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诗学空间与历史空间：“百草园”的多元层次及研究路径
一 学术史回顾
历经数代研究者的努力，鲁迅研究日益走向成熟。以鲁迅小说为例，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选题的“微观化”：致力于单篇文本挖掘的论文与专著[1]越来越多。鲁迅作品所具有的特殊时空纵深度与复杂性，使单篇文本解读多超越所谓鉴赏式的批评，通往鲁迅世界背后所联结的文学、历史、哲学思潮等交织的广阔世界，文本具有了观照鲁迅世界的视角功能。
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既出现了像《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2]这样以《呐喊》《彷徨》为整体讨论对象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也出现了像《鲁迅〈故乡〉阅读史——现代中国的文学空间》这样被称作“最小的中国新文学史”[3]的论著。后者尝试以短篇小说《故乡》为切入视角，讨论映现在一篇文本“生成过程中的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故事”[4]，容纳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涉及了“许多大文学史未曾涉及或较少涉及的学科领域”[5]，其别致的切入视角引发了学界的持续反响。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狂人日记》，由此开启小说创作。随着鲁迅小说发表进入一百周年，“百年”作为一个研究时段，天然成为反思与总结的契机，经历了百年沉淀的鲁迅小说，也将在“新世纪的文化语境中”经历“意义的不断发现”的过程。[6]例如《狂人日记》百年的讨论[7]，《风波》百年的讨论[8]等，都显示出鲁迅研究中新范式的酝酿。
不同的鲁迅小说文本所呈现的内涵各不相同。近年来，有论者将《明天》置于鲁迅身处的世界文学语境中，辨析其作为“思想小说”的特质；[9]有论者将《长明灯》的写作与1924—1925年溥仪出宫、孙中山北上事件进行勾连；[10]有论者指出《端午节》承载了鲁迅作为启蒙者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在其小说演进脉络占据重要地位；[11]等等，均显现出由单篇文本所蕴含的具体视点窥探鲁迅文学世界的努力。
当鲁迅研究步入经典重读乃至范式重构的阶段后，如何在一片看似有限实则包含丰富可能性的研究领域中找寻新的突破口，成为研究者不断思考的问题。在这一由单篇文本辨析通往鲁迅文学世界所联结的广阔历史空间与时代思潮的过程中，找寻激活经典的路径尤为重要。在鲁迅“周边”的材料中，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作为鲁迅“参照系”的周作人的重要性，周作人日记、周作人的鲁迅回忆文章、《知堂回想录》等成为鲁迅研究者的案头参考书。在这些材料中，周作人的鲁迅“回忆文”[12]，与作为“回忆记”[13]的《朝花夕拾》，在视野上具有重合性，正好为《朝花夕拾》研究提供了一种切入点。
相对于鲁迅研究的整体繁盛，《朝花夕拾》研究可谓“高原”上的“洼地”，其研究现状存在着两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一是“读者十分喜爱”而学界研究相对“冷落”，虽然一直处在学界视野之内，但总体研究状貌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有论者提出，“如果说新时期的鲁迅研究的学术‘记录’大多由中青年学者所创造……那么关于《故事新编》和《朝花夕拾》研究的最高‘记录’则仍由王先生（按：指王瑶）这样的前辈学者保持着”[14]。《朝花夕拾》研究至今未能出现与鲁迅研究其他领域的高水平著作持平的重要专著。
二是自《朝花夕拾》发表、出版九十多年来，学界对它的解读呈现出重复性与分解性特征，讨论大多集中在《朝花夕拾》中的绍兴民俗、审美意蕴、文献意义、传记价值、鲁迅精神历程中反顾与前行的矛盾等话题上。对十篇文本虽均有细读剖析，但正如有论者所概括的：“《朝花夕拾》一般被分解阐释或被当作资料应用，虽常被提起，却鲜有综合、系统的专门研究。”[15]有论者提出《朝花夕拾》研究存在着“被限制在鲁迅文章的语境里，以鲁迅的视角来考虑问题”，“遂把其它背景材料略而不提”[16]的现象。造成这一研究现状的原因，与《朝花夕拾》自身的特殊性有关。长期以来鲁迅研究长于理论论析，但《朝花夕拾》自成理路，很难用既有的理论系统充分容纳。
近年来中日两国学者对《朝花夕拾》中《藤野先生》的研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鲁迅与仙台”学的建立显现出鲁迅研究走向精细与深入的可能。[17]此外，对《朝花夕拾》作为回忆散文文体特殊性的关注、引入记忆学理论来解析文本等工作，也预示着《朝花夕拾》研究酝酿着突破困境的契机，并呈现出可供持续开掘的阐释空间。
