便不仅仅是一种物质资料，而且具有政治、精神等形而上的因素融铸其中。中国青铜器自其产生起，便被赋予了孕育它的那个时代的多样的思想内涵。这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古代中国，“大量的铜器被铸造成青铜礼器。礼器主要用于祭祀等礼仪性的活动场合中，礼器中的大部分实际上又是祭器”[179]。即在青铜器形而上的典雅雄浑和庄严诡密的深处，即一个个青铜器的形而下，还有着深邃的哲理和凝聚着治国理政的礼制。

对祖先与其他神祇的祭祀，是维护商王朝统治阶级政治利益的保障。器以藏礼，在那个时代，青铜器不仅可以标志贵族个人及其家族的等级地位，而且作为礼治的象征物，是当时政治制度的物化形式，一些特殊重要的青铜重器甚至被当作政权的象征。商代是我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其中最著名的司母戊（又称后母戊）大鼎，重达832.84公斤，是我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庄严、雄浑，纹饰富丽、诡秘，是商代青铜时代高度发展水平的反映（图1-16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殷墟出土的青铜礼器已有一千多件，兵器有三千件左右。商代晚期青铜器种类与样式繁多，按器物的用途与功能可分为礼器、乐器、武器、工具、生活用具、装饰艺术品以及杂器等六大类。其中与祭祀、战争有关的礼器、兵器的数量是最多的。历年发现的商代青铜器种类多样，造型多变，纹饰瑰丽，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品（见图1-170）。

2.古人称铜为“金”

据学者统计，周代金文中关于“金”（包括从“金”的字）字，有五十例以上。但在甲骨文中，自1899年以来，只发现有一例从“金”的字：

辛卯卜，在□，贞……王其步，鎷……（《合集》36984）（参见前第103页图1-133）

“鎷”即铜色的马。用“金”色（即铜色）形容马匹的毛色，说明商代人对铜色已有深刻认识，并造出“（金）”形加以概括表意。此金字虽作为偏旁出现，但在十五万片甲骨中仅此一见。原骨现藏山东省博物馆，弥足珍贵。[180]

3.甲骨文有关冶铸的记载

甲骨文中还为我们保存了不少有关商代冶铸材料，如：

丁亥卜，大，[贞] ……其铸黄 [吕] ……作盘……利惟。（《合集》29687）（图1-171）

王其铸黄吕，奠血，惟今日乙未利。（《金璋》511）（图1-172）

以上两条卜辞，前一条是第三期卜辞，后一条是第五期卜辞。据燕耘研究，“黄吕”当“有很大可能像唐兰所推测的那样，是由矿石冶炼而成的铜料块”。“奠血”，即“用牲血祭新造铜器的习俗”。[181]前一条卜是问：“丁亥日占卜，贞人大问，冶铸铜料，铸造个铜盘……吉利么？”后一条是问：“王冶铸铜料铸器，用牲血祭奠，今日乙未这一天吉利么？”商代铸器，直接用炼好了的铜料铸器而不是用铜矿石，这说明了商代炼铜和铸器的场地有的已经分开，反映了商代青铜冶铸业内部有了较细的分工。

4.考古发现的铸铜遗址

考古发掘也完全证明了商代青铜冶炼业内部已有较细的分工。河南安阳殷墟苗圃北地的铸铜遗址，在一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只出坩埚、陶范和陶模等，却不见铜矿石[182]，表明这处遗址所用的原料当是甲骨文称之为“黄吕”的铜料块，即将在别处用铜矿石炼好的铜料块运来，在这里专门熔铸后造器。此外，还在小屯村北、大司空村和孝民屯等地都发现了铸铜遗址。孝民屯铸铜作坊，发现了取土坑，范尼澄滤池、土范晾晒坑和铸造平台等，总面积达一万平方米。

5.商代金属制品的利用

由于商代青铜冶铸业的高度发展和广大奴隶们的智慧和创造才能，除了铜以外，其他一些金属也被认识和使用了。商代黄金已被人们用做装饰品，在河南郑州[183]、安阳殷墟大墓[184]、大司空村[185]、山西保德[186]、河北藁城台西村[187]、北京平谷刘家河[188]等地都有发现（图1-173）；铅制品发现在安阳大司空村的平民墓中[189]；铁在商代发现极少，仅在藁城台西[190]、北京平谷刘家河[191]等地各出土一件形制相近的铁刃铜钺。据光谱分析，尚处在陨铁阶段。

