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本书的特点 创新之处和必要说明

综合前人研究的优点和缺点，笔者确定了本书研究的主要结构。本书的目的是探究晚清社会主义思潮（广义的社会主义意义上）与传统的关系，因此主要也是通过内生的视角。本书选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康有为和刘师培。首先是因为这两位思想家的社会主义特征非常明显，其次是这两位思想家都受传统影响极深，刘师培是清代扬州学派的殿军和古文经学的代表；康有为是清代今文学派的殿军，因此他们的思想仍在传统的脉络中。探究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传统的关系就比较明确和有意义。晚清“新世纪”派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近代左翼思潮中的地位虽然很重要，但它和清代思想演变的脉络之间的关系比较模糊，所以本书暂且不论。

本书采取内生视角，拟把康有为、刘师培的社会主义思想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的演变脉络中考察，考察他们和清代以及更早的儒学思想之间的源流关系和演变过程。因此本书不会将传统视为僵化的固定的存在，也不会将康、刘等的思想视为同传统完全断裂的关系。但通过总结之前从内生视角探究中国近代社会主义的研究的经验教训，本书并不主张将西方和中国二元对立起来。相反，本书承认，社会主义思潮诞生的思想基础，在中国和西方思想中都是相通的，社会主义首先出现在西方，因此没有必要如同沟口先生那般认为中国思想有独特的“自然法”和社会主义相关联。本书的研究首先从西方社会主义诞生的思想源流出发，探究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其机制关系。并以此为根据，在中国思想中寻找相似的思想基础[34]。所以，本书也不会面面俱到地考察传统，而是着眼于从西方社会主义产生机制中总结的“理想型”，以此为视角考察中国传统。

中国古代曾经有过许多主张平等的乌托邦思想，然而本书认为，康有为和刘师培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其并无关系。因为社会主义思想是对工业社会的回应。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均贫富思想与其并无关系。康有为的“大同”概念也只是对《礼运》的借用，内涵并不一致。所以，本书并不准备将古代乌托邦思想视为晚清社会主义的本土资源。本书认为，传统思想同近代社会主义的亲和，主要是因为传统思想中包含哲学存在论问题在内的更根本问题（而不是传统思想中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思想特质，使其在接触到现代工业社会时，容易与社会主义亲近。

本书通过分析认为，在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具有实践、主张人情自然合理并且具备历史维度的唯物主义思想，尤其是近代英法的唯物主义，是西方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而在中国儒学中，首先在轴心时代的先秦儒学中，其以自然人情为本的情本体论奠定了（同西方唯物主义）相似的基调，而在后来儒学的一支——气一元论儒学，在对理学的反动中，发展出了重视人情、实践，承认历史演化的类唯物主义思想，而清末的康有为和刘师培正是都处在这个儒学流派的思想基础上，对社会主义产生了亲和关系。他们或发展出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或选择性吸收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

在此需要对“气一元论”进行解释，以免读者困惑。“气一元论”有时也被称为“气本论”或“气学”。“气”作为一个儒家存在论的概念兴起于北宋时期。宋代是儒学存在论理论不断完善的时期，“理”和“气”作为儒学存在论的核心概念，究竟谁居于优先地位，在儒学内部不断引起争论。同“理”的先验性和抽象性不同，“气”这一概念和“物质”有相近之处[35]。气一元论儒学同理学、心学类似，各是儒家中的一支，它在北宋张载的思想中滥觞，在明代王廷相等思想家处得以复兴，气一元论的复兴是对居于官方思想地位的程朱理学的理气二元论存在论的反动，是对理学中抽象的“理”的先验性的否定。气一元论的社会政治学说在明清之交的王夫之等思想家处得以完善，在清代的颜元、戴震、章学诚、魏源、龚自珍等思想家那里不断发展，并成为清末康有为和刘师培的思想基础来源。本书的观点是气一元论儒学在社会政治学说上的发展，为晚清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提供了土壤。

需要说明的是，在文献综述部分已经指出，本书并不试图在传统和晚清社会主义的关联中建立充分必要的因果关系。本书认为，正如恩格斯“力的平行四边形合成”的比喻揭示的，晚清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兴原因是多方面的。冲击—反应模式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等各种原因同样存在，只是本书着力于探究其内生因素，但并不忽略外界冲击和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

另外，需要指出，本书作为探究源流和脉络关系的思想史作品，是着眼于知识精英思想的源流和影响的，而不是社会大众思潮特点的研究。这是因为晚清的社会主义思潮仍然是一种精英思潮，在那个年代，社会大众中社会主义土壤是很稀薄的。而对于本书探究的主要对象，即康有为和刘师培而言，他们的思想更是对之前思想精英（如朱熹、戴震、颜元等等）的继承或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