学界还提出要以“整本书”的思路来解读《朝花夕拾》，这一概念借用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专门术语”，也延续了王瑶先生在《论鲁迅的〈朝花夕拾〉》中提出的“整体性”思路。[18]但与此同时，研究者又意识到，正如茅盾对《呐喊》新形式的评价，提出鲁迅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19]。将茅盾对《呐喊》的评价“移用到《朝花夕拾》上来，也是颇为贴切的”[20]，即《朝花夕拾》的十篇文本，甚至也包括《小引》与《后记》，实则各具特殊格式，应当分篇解析。
《朝花夕拾》的文类特征，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王瑶谈到了《朝花夕拾》的“文献价值”[21]，一些论者也发挥与细化了这一判断；[22]但这是否意味着《朝花夕拾》不存在所谓“虚构”，对此学界存在不同看法。[23]与此同时，有论者注意到了《朝花夕拾》与鲁迅小说的联结，指出《朝花夕拾》与鲁迅“故乡”题材小说之间的“连续”性。[24]还有论者指出鲁迅自己以“回忆记”[25]来定义《朝花夕拾》的文类，这表明《朝花夕拾》的文类无法以散文或小说、真实与虚构等固有概念进行归属，其自身具有特殊的复杂性。
在《朝花夕拾》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因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而受到重视。与后两篇文章不同的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将回忆者的成长背景置于“百草园”这一地点，“百草园”也可以视作整部《朝花夕拾》的发生背景。
纵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研究史，会发现相当一部分话题是在中学语文教学的框架内进行的。例如有论者曾对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手稿进行研究，其目的是从鲁迅的修改中找寻“叙事状物，抒情言志”的养料，为记叙文的“叙述情节，描写人物”提供启发。[26]在鲁迅研究史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争论相对较少，人们倾向于认定“文章从对‘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对比描述中，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教育制度对青少年的摧残”[27]。显然，这一论述，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并非将“百草园”或“三味书屋”还原到历史语境中，而是着眼其象征意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看作“一篇战斗性很强的散文”[28]，围绕《山东省中学课本语文教学参考资料》中“缺乏阶级观点”，语文教研界曾展开批评。有论者进一步辨析了“百草园”的“乐园”特质，指出其“荒园”气息，所谓童年的快乐其实混杂着恐怖氛围，“百草园”甚至带有一种“牢笼”特征。[29]而鲁迅对于“三味书屋”的态度，究竟是以“讽刺笔墨”描绘塾师寿镜吾，表达对“传统教育的批判”[30]，还是并未对“三味书屋”真正投注批判，[31]也成为值得辨析的话题。
不难看到，即便是被中学语文教学的阅读框架所限定，研究者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解析，仍然存在着两种近乎相反的方向：象征意蕴与求实考辨[32]并存。这提示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乃至《朝花夕拾》的阅读实际上具有两道门槛：每一位具备了中学语文程度的读者，都可以步入这个涉及个人成长的回忆世界；但在这个世界内部，同时隐藏一个对当今读者而言具有相当接受难度的传统文化世界。跨过了后一道门槛，才可以从“百草园”或“三味书屋”的清浅隐喻中走向一个深邃而宽阔的鲁迅精神发源地。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自1931年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后被广泛传诵。由于鲁迅的妙笔，“百草园”从一处台门后园的菜园用地，升华为现代中国童年“乐园”的象征之地与精神“后花园”的隐喻之所。[33]
1949年以后，随着鲁迅的经典化，《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名篇地位被巩固。“百草园”也成为鲁迅回忆空间的“专名”，如周作人所言“不可再移动了”[34]。作为现实语境与历史现场的另一位在场者，周作人对“园”的关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然而，考察“百草园”的起点，会发现“百草园”的诞生本身便是周氏兄弟对话的产物；而这一经典意象生成之后，周氏兄弟围绕“园”的系列对话与不断推衍，才最终使得“百草园”完成了其经典化的历程。