在商代，除了银制品尚未发现外，后世所谓的“五金”中的金、铜、铁、锡都已经被应用到人们的生活中。但是由于自然界金较为稀有，而且熔点很高；铅硬度低，不实用；铁在自然界藏量虽然较大，但熔点很高，当时达到那样的温度还很困难。因此，作为铜、锡合金的青铜，远较其他各种金属优越性大，成为生活中使用较为广泛的金属。直到春秋时，人们还以“美金”称呼青铜，这就是《国语·齐语》所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这说明，经过商、周，直到春秋时期，青铜还是人们主要使用的金属。

（九）甲骨文与商代气象、天文历法的复原

1.商代对气象的观察

商代对气象的观察很是注意，甲骨文中保存不少关于风、云、雾、雨、雷、雪、雹、阴的气象资料。

历代学者当中，最早对殷商时代气候方面作出系统研究的是胡厚宣先生。他在1944年发表的论文《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中，从八个方面进行了论证[192]：雨雪之记载；联雨之刻辞；农产之栽培与收获；稻之生产；水牛之普遍；兕象之生长；殷墟发掘所得之哺乳类动物群；殷代之森林与草原。胡厚宣先生通过这八个方面的论证，“证明了殷代气候远较今日为热，与今日长江流域或更以南者相当”[193]。即三千余年前的殷墟一带地区的气候比现在又热又潮湿。

在甲骨卜辞中，有关气象的卜辞有：

（1）雨：自然现象的卜辞中，关于“雨”的卜辞最多。殷商时代人对雨的认识有进一步不同的区分：

1）大雨：王其鼎有大雨。（《合集》30013）（图1-174）

雨，惟黑羊用，有大雨。（《合集》30022）

2）小雨：其遘雨，兹御，小雨。（《合集》38169）（图1-175）

3）多雨：己卯卜，贞今日多雨。（《英藏》2588）

4）雨疾：贞今夕其雨疾。（《合集》12670）（图1-176）

5）烈雨：贞其亦烈雨。（《合集》6589/正）（图1-177）

于省吾先生在《释》中说：“‘’为‘列’字的初文；‘’读为‘烈’；烈雨犹言暴雨。”[194]

6）足雨：□□卜，黍年有足雨。（《英藏》818）

7）雨：贞不其雨。（《合集》1330） （图1-178）

唐兰先生说：“雨疑与雨同。当释为卣。卣并叚为修，修，长也，久也。盖谓雨之悬长者。”[195]

8）从雨：辛巳卜，，贞呼舞有从雨。（《合集》12831正）（图1-179）

郭沫若先生说：“‘从’当读为‘纵’,‘有从雨’谓有急雨，有聚雨也。”[196]

9）延雨：贞今夕不延雨。（《合集》12788/正）（图1-180）,“延雨”即雨情延绵。

10）各雨：辛巳 [卜]，即，贞今日有各雨。（《合集》24756）（图1-181）

常玉芝先生认为，“各雨”即“格雨”，典籍多训“至”,“有各雨”即有雨至。[197]

11）来雨：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

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合集》12870） （图1-182）

（2）雹：丙午卜，韋，贞生十月雨，其惟雹。

丙午卜，韋，贞生十月不其雹雨。（《合集》12628）（图1-183）

（3）雷：庚子卜，贞兹雷其雨。（《合集》13408正）（图1-184）

（4）虹：庚寅卜，，贞虹惟年。

庚寅卜，，贞虹不惟年。（《合集》13443正）（图1-185）

（5）旱：贞我不旱，一月。（《合集》10178） （图1-186）

（6）云：殷商时代人对“云”的认识如下几种：

1）云雨：贞兹云其雨。（《合集》13385）

2）各云：癸亥卜，贞旬，一月，昃雨自东。九日辛未大采各云自北，雷延，大风自西，剃云率雨。（《合集》21021）

3）二云：燎于二云。（《林》1.14.18）

4）三云：己亥卜，永，贞翌庚子酒……王占曰兹惟庚雨。卜之……雨，庚子酒三云，其既，启。（《合集》13399/正）

5）四云：贞燎于四云。（《合集》13401）

6）五云：惟岳先酒，迺酒五云，有雨，大吉。（《屯南》651）

7）六云：癸酉卜，侑燎于六云六豕卯羊六。（《合集》33273） （图1-187）

于省吾先生将“”认为“嗇”，读为“色”, “三云”就“三色云”[198]。陈梦家先生将“”读为“牆”，假为“祥”即“祥云”[199]。宋镇豪在《夏商社会生活史》中说：“一云至六云，似反映了商人的望云，其所观云的色彩或形态变幻，或有特定的灵性征兆。祭仪主要用烟火升腾的燎祭，兼用酒祭。用牲有犬、豕、羊，凡云数多者，用牲数一般也相应增多。”[200]

（7）雾：□日其雨，至于丙辰雾，不雨。（《粹》819）（图1-188）

（8）雪：□巳卜，贞□日雪。（《前》6.1.3）（图1-189）

（9）风：风有几种区别：

1）大聚风：壬寅卜，癸雨，大聚风。（《合集》13359） （图1-190）

2）大风：辛未卜，王，贞今辛未大风不惟祸。（《合集》21019）

3）小风：不遘小风。（《合集》28972）

4）风：癸未卜，，贞今日不风，十二月（《合集》13344）

5）四方风：东方曰析，风曰

南方曰因，风曰

西方曰，风曰彝

北方曰 [夗]，风曰。（《合集》14294）

（10）暘日：□□,，翌癸卯暘日，允暘日。（《合集》13074甲）（图1-191）

《说文》云：“暘，日覆云，暂见也。”陈梦家先生把“暘”释为“易”，并认为“易日”就是有云的阴天。卜辞所卜“易日、不易日”，皆指某一日的阴与不阴。[201]有关“暘日”的卜辞如下：

丙申卜，王步丁酉，暘日，二月。（《合集》34011）

乙亥卜，，贞翌乙亥酒暘日，乙亥酒允暘日。（《合集》13307）

甲辰卜，翌乙已暘日，乙已允暘日。（《合集》13310）

争，贞翌乙卯其俎暘日，乙卯俎允暘日，昃霧于西。（《合集》13312）

丙申卜，王步丁酉，暘日，二月。（《合集》34011）

贞于来丁酉酒大事，暘日。（《合集》24929）

（11）启：辛未卜，内，翌壬申啓，壬终日霧，二告。（《合集》13140）（图1-192）

陈梦家先生认为，昼晴为启与雨止为霁是有分别的。卜辞中的启指的白昼雨止。[202]有关“启”的卜辞如下：

丁未卜，，贞今夕啓。（《合集》30199）

戊申啓，己允啓。（《合集》30207）

□午卜，乙未侑嵗，啓。（《合集》33967）

2.甲骨文中的日食、月食、星象记录

甲骨文中有关日食、月食和星象的记录，对古代天文学研究和历法定朔很有价值。特别是宾组卜辞中五次月食的天文计算，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商王武丁在位年代，提供了重要参据。

（1）日食记录

乙丑，贞日有食。允惟食。（《合集》33700）（图1-193）

乙巳卜，酒彡其小乙，兹用。日有食，夕告于上甲九牛。（《合集》33696）（图1-194）

庚辰，贞日有食，非祸惟若。

庚辰，贞日食，其告于河。（《合集》33698）（图1-195）

第二条卜辞的，乙巳卜是叙辞，酒彡其小乙是命辞，兹用为用辞，意思是按这次所占卜的事情施行了。日有食以后是验辞一类的记事文字，意思是说，这天日有食了，晚上乃祷告于先公上甲，祭祀时用了九头牛。

第四条卜辞的“若”，学者共识为“顺利”“吉利”的意思。全辞意思是，“庚辰日如果有了日食，不会有祸害会有吉利么？”

（2）月食记录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公认的有关月食记录的甲骨卜辞共有七版，总共记录了殷商时代的五次月食。在此，将商代著名的五次月食记录列举如下：

癸亥，贞旬亡。

癸亥，贞旬亡。

癸亥，贞旬亡。

癸亥，贞旬亡。（《合集》11482/正）（图1-196）

旬壬申夕月有食。（《合集》11482/反）（图1-197）

癸未卜，争，贞旬亡。三日乙酉夕月有食。闻，八月。三（《合集》11485）（图1-198）

癸丑卜，贞旬亡。

癸亥卜，贞旬亡。

癸酉卜，贞旬亡。

癸未卜，争，贞旬亡。王占曰，有祟。三日乙酉夕皿丙戌允有来齿。十三月。（《合集》40610/正）（图1-199）

[七日] 己未夕皿庚申月有食。二（《合集》40610/反）（图1-200）

□□，争，贞翌□申暘日。

之夕月有食。甲雾，不雨。

之夕月有食。（《合集》11483）

[己] 丑卜，宾，贞翌乙 [未酒] 黍于祖乙。 [王] 占曰，有祟，不其雨。六日 [甲] 午夕月有食。乙未酒，多工率条遣。（《合集》11484）（图1-201）

（3）星象记录

殷墟卜辞中的“星”字作“等形。前五个星象为“星”之本字，是象形字。后两个字加声符“”（生）为形声字。[203]“星”字主要出现在宾组卜辞。分析带有“星”字的卜辞，大约有五种[204]:“其星”“不（或毋）其星”“大星”“鸟星”“新星（或新大星）”。

①“其星”和“不其星”