作为一个文学意象，“百草园”绝非读者在接受视野中所看到的凝固于台门后园表层的简单形态，而是在一个动态过程中被拓展为意蕴丰厚的诗学空间与历史空间，它联结着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的周氏家族史，并与明清浙江学术与文学思潮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联。
二 “百草园”的四层意蕴
当一篇作品诞生后，有没有引导、刺激出后续文本，涉及一个文本“再生长”的话题。一般来说，应由作家自己对这一主题进行扩充或补叙。如有论者在谈到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曾指出《狂人日记》的内涵之所以显得“如此丰满”，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此后的作品不断丰富着人们对于它的理解”[35]。鲁迅后来用“一发而不可收”[36]的小说创作，持续阐释了“狂人”的惊人发现。但这一思路用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此文于1926年10月10日在《莽原》半月刊第10期上发表后，它首先对另一位作者的写作产生了提示线索的作用。周作人随后就“百草园”这一题材做了持续发挥，被命名者径直走进了命名者的领地，对于同一地点进行挖掘、翻写，一直延续至其生平最后一部著作《知堂回想录》。
其次，对于命名者自己来说，“百草园”意味着“故乡”题旨的提炼与概括。“百草园”可视作整个《朝花夕拾》的发生背景，而《朝花夕拾》又与《呐喊》《彷徨》存在互文关系，因此“百草园”不仅成为鲁迅回忆空间的象征场景，又可视作“绍兴一角”或“故乡”的地点隐喻。鲁迅晚年对《朝花夕拾》有同主题续写，[37]这些已完成、未完成的实践与构想，提示出“百草园”在鲁迅文学世界中的重要分量。
最后，此文照亮了周氏兄弟此前围绕“故园”主旨展开的写作与文学实践。《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诞生，勾勒出周作人的早年日记、诗文与此文的遥承关系；[38]并呈现出对“故园”乃至“故乡”历史的“发现”，早在民国初年便是周氏兄弟汲汲关注的领域。无论是鲁迅编纂《越郡故书杂集》，整理乡贤著作、抄写古碑等，还是周作人于1915年在《绍兴教育杂志》撰写“读书杂录”专栏，二人对于越中书籍、金石碑文的关注，显现出对“故园”“故乡”精神资源的梳理，早已潜存于周氏兄弟广义的文学实践。
虽然在周氏兄弟“百草园”的同题写作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具有关键意义，但周作人的叙述篇幅更多，且不断拓展、丰富着“百草园”的话题范畴。就二人叙述来看，周作人对这一论题的持续生长至少发挥了三种作用。
周作人认为《朝花夕拾》写得“太少”[39]，作为“百草园”历史空间的另一位“在场者”，他指出了别人没有看到的鲁迅记忆书写中的“留白”。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源源不断地灌注、丰富着“园”的内涵，展现了“百草园”各个层级、不同侧面的历史形态，成为鲁迅文学世界的一位补充者。
其中，周作人在20世纪40年代对于“百草园”的三次集中补充尤为值得关注。一是40年代初以一组题为“桑下丛谈”的短文来谈论其所收集的“越人著作”，有意完成了以“园”为中心的家族文化传统的整理与复原。二是1947年、1948年在老虎桥监狱中写作《儿童杂事诗》，在特殊的历史时空下以故园回眸的儿童诗形态，对鲁迅文本与启蒙主旨进行心境抒怀。三是1948年在《子曰》《好文章》上对于《呐喊》进行评述，在历史转折点上对于鲁迅以“园”为背景的小说进行解说。这一系列的补充，对于鲁迅所塑造的诗学意义上的“百草园”进行了历史本相的还原。
到了20世纪50年代，周作人又集中发表的一批鲁迅回忆文章，可以视作其“百草园”叙述的重头戏。其中，1951年7—8月发表在《亦报》“百草园”专栏的95篇“百草园”杂记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组短文。专栏发表后，周作人又从1949年年底至1951年6月《亦报》“随笔外篇”专栏中选出33篇，辑为“园的内外”；连同1951年5—6月发表的《亦报》专栏“鲁迅在东京”（共35篇），以及1952年1—2月《亦报》专栏“补树书屋旧事”（共15篇），编为《鲁迅的故家》，1953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此后，周作人又接连出版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1954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分为“呐喊衍义”“彷徨衍义”“旧日记里的鲁迅”“学堂生活”四个部分。其中，91篇“呐喊衍义”的前29篇于1952年2—3月在《亦报》上连载，第30—91篇结集前未发表。45篇“彷徨衍义”写于1952年4月，前26篇解析《彷徨》，后19篇涉及《朝花夕拾》，结集前均未发表。25篇“旧日记里的鲁迅”1953年12月28日寄付出版社，[40]24篇“学堂生活”发表于《亦报》专栏1951年10月2—26日。《鲁迅的青年时代》195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除《序》外共有16篇文章。除了上述三集文章之外，20世纪50—60年代周作人还著有大量未收集的鲁迅回忆散篇。