贞今夕其星，在。（《英藏》729/正）

贞翌壬辰不其星。（《合集》11495/正）（图1-202）

贞翌戊申毋其星。（《合集》11496/正）（图1-203）

上述三条卜辞的用法为动词[205]，即分别卜问“夜间会出现星星么？”杨树达先生指出“古人名动同辞，风雨之雨曰雨，降雨也曰雨，星辰曰星，天上见星亦曰星”[206]。杨先生以《韩非子·说林下》:“雨十日，夜星”之“星”字，《说苑·指武》引作“晴”，说明卜辞的“星”字应读为后世的“晴”。

据此，上述三条卜辞分别卜问的是：“今天夜间天会晴么？”“未来壬辰日夜间天不会晴么？”“未来戊申日夜间天不会晴么？”

②“大星”

甲寅卜，，贞翌乙卯暘日。

贞翌乙卯不其暘日。王占曰，翌乙毋雨。乙卯允明雾，乞□，食日大星。（《合集》11506/正、反）（图1-204）

卜辞中的命辞、占辞、验辞，前后相应，内容紧密相接。此条卜辞的命辞为未来的乙卯日是否会阴天？占辞是商王看了卜兆后说，乙日不下雨。验辞为乙卯日果然有雾，大星。按杨树达先生的论证，读“星”为动词“晴”此条卜辞才意思通顺。“大星”就是“大晴”,“大”是形容词，形容天晴的程度，似是夜间天气大晴。

③“鸟星”

丙申卜，，贞来乙巳酒下乙。王占曰，酒惟有祟，其有设。乙巳酒，明雨，伐既雨，咸伐亦雨，施卯鸟星。一。（《合集》11497/正）

乙巳夕有设于西。（《合集》11497/反）（图1-205）

此外，还有同文第二卜之辞：

丙申卜，，贞来乙巳酒下乙。王占曰，酒惟有祟，其有设。乙巳明雨，伐既雨，咸伐亦雨，施鸟星。二。（《合集》11498/正）

乙巳夕有设于西。（《合集》11498/反）

上述两版卜辞同文卜问，未来乙巳日给下乙举行酒祭是否顺利。占辞是商王看了卜兆后说，（乙巳日）举行酒祭会有祸害，将“有设”。接下来的验辞说，乙巳日举行酒祭，天明时下雨，举行伐祭时“既雨”,“咸伐亦雨”，即伐祭结束时又下雨，最后“施卯鸟星”。

“伐”“施”“卯”是祭名或用牲之法。“有设”之“设”，于省吾先生所释，其本意训“施”“陈”，在甲骨文中有两种含义：“一种指自然界的设施兆像言之。当时人们认为，自然界的兆像，甚至鸟鸣，都有吉凶的证验，而此类兆像是上帝有意为之，故以设施而言。另一种指祭祀时的陈设祭物言之。”[207]在此卜辞中的“有设”应是指自然界设施兆像。“既雨”之“既”，意为“尽”“已”，引申为“雨止、雨停”[208]。

那么“鸟星”为何意？《尧典》“日中星鸟”的鸟星（南方七宿），释为星辰之名。若卜辞中的鸟星为星辰之名，与上述两条卜辞意思不通。卜辞命辞中的祭祀对象为“下乙”，验辞中突然换了祭祀对象为“鸟星”？或者说乙巳日天明时下了雨，举行伐祭时雨停了，伐祭结束时又下雨，举行施、卯之祭时出现鸟星了？这与验辞记录的乙巳日白天下雨的气象情况对不上。因此，这里的“鸟星”之“星”也是动词，即“晴”的意思。那么“鸟”呢？常玉芝先生认为，“鸟星”之“鸟”与“大星”之“大”一样，亦有可能作形容词用的，《说文》:“鸟，长毛禽总名也。”段注：“短尾名隹，长尾名鸟”，上述两条卜辞验辞与之结合，说乙巳日天明时下雨，举行伐祭时雨停，伐祭结束时又下雨，到举行施、卯祭时，天才长时间晴了，即“鸟”字“有可能较长时间的意思”[209]。

④“新星”“新大星”

上述所几种“星”字为与气象有关的卜辞，而在甲骨卜辞中也有名词性的“星”，即指“星辰”。

戊申……有设，新星。（《合集》11507）

……未有设，新星。（《前》7.14.1）

[癸亥卜] ……七日己巳夕皿 [庚午] 有新大星并火……（《合集》11503/反）（图1-206）

……大星出南（《合集》11504）（图1-207）

上述所四条卜辞，是指自然界的星象而言，即是指天空中出现了新的星辰。第三条卜辞记录，七天后的己巳日夜间临近庚午日天明时有新大星并火。“新大星”即新发现的大星，“火”即大火星，即心宿二。该卜辞记录商代人观察到在大火星的旁边出现一颗新的大星。第四条卜辞记录在南部天空上出现一颗大星。如将“该卜辞的‘星’读为‘晴’，释成‘大晴出南’辞义就不同”[210]。

3.商代的历法

商代的历法是“阴阳合历”。每年一般分为春秋两季（目前尚未发现有关夏冬两季的记录）。正因为是阴阳合历，所以武丁时期年终置闰，把闰年的最末一个月称为“十三月”（图1-208）；一个月三十天，称为“大月”，有时二十九天，称为“小月”。也有时两个大月相连接，称为“频大月”。

祖庚，祖甲以后，有时出现两个“七月”或“八月”，说明与年终置闰一起，开始有了“年中置闰”法。也有时一年十四个月，学者们认为这是“再闰”，直到西周还在沿用，春秋以后则不见了。[211]

商代以干支纪日，将一个月分为三旬，并将一天分为不同时段，以人文或自然为依据，创造了记时的专名——时称。据学者研究，商代人的一日包括完整的白昼加一个完整的黑夜，即白昼用“日”表示，黑夜用“夕”表示。甲骨卜辞还表明，商人为了更好地安排生产和生活，还对一天内的时间进行时段划分，每段都赋予专门的名称。“时称出现最多的是无名组卜辞，其次是组、宾组和出组。”[212]

（1）旦：指天明之时。

旦不雨。（《合集》29776）（图1-209）

（2）朝：与“旦”时相当。

癸丑卜，行，贞翌甲寅毓祖乙岁，朝，兹用。（《合集》23148） （图1-210）

（3）食日、大食：指朝食，在日出之后至日中之间。

食日不雨。（《合集》29785）（图1-211）

（4）中日、日中：当为一日（即白天）的中午之时。

叀日中有大雨。（《合集》29789）（图1-212）

（5）昃：指未时，即午后二时。

叀昃。（《合集》30835）（图1-213）

（6）郭兮、郭：在“昃”与“昏”之间，实在下午之时。

今日乙郭启，不雨。（《合集》30203） （图1-214）

（7）昏：指日落下，即日入之时。

郭兮至昏不雨。（《合集》29794） （图1-215）

旦至于昏，不雨。（《合集》29781）

“旦”是天明之时，“昏”是日入之时，两者中间包括食日（大食）、中日（日中）、昃、郭兮（郭）四个时段，即该卜辞卜问的是“整个白天六个时段会不会下雨？”

（8）莫（）:“莫”与“昏”一样指日入之时，二者是同一个时辰的两个称呼。

自日,[王受] 佑。

其侑父己，叀莫，王受□。（《合集》27397）（图1-216）

（9）：该字在卜辞中的用法有多种，即作祭名、地名、动词、时称等。[213]指日入之后夜间开始时的时称，即入日之后上灯之时。

叀。（《合集》27052）（图1-217）

（10）住：在卜辞中很少出现，可能是个很少用的时称，大概因其在夜间，故常常用“夕”来代替了。

其侑妣庚，叀入自己夕，福。

叀住。

叀如自, 福。（《合集》27522）（图1-218）

（11）督：宋镇豪“通过考察这个字的辞例及有关文例，同时结合这个字的形音义进行分析，确定它就是今日通行的昼字。本义指立杆度日以定方位，又因立杆度日多行于日中，所以后来成为日中时分的专字”[214]。

叀督。（《合集》30894）（图1-219）

（12）昼：“甲骨文的昼本指立木为表测度日影，大概常常在日中时分进行，所以就成了日中时分的专字。”[215]

甲午卜，鬯……

二卣。

叀牛。

牢。

今日。

□昼。（《屯南》2392）（图1-220）

（13）夙：下半夜至天明前之间的时段。

叀。

叀犂。

叀今夙。

[叀] 旦 []。（《安明》1685）

该版卜辞先卜问用“”举行祭祀，还是用“犂”举行祭祀，再卜问“叀今夙”，还是“[叀]旦 [”。“旦”为日出之时，“夙”在“旦”之前，即仍属于夜间。“今夙”说明夜间的“夙”与日出的“旦”不属于同一天，“夙”时是黑夜的终止时，也是殷人一日的终止时。