上述资料显示，1951年《亦报》“百草园”专栏实则具有“题眼”功能，此后一系列文章的发表或结集，均可视作定题之后的产物。从“百草园”杂记到“朝花夕拾衍义”，周作人围绕与“园”密切相关的三部鲁迅作品《朝花夕拾》《呐喊》《彷徨》做出逐篇注解，对其间涉及的“人物时地”进行详细说明。鲁迅本文与周作人解说构成了“诗”与“笺”的关系，1950年以后周作人实际上又成了鲁迅作品的一位注释者。究其原因，既有表现时段为清末民初的鲁迅作品与20世纪50年代读者之间“时地间隔”[41]的实际障碍，也有周作人作为当时周氏家族“最年老”[42]的回忆者的客观身份。
而在对“园”的历史细节不断补充、注释背后，更潜藏着周作人对鲁迅文本明确对话意图。回忆者不仅要与不断流逝的时间进行对抗，更要与随着流逝的时间而越发坚如金石的文字相对抗。鲁迅文本的经典性，使得进入老年的周作人不仅要在记忆中打捞出更多历史细节以展现文本背后的多重面相，更要在鲁迅对“百草园”塑形完成之后，以细节形态对定格后的图像进行拼接与重组。[43]由此，周作人又成为鲁迅世界的一位对话者。
由于周作人的系列补充、注释与对话，读者视野中“百草园”成为鲁迅之“园”与周作人之“园”的交相叠映，原典与笺注、文学名篇与历史线索、命名者与被命名者之间互为回声，“百草园”呈现为一种多元、立体的景观。
笔者试图将作为“地点”的“百草园”转换为一种研究视角，其主要原因在于，“百草园”虽然只是区区一园，却具备了特殊的辐射力，它所涉及的时空范围相当广泛。经过周作人的不断回溯与挖掘，鲁迅笔下那片“很大的后园”，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层垒感的历史空间，它至少包含了以下四种意蕴。
一是地点意义上的拓展。它最先指代的是覆盆桥周家新台门的后园，后来又演变成为对周家新台门乃至周氏家族世代聚居地（含新台门、老台门、过桥台门）的代称。在周作人笔下，“百草园”一词还覆盖了新台门所在地东昌坊口的街坊邻里、周氏兄弟乡居时代足迹所至的绍兴乡土。不仅包含周氏兄弟少年时代游玩的“山林田野”，还有许多密布在日常生活各处角落的绍兴本地名胜与亭园：如沈园、赵氏园（省园）[44]、大善寺、开元寺、应天塔、张神殿、曲池等。[45]在这种由“园”到“乡”的延伸推衍中，“百草园”的论题展现出在探讨“周氏兄弟与绍兴乡土”问题上的概括力与辐射性。
二是家族意义上的涵盖。人口众多的周氏家族通过联姻与绍兴其他大家族建立了各式各样的人际脉络。其中，像周氏兄弟的亲祖母来自会稽孙氏、继祖母来自鲁墟蒋氏、大姑奶奶嫁入道墟章氏、大姑母嫁入吴融马氏、小姑母嫁入东关金氏、大姨母嫁入越州阮氏、二姨母嫁入郡城郦氏、大舅父的原配是小皋埠秦氏、小舅父的原配是中望坊沈氏、鲁迅的原配是山阴白洋朱氏，均是绍兴当地的名门望族。此外，像观音桥赵氏、皇甫庄范氏等，周氏家族也均与其有过婚姻关系。从广义的家族人物意义上看，覆盆桥周氏家族内外，还应包含诸如亲祖母的父亲孙继云、兄长孙琥铭、外祖父鲁晴轩、大舅父鲁怡堂、小舅父鲁寄湘、大姨父阮士升、二姨父郦拜卿、大姑丈章锡侯、大姑父马传朱、小姑父金雨辰、大舅母秦曼婠的父亲秦树铦、小舅母沈氏的父辈沈墨庄、姻亲范寅等人物。郡城覆盆桥周氏家族因此成为晚清绍兴士绅阶层的一个缩影。盘根错节的家族联姻及其衍生而来的亲族关系，使得周家的人际圈不可能局限在“百草园”一隅。周氏兄弟自少年时代起便经常到访偏门外跨湖桥、鲁墟、安桥头、皇甫庄、啸唫、小皋埠等地，显现出“百草园”通向了一个彼此之间多有联结的绍兴世族关系网。
三是历史时段的上溯。周作人的“百草园”叙述偏重于对家族史的强调，这使得鲁迅所描绘的诗学意义上的“乐园”图景之外，又隐喻着家族历史。其中，“鬼园”的存在，[46]提示出包括周氏家族在内的越中士族大家，曾于咸丰辛酉年间（1861）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的毁灭性打击，家族人员、经济、典籍等遭受惨重损失。而《越城周氏支谱》由周氏始迁祖逸斋公说起，即明正德元年（1506）开始，“至清末刚是四百年”[47]。作为周氏家族象征之地的“百草园”经历的明清两代的文化背景，成为周氏兄弟成长并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潜在语境。如果说鲁迅笔下的“乐园”所包含的童心、童趣，指向了五四新文化某种生机勃勃的特征；那么周作人笔下“鬼园”的荒凉衰景则描述着家道中落乃至封建社会趋于颓势的历史走向。同一片宅园在二人叙述中的色调差异，隐含着周氏兄弟故园回眸的共同焦虑，以及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换契机。鲁迅的“百草园”从诗学意义上呈现出这一转变脉络中的某种新变，而周作人则从历史脉络上对“园”的历时性维度进行清理。作为“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的知识分子”，周氏兄弟在“百草园”中度过的“金色的童年”[48]，以及他们用一生时间不断整理记忆的过程，使“百草园”成为考察二人对待传统文化复杂态度的一个切入点。
四是作为周氏兄弟文学、学术、思想源头的指认。由于鲁迅小说众多原型人物曾聚居“园”的内外，鲁迅通过对家族人事的细密观察与艺术锻造，将其塑造为文学形象。在人物原型与小说本事的出处、来源意义上，“百草园”无疑可以看作鲁迅文学空间的代名词。鲁迅的学术面貌，如杂学资源、金石趣味、小说史开创之功等，与“百草园”时代所接受的传统教育乃至家族文脉的影响密不可分，“园”又成为周氏兄弟与传统文化遇合的家族文化空间。而当鲁迅的文学与思想被概括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王富仁语）时，这一论断的前提是默认了鲁迅对封建社会文化形态的洞察与彻悟，反叛者本身又是所反叛文化的沉浸者。当鲁迅以《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这类摇撼封建伦理根基（两性伦理与孝道伦理）的长篇论说作为《新青年》上的登场呐喊时，家族中世代累积的牺牲与悲剧，成为其理性雄辩背后的情感隐痛，“百草园”所容纳的传统文化结构由此具有了鲁迅思想形态出发点的意义。
透视“百草园”在地点拓展、家族人脉、历史回溯以及周氏兄弟文学、思想发源地的四种意蕴，会发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显示出由一篇文本通向一个广阔空间的可能性。“百草园”作为一个经典的文学意象具备了丰富的隐喻功能。这种“四通八达”的沟通与指向或许正揭示出鲁迅文本的某种重要特征。
对于鲁迅而言，“百草园”作为回忆场景的整块幕布：“朝花”发自“园”内，“旧事重提”须从生命的起点“园”说起，“百草园”成为鲁迅“朝花夕拾”写作谱系乃至小说《呐喊》《彷徨》的“材源之地”与“典故之园”[49]，对园内园外诸般人事的取景状形成鲁迅文学世界的素材与灵感。对周作人而言，其“百草园”叙述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早年日记诗文中便已出现对“百草园”的书写，完成于1960—1962年的自传《知堂回想录》也以“园”为生平讲述的起点与终点。“百草园”由此成为周氏兄弟故园、故乡题材诸种性质文字的“容器”，甚至可以作为周氏兄弟文学空间的命名。
当“百草园”成为一个被命名、被打磨光滑的文学空间后，辨析周作人在经典塑形的此前与之后的独立书写形态，打开这一层垒的空间，成为探讨的重点。
在周作人早年日记（1898—1901）中，虽然已经出现了“古百草园”[50]“若耶百草园”[51]这样的名称，却与周作人为自己的日记、诗文所起的其他名称——如“秋草园日记”“栟榈老屋日记”“蜬园日记”“天香阁日记”“饮冰室日记”“柑酒听鹂轩笔记”[52]等并立。周作人还为自己的书斋起了各式各样的名字：如“光霁书屋”[53]“绿山野屋”“妒绿山房”“芋园之来服轩”“煮花轩”[54]等。与上述名称相比，“百草园”在当年周作人笔下并无特殊之处。这些命名显现出少年周作人的文人趣味以及对传统文人身份的靠拢。[55]
周作人的“百草园”岁月包含两个时段：一是青少年时代（1885—1906），二是民国初年留学归乡时期（1911年9月—1917年4月）。前一时段因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指涉时代相同，常被纳入研究视野；后一时段虽长达五年零七个月，却并未受到充分关注。民初“百草园”时期可视作周作人的“五四”准备期，这一时段周氏兄弟的书信往来频繁，通过书籍资讯的互通以及碑刻、金石拓片的互换，这一时段的绍兴“百草园”与北京“S会馆”成为两个虽远隔千里却具有精神贯通性的空间。当“S会馆”被看作五四新文学的某个原点进行分析时，其内涵其实还应包含“百草园”。周作人以留日学生的新眼光重新审视故园、故乡，以挖掘历代越郡乡贤的刚毅气脉为肇基未久的中华民国召唤地方性之魂，这也成为后来每一个重大历史时段周作人反顾桑下、重思故园的探索路径。
重新辨析鲁迅提炼的“百草园”的诗学空间，会发现“乐园”特质被过于凸显，与这片家族宅园紧密相连的历史、人伦、文脉、故里等一系列隐含命题因此被密缝在文本深处。初中语文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既为几代中国人所熟悉，又在研究视野中显得易懂而难解。
由于研究者对“百草园”五四新文学特征反复强调，它与前代文学主题的承接关系被遮蔽了。将这篇白话文置于清代以来“家族文学”题旨的延长线上，会发现无论是对传统“家园入梦”[56]主题的延续，还是其本身便是周氏兄弟围绕家族宅园展开的唱和、书写的产物，“百草园”诗学空间内部潜藏着一股未被清理的与长时段中国文学的关联脉络。
三 “整体性”方法的三种拓展