综上所述，无名组卜辞中可以肯定是时称的有：旦、朝、食日、大食、中日、日中、督、昼、昃、郭兮、郭、昏、莫（）、、住、夙等共16个时称。[216]其中，旦与朝、食日与大食、中日与日中、督与昼、郭兮与郭、昏与莫分别是一个时辰的不同称呼，也即16个时称表示的是一日一夜的九个时段。殷人一日两食，“食日”“大食”是指上午的早食，没有见到下午晚食的称谓，在他组卜辞中却有见，但学者认为无名组的“郭兮”“郭”就是指晚食（即小食）的称呼。[217]无名组时称将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分成九个阶段，这九个阶段的顺序是：旦、朝—食日、大食—日中、中日、督、昼—昃—郭兮、郭—昏、莫 （） ——住—夙。其中白天由旦、朝至昏、莫（），共六个时段，上午两个，下午三个，中午一个；夜间由至夙，共三个时段，并且三个时称是夜间开始时两个，夜间终止时一个。[218]

4.小结

总之，甲骨文是我国最早有系统文字，与古埃及的纸草、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和古印度的印章文等齐名的世界最早四大文字。甲骨文中保存的大量古代文化信息和传承的中华文化基因，补充了古籍记载的不足，为我国商代历史的重建和古代文化传统的发掘与弘扬做出了巨大贡献。谁要想认识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就必须从甲骨文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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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李宗焜《甲骨文字编》，中华书局2012年版。

[2]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5—78页。

[3]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6—327页。

[4]卞美年：《河南安阳遗龟》,《中国地质学会会志》十七卷一号，1937年。

[5]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页。

[6]参见胡厚宣《殷代卜龟之来源》,《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四册，1944年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石印本，载于《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7]参见胡厚宣《殷代卜龟之来源》,《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四册；亦可参见王宇信《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122页。

[8]参见王宇信《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122页。

[9]参见王宇信《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10]参见胡厚宣《殷代卜龟之来源》,《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四册，1944年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石印本，载于《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11]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后记》,《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1929年，第211页。

[12]参见肖楠《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1期。

[13]以上参见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1929年；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11页。

[14]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1929年。

[15]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页。

[16]参见王宇信《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8页，例图三。

[17]参见王宇信《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9页，例图四。

[18]参见王宇信《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9页，第127页。

[19]参见王宇信《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9页，例图五。

[20]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1929年。

[21]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1929年。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钻凿形态》,《小屯南地甲骨》下册第三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23]有关卜兆的研究成果可以参见张秉权《殷虚卜龟之卜兆及其有关问题》,《“中央研究院”院刊》第1辑，1954年。

[24]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1933年。

[25]郭宝钧等：《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1951年第5期。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146页。

[27]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1933年。

[28]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页。

[29]赵铨、钟少林、白荣金：《甲骨文字契刻初探》,《考古》1982年第1期。

[30]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1933年。

[31]赵铨、钟少林、白荣金：《甲骨文字契刻初探》,《考古》1982年第1期。

[32]彭邦炯：《书契缺刻笔画再探索》,《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中研院”史语所，1998年5月。

[33]彭邦炯：《书契缺刻笔画再探索》,《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中研院”史语所，1998年5月。

[34]董作宾：《〈殷虚文字乙编〉 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年。

[35]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页。

[36]赵铨、钟少林、白荣金：《甲骨文字契刻初探》,《考古》1982年第1期。

[37]任日新：《山东诸城前寨遗址调查》,《文物》1974年第1期，“旦”字从于省吾释。

[38]邵望平：《远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文物》1978年第9期。

[39]董作宾：《〈殷虚文字乙编〉 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年。

[40]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页。

[41]肖楠：《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1期。

[42]参见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 自序》，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8页。

[43]参见林声《记彝、羌、纳西族的“羊骨卜”》,《考古》1963年第3期；《云南永胜县彝族（他鲁人）“羊骨卜”的调查和研究》,《考古》1964年第2期；汪宁生《彝族和纳西族的羊骨卜——再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文物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44]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序》，中华书局1952年版。

[45]参见王宇信《中国甲骨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46]杨善清、杜久明：《中国殷虚——去安阳认识商代文明》，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

[47]郭沫若：《骨臼刻辞之一考察》,《古代铭刻汇考续编》1934年。

[48]胡厚宣：《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一册，1944年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石印本，载于《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49]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 1939年辅仁大学北平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50]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16页。

[51]王襄：《簠室殷契征文考释·征伐》, 1925年天津博物馆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52]王宇信、张永山、杨升南：《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53]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6页。

[54]王宇信、张永山、杨升南：《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55]王宇信、张永山、杨升南：《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56]参见《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86—88页。

[57]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全11卷）于2010年10月至2011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58]参见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59]参见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等《青海乐都原始社会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年第6期。

[60]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之发展》,《考古》1972年第3期。

[61]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62]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

[63]李学勤：《考古发现与中国文字起源》,《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2月。

[64]孙善德：《青岛市郊区发现新石器时代和殷周遗址》,《考古》1965年第9期。

[65]商丘地区文管会等：《1977年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情况》,《考古》1978年第1期。