当我们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看成一份从家庭到私塾的个人成长叙述时，或许忽视了“百草园”与“三味书屋”同属于一种文化形态。因“三味书屋”位于寿家台门之内，它既是清末“绍兴东半城”[57]私塾的一个代表，也是覆盆桥思仁堂寿氏台门的代称，它与“百草园”所处的覆盆桥宁寿堂周氏新台门并无本质区别。无论在“百草园”或“三味书屋”，周氏兄弟身处的是同一种文化语境，传统文化是浸透其早年成长环境的基本因素。
从这一意义上说，鲁迅将“百草园”定义为一个“生机勃勃”的“乐园”，对于“百草园”的文化形态来说是一番改写。他站在一个联结过去与现在（也通往将来）的历史转折点上，对过去的生活进行总结回顾，并为“过去”注入了富有生机的现代元素。园中出现的终日玩耍、进入私塾中仍难脱童心烂漫的孩童，可谓是被五四文化语境赋予与追认的现代儿童形象。鲁迅“发现”了“儿童”，并将儿童的动作与声音安置在一个被装饰有现代“乐园”色彩的环境中，对于中国文学“故园入梦”主旨来说是一次新变。
“三味书屋”多被解读成鲁迅构筑的一个可供反思、批判私塾教育乃至传统文化的空间。然而，被反思或批判的对象与“乐园”这一异质空间同属于一种文化土壤，只不过“百草园”所关联的传统语境在鲁迅文本中成为一种未尽之言。
假如以历史为原点而非以鲁迅为原点来解读周作人的叙述，会发现周作人不过是将被鲁迅改写的“乐园”形态进行了复原。他将“乐园”中偶尔闪回的片段：“百草园”的衰败凋景所指向的家族史梳理作为正面铺展的对象，并以揭示“百草园”内外相关典籍的世代积累对“桑下”遥致寄意，勾勒出“百草园”与此前文学传统之间的幽暗联结。这其中，包含着家族文脉、文人唱和、越中结社等一系列话题。
在周作人辛丑年（1901）日记之后，附有一份“柑酒听鹂轩笔记”，这是一份周氏兄弟之间的诗文唱和记录。鲁迅早年诗文如《庚子送灶即事》《莲蓬人》《惜花四律》[58]等，即这份笔记中记载的内容。当时的家族兄弟聚会并不仅限于周氏兄弟之间。周作人日记中还记载了两次周氏家族内外的兄弟聚会，大姨父、二姨父、大舅父、小舅父家的诸位表兄弟曾相聚一处，[59]他们的年龄、功名、职业等也被周作人一一记录。与周氏兄弟一样，阮氏兄弟、郦氏兄弟、鲁氏兄弟等几位“从堂中表”兄弟均已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具备了相当的学养，其中几位已经考取了秀才。将周氏兄弟的早年诗文创作置于这样一个家族兄弟文化水准集体展现的框架内，会发现鲁迅的“百草园”书写与家族内外兄弟诗文唱和的传统具有承接关系，家族文学成为潜藏在鲁迅文学主题中的隐晦脉络。倘若将《知堂回想录》中提及的年代更早的“娱园”与“百草园”进行并举，会发现从太平天国战后“皋社”文人雅集、“诗巢”[60]重建，到“百草园”的“家声”[61]重振之间存在一种隐形联结。将周氏兄弟的文学与思想置于浙东文脉的延长线上，则“百草园”的命题指向了重溯“五四”源头的另一种路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现代文坛“双子星座”[62]的周氏兄弟，其文学实践的展开本身便是家族文学的现代延展与变形。鲁迅改写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故园入梦”主题，升华并改造了传统士大夫的宅园意境。周作人则以“苦雨斋”的终生实践复原出一个古老“百草园”的书香理想。他曾用一枚鲁迅抄录过的王继香四十八字印作为自己“桑下”系列的结语。这枚奇特的印章上写有“好金石，及图谱，懒读书，好藏弆，祝长恩，永呵护，辟水火，驱蟫鼠，传子孙，俾学古”[63]，这样的文字与鲁迅早年“祀书神长恩”[64]的用语、意境非常相似。用周氏兄弟私人印章的方式，去封存、镌刻周作人自己有关家族永继、书香悠长的文人理想，这使得周作人的“百草园”书写交织了周氏兄弟的双重经验与痕迹。这提示研究者注意，对于鲁迅研究来说，周作人文学的意义值得重新思考。
反观周氏兄弟研究的习惯思路——在一种平行比较中对二者进行褒贬抑扬或异同辨析，会发现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对二人作为“文学共同体”的交集与重叠有所忽视。二人均经由对方来显现自我，或将对方镶嵌入自己的文本中，这样的例证并不少见。[65]由于鲁迅研究的主导局面，笔者暂且只从鲁迅的视角进行推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周作人其实是鲁迅的另一种可能性。
“百草园”作为一个文学史的话题，提供了将周氏兄弟作为“文学共同体”进行合观的一种实践。早在王瑶完成于1983年的《论鲁迅的〈朝花夕拾〉》中，便强调了《朝花夕拾》实为“有机的整体”，应“从总体上把握此书的意义、价值和特色”[66]。如论者所言，这一论断“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确定了《朝花夕拾》研究所必要的整体性视野和架构”[67]。“整体性”原则不仅适用于《朝花夕拾》，也适用于鲁迅小说乃至不同时期的所有文本。近年来，有论者分析“《呐喊》的互文性”[68]、提出“鲁迅的‘彷徨’叙述”[69]、探究“鲁迅为何没多写小说”[70]等，均贯穿了对鲁迅文本整体性与互文性的理解。
由于“百草园”这一概念涵盖了《朝花夕拾》的文本范畴，对这一话题的探讨必然牵涉《朝花夕拾》的“整体性”方法，但又做了进一步拓展，具体来说可分作三个方面。
一是由于书写对象的同质性，《朝花夕拾》与《呐喊》《彷徨》乃至部分《野草》可视为一个整体，由此打通鲁迅文本的内部空间。在鲁迅的自我表述中，《朝花夕拾》是抄录记忆的产物，[71]而《呐喊》的“来由”也是“苦于不能全忘却”的“回忆”[72]，至于《彷徨》卷首引用《离骚》中“朝发夕至”[73]的意蕴则与稍后结集的《朝花夕拾》在题旨上即有所联结。周作人则以事实为参照，指出了《呐喊》《彷徨》的“自叙”元素，[74]并总结了《朝花夕拾》的“自述”[75]特征、将《野草》中收入的“朝花夕拾”谱系的文章也一并纳入“回忆文”的范围。[76]在周氏兄弟的写作与解说中，鲁迅的不同文类具有贯通性。
二是将周氏兄弟的“百草园”叙述合并为一个整体，将个体叙述的平面形态置于回环往复的对话空间中。周氏兄弟对对方文本进行阐发、命名、延展的过程，呈现出“双主名”的特征。如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由周作人取名为《怀旧》，[77]鲁迅将自己编纂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署上了“会稽周作人记”[78]，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几篇“随感录”曾署鲁迅的笔名[79]等。二人的“共名”状态，提示出周氏兄弟文学空间的内在沟通性，以及在合观这一前提下进行对照的探讨方向。“百草园”叙述典型地体现了周氏兄弟文学中相互赋予、命名这一值得关注的文本形态。
如前所述，鲁迅早年诗文是经由周作人日记中所附的笔记得以保存。这提示了《鲁迅全集》之外的另一种鲁迅阅读法：即将鲁迅作品置于周氏兄弟的对话语境中进行。鲁迅诗文既被嵌套在“柑酒听鹂笔记”这一兄弟唱和的连续对话中，又被嵌套在周作人日记的私人叙述中，存录形式本身便是文本的有机成分，它预示着解读还应包含对交互指向的重视。
在周氏兄弟的文学实践中，誊写、抄录、修订、阅读对方的作品，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1900—1903年，周氏兄弟以鲁迅离家赴南京求学之际写下的“别诸弟”题材为开端，进行过四次唱和：即庚子年春鲁迅所作《别诸弟》三首、辛丑年正月周作人所作〔菩萨蛮〕《送戛剑生往秣集句》《送戛剑生往白步别诸弟三首原韵》、辛丑年二月鲁迅的和诗《和仲弟送别元韵（并跋）》、癸卯年二月周作人所作《春日坐雨有怀予季并柬豫才大兄》三首。[80]这几首作品无论在典故的使用、忧郁情绪的共通、意象的沿用上都显现出一种同质性特征。已有论者指出鲁迅诗与周作人诗的对话性。[81]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豫才未是草”还是“之江
麓山人未是草”，周氏兄弟均向对方出示自己刚写成的初稿，希望对方沿着自己抛出的话题继续书写的意图相当明显。
三是尝试打通明清文学至五四文学的文章脉络。周氏兄弟文章风格中的“老吏断狱”与“名士清谈”，应对了三百年来浙江文艺潮流中的“飘逸与深刻”两股路数。在追溯五四新文学起源的动力下，将“百草园”文学形态与越中文人群体、结社、唱和、论争进行勾连，考察明末以来浙江文脉中自然引导出的“现代语”与“近体散文”方向。[82]其中，包括探讨太平天国战后的历史语境中，以家园重建主题为线索，“皋社”诗人群体的诗文唱和与周氏兄弟“百草园”写作的内在关联。此外，涵盖了考察浙东史学诸家等包裹于学术论述与思想辩论形态中的文艺批评，其思想与文章对周氏兄弟的犀利文风、严刻批评等所发生的潜在影响。
这一整体性原则的延展与深化，使得“百草园”的话题在一种长时段与多视角的时空背景中被讨论，这对周作人研究的深化也具有意义。周作人还原了“入梦”之前的“故园”原貌，而他对于故园的回眸乃至对于文学传统的回眸，揭示出“百草园”这一脉络同样也是贯彻周作人文学生涯始终的线索。
追寻周作人涉及“百草园”的写作起点，可以上溯到1903年。当时周作人深受晚清革命思潮激荡的影响、思想产生剧变，但这位年仅18岁的作者的起笔之作，题为《故乡谈屑》与《云烟过眼录》，并曾作有“弁言各一”[83]。两文今天已经亡佚，仅从标题中的“故乡”“云烟过眼”，就能看出“故园回眸”早在周作人写作之初，便是其青睐的题旨。
如果说“回想录”是一位作家写作的终点很容易理解，但回首往昔同时又是一位作家的写作起点则耐人寻味。周作人从故乡（包含故园）中找寻写作资源，也包含一种“回心”[84]形态的开掘模式。有论者提出过“元周作人”这一说法，认为周作人的早期写作预示出后来文学、思想命题的基本要素；[85]而周作人反顾桑梓这一写作起点，的确发展成为周作人日后不断延展的写作路径。几乎在每一个历史时段，周作人在自身写作中涉及“百草园”这一主题，对“园”的历次回溯甚至具有了周作人文学历程的分段功能。这也为笔者的探讨提出了挑战：“百草园”既照亮并揭示出周作人文学的重要特征，又设置了难以穷尽各时段所涉文本环节的实际难度。如何辨析一些已经为人熟识的周作人文学的重要现象（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故乡题材美文），辨析其与“百草园”话题的关联度成为需要回应的问题。