[66]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67]李先登：《王城冈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及其他》,《文物》1984年第11期。

[68]参见李学勤《考古发现与中国文字起源》。有关大汶口文化的文字性质及社会性质的讨论已编入《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9年版。

[69]参见巴尔姆格伦《半山及马广随葬陶器》, 《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3号1册1934年178—179页；又参见王蕴智《史前陶器符号的发现与汉字起源的探索》,《华夏考古》1994年第3期图二。

[70]参见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注②。

[7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86页。

[72]参见山东省文管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第117—119页。

[73]黄景略：《山东莒县发现我国最早象形文字》,《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年）》，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26页。

[74]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省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

[75]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76]可以参见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兼答彭邦炯同志》,《光明日报》1978年2月23日；《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论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及其陶器文字》，这3篇皆收入《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版；《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时代》,《〈大公报〉 在港复刊30周年纪念文集》, 1978年。此论文抽印本为唐兰先生寄赠，但收到邮件十天以后，唐先生即驾鹤西去。抽印本上留下的唐先生“育信留念”，真成了永久的纪念。王宇信2017年9月改移至此以表纪念。

[77]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1979年。

[78]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79]参见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177页。

[80]参见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8—182页。

[81]周晓陆：《生命的颂歌——关于释读龙虬庄陶文的一封信》,《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

[82]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苏州大学学报》，吴学研究专辑，1992年。

[83]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84]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

[85]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

[86]参见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总2期；何驽《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葛英会《破译帝尧名号，推进文明探源》，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32期；冯时《“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

[87]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考古》1962年第9期。

[88]参见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89]李先登：《王城冈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及其他》,《文物》1984年第11期。

[90]何定生：《汉以前文法研究》,《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集第31—33期，1928年5月。

[91]胡光炜：《甲骨文例》，余永梁手写石印本，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考古学丛书，1928年7月。又中央大学讲义增订本，1939年；又万业馨整理校订本，收入《胡小石论文集第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92]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上册，1935年；又收入《董作宾学术论著》，台湾世界书局1962年版；又单行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五十号之附册，又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2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又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93]张宗骞：《卜辞弜、弗通用考》,《燕京学报》1940年第28期。

[94]杨树达：《甲骨文中之先置宾辞》,《古文字学研究》，湖南大学油印讲义本，1945年；该文经1951年改写后，收入《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54年版；又编入《杨树达全集》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95]管夑初：《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53年版。

[96]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三章；1988年由中华书局再版。

[97]参见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七章第四节“甲骨文文法与语法”。

[98]参见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六章第一节；裘锡圭《甲骨文所见的商代农业》,《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编辑部1985年。

[99]杨升南、马季凡：《商代经济与科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页。

[100]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农史研究》第8辑，1989年版。

[101]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禾、年》，中华书局1979年版。

[102]唐云明：《河北商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10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偃师商城商代早期王室祭祀遗址》,《考古》2002年第7期；徐广德：《近两年来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殷墟发掘70周年学术纪念会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1998年8月。

[104]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上。

[105]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试》（中），东方学会石印1972年版，第72页。

[106]金祖同：《殷契遗珠·发凡》，上海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1939年版，第35页。

[107]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27页。

[108]唐兰：《殷虚文字记》，北京大学讲义1934年，第32—34页。

[109]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

[110]杨升南、马季凡：《商代经济与科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页。

[111]周叔昆等：《中国最早大豆的发现》,《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22日；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表9》，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112]游修龄：《中韩出土引发的稻作起源及籼粳分化问题》, 《中国文物报》2001年10月12日。

[113]何炳棣：《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114]宋镇豪：《五谷、六谷与九谷——谈谈甲骨文中的谷类作物》,《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2期。

[115]张雪莲等：《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考古》2003年第2期。

[116]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28页。

[117]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177页。

[11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页。

[119]吴汝祚：《甘肃青海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120]杨升南、马季凡：《商代经济与科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页。

[121]参见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的农田垦殖》,《考古》1972年第4期；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122]参见杨升南、马季凡《商代经济与科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页。

[123]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

[124]北京大学、河北省邯郸考古发掘队：《1957年邯郸涧沟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

[125]彭邦炯：《商人卜螽说》,《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总第6期）；范毓周：《商代的蝗灾》,《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126]参见杨升南、马季凡《商代经济与科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页。

[127]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36页；陈邦怀：《小屯南地甲骨所见的若干重要史料》,《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

[128]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见《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8页。

[129]董作宾：《释“驭氂”》,《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

[130]余扶危、叶万松：《中国古代地下储粮之研究》,《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总第4期）、1983年第2期（总第6期）。

[131]参见杨升南、马季凡《商代经济与科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页。

[13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7页。

[133]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2页。

[134]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年第6期。

[135]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42页。

[136]胡厚宣：《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甲骨学商史论丛》第二集上册，1945年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石印本，载于《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137]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1949年第4册。

[1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陈列室内，就曾展出一头完整的黄牛骨头。

[139]吴其昌：《殷虚书契解诂》,《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3—6卷，1934—1937年。

[140]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释文》，北京辅仁大学出版社1939年版，第51页。

[141]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 1937年东京文求堂影印本，载于《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142]杨树达：《卜辞求义》,《杨树达论文集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1页。

[143]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 1937年东京文求堂影印本，第16页，载于《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144]郭沫若：《金文余释》,《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

[145]于省吾：《殷代的奚奴》,《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

[146]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 1933年东京文求堂影印本，第156页，载于《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147]于省吾：《释朿》,《双剑誃殷契骈枝》，中华书局2009年版。

[148]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中），东方学会石印本1927年版，第29页。

[149]唐兰：《殷墟文字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页。

[150]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的农田垦殖》,《考古》1972年第4期。

[151]参见王宇信《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5页。

[152]唐兰：《殷虚文字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页。

[153]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页。

[154]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东京文求堂1933年影印本，第155页，载于《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155]商代“相马”的发明，谢成侠先生曾举《通》730片为证。见所著《中国养马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8页。

[156]将马驹抓获，使之离开母马并避免伤害孕马。

[157]李学勤：《郿县李村铜器考》,《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

[158]李学勤：《郿县李村铜器考》,《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

[159]郭沫若：《盠尊铭考释》,《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160]闻一多：《释豖》,《古典新义》载于《闻一多全集》选刊二（下），第54页。

[161]参见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石印本，又载于《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162]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石印本，第3页。

[163]胡厚宣：《殷人疾病考》，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石印本，第4页。

[164]胡厚宣：《殷人疾病考》，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石印本，第5页。

[165]胡厚宣：《殷人疾病考》，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石印本，第6页。

[166]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辅仁大学北平1939年影印本，第41页，载于《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167]胡厚宣：《殷人疾病考》，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石印本，第6页。

[168]参见胡厚宣《殷人疾病考》，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石印本，第7页。

[169]参见周宗岐《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口腔疾病考》,《中华口腔科杂志》1956年第3号。

[170]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管处台西发掘小组：《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1973年的重要发现》,《文物》1974年第8期。

[171]耿鉴庭、刘亮：《藁城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桃仁和郁李仁》,《文物》1974年第8期。

[172]参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173]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殷》，中华书局1979年版。

[174]胡厚宣：《论殷人治疗病之方法》,《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175]胡厚宣：《论殷人治疗病之方法》,《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176]郭霭春主编：《黄帝内经素问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

[177]郭霭春主编：《黄帝内经素问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

[178]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7页。

[179]王宇信主编：《殷墟青铜器》，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180]参见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4—156页。

[181]燕耘：《商代卜辞中的冶铸史料》,《考古》1973年第5期。

[18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183]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184]参见胡厚宣《殷墟发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84页。

[185]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1期。

[186]吴振录：《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

[187]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管处台西发掘小组：《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1973年的重要发现》,《文物》1974年第8期。

[188]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11期。

[189]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1期。

[190]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考古》1973年第5期。

[191]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11期。

[192]参见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石印本）；又参见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33—635页。

[193]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35页。

[194]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1页。

[195]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第19片考释，《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1939年辅仁大学北平影印本）。

[196]郭沫若撰：《殷契粹编考释》第57片考释，《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1937年东京文求堂影印本）。

[197]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29页。

[198]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云》，中华书局1979年版。

[199]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75页。

[200]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2页。

[201]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4页。

[202]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4—245页。

[203]参见李孝定编著《甲骨文字集释》,“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1965年，第2245—2251页。

[204]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205]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206]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释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07]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设》，中华书局1979年版。

[208]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209]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210]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211]据徐宗元《甲骨文所见的殷历》，此文未发表，内容提要见吴绵吉《徐宗元作有关甲骨、金文研究的报告》,《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2期。

[212]参见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三章第三节“殷代的纪时法”，此著作是近年商代历法研究的最新成果。

[213]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214]宋镇豪：《释督昼》,《甲骨学殷商史》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15]宋镇豪：《释督昼》,《甲骨学殷商史》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16]宋镇豪：《试论殷代的记时制度》,《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 1985年。

[217]笔者注：关于“晚食”的内容，参见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第三章第三节“殷代的纪时法”中“组、宾组的时称及其顺序”“出组的时称及其顺序”。

[218]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