而考辨周作人之“园”在被鲁迅命名和合并之前与之后的疏离形态，也需花费力气进行整理。“百草园”为描述周作人文学的总体状貌，如“文学革命”与“文学复古”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观的视角。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界开始重视“地域文化”的研究维度，[86]但在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陕秦文化、三晋文化等区域文化课题下，有论者曾辨析了“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87]，“地域”被进一步具体化为“地点”。民国初年，周氏兄弟居住过的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被提升到新文学发酵、起源之地的高度。21世纪以来学界指出“八道湾十一号”作为周氏兄弟共同生活的宅院，具有考察周氏兄弟1919年以后文学事业与日常生活切入点的功能。[88]作为“视角”的“地点”在鲁迅研究中有过一些极富启发的实践。与“S会馆”“八道湾十一号”不同的是，“百草园”在实有的“地点”之上，又包含了两位叙述主体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同题写作，具有复杂的层垒特征。《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由此通向鲁迅生平、阅历、家世、学术、文学、思想资源等多个方向，再次彰显出鲁迅作品堪称叙述的“迷宫”之魅力所在。
鲁迅单篇文本的“视角”功能，使得鲁迅研究中的文本解读，往往通向的是鲁迅世界背后所联结的文学、历史、哲学等跨学科领域。而鲁迅的“镜像式”特征，又使得不同叙述主体所呈现的鲁迅景观，揭示的是鲁迅的不同截面。由于周作人的鲁迅叙述[89]中主体与对象间的特殊互动，周作人视域中的鲁迅在线索指引与论题生成方面均发挥了“不能代替”[90]的功用。关注周氏兄弟叙述的重叠性与整体性，预示着鲁迅研究中方法与路径的另一种展开。
“百草园”作为一个文学史的话题，显现出在周氏兄弟视野中深化鲁迅研究的可能性。作为提供了离鲁迅很“近”的“周边”材料的一位叙述者，周作人作为鲁迅“参照系”的意义已为研究者所认知。在鲁迅研究中，周作人日记、周作人回忆鲁迅的系列文章、《知堂回想录》等已成为必备资料。就其与鲁迅研究的关联度来看，有的可视作鲁迅历史现场的实况记录（如周作人日记）；有的是走出鲁迅历史现场之后亲历者的回忆与自叙（如周作人的鲁迅“回忆文”）；还有的则为鲁迅历史现场中除鲁迅本人之外另一位极重要的在场者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如《知堂回想录》[91]），其价值虽不能等同于鲁迅的文本，却具有延展乃至续写鲁迅文本的意义，并映衬出鲁迅文本的多元层次。
更重要的是，这批材料直接构成了与鲁迅的同题写作——“回忆记”《朝花夕拾》的对话，无论是周作人数量可观的“回忆文”还是鲁迅“从记忆中抄出”的十篇文章，二人所描述的历史空间均为那个已被鲁迅命名为“百草园”的地点。被命名者通过种种补充、注释与对话，将地点生成为一个文学史话题，一个融汇了地点、家族、历史、源头四重意蕴的层垒性的文学空间，它们在时空维度上互有交错，呈现出立体化的重叠“园”景。
统观周氏兄弟的“百草园”文本，会发现诗学空间的建构与提炼和历史空间的解构与复原是两个被同时展示的方向，二人的叙述构成了“意”与“言”的矛盾与互补。这预示着对这一空间的层次解析无法在单向度上进行，必然指向“整体性”的方法。而这一方法又进一步扩展为：将《朝花夕拾》与包含鲁迅小说在内的其他文本相互贯通，对周氏兄弟以对话形式展开的“百草园”叙述的整体观照，以及对明清浙江文坛潮流与周氏兄弟文章脉络关系的梳理。
由于长期以来学界偏重于辨析“百草园”诗学空间的意蕴，忽视了对其历史本相的还原。笔者着重考察周作人对鲁迅“百草园”的衍生与补充，展现鲁迅未尽之言与“园”题的本有之意。通过勾连“百草园”与传统文学的隐晦关联，在明清至“五四”的长时段历程中浮现出周氏兄弟思想与文学的多个原点，“地点”再次具有了追索五四新文学“起点”的意义。
四 各章节概述
长期以来，学界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以及《朝花夕拾》的研究，大多聚焦于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中：既对鲁迅同时代人的叙述特别是周作人的相关文本关注不充分，又没有把对鲁迅影响甚深的传统文化还原到其历史语境中，以长时段的中国文学眼光看待《朝花夕拾》相关问题。笔者试图将鲁迅笔下的“百草园”，拓展为周氏兄弟共生性的文学空间，并在这一过程中尝试解决《朝花夕拾》研究的相关问题。除了导言和结语，本书共分四章。
第一章依照“百草园”历史形态的时间顺序，还原了“鬼园”“秋草园”这两种“百草园”的前身或历史参照系。“鬼园”对应于“百草园”经历的太平天国战乱；“秋草园”对应于周氏兄弟的少年时代即1900年前后，这一时段周氏家族已经衰落，但周氏兄弟仍然在此完成了他们的传统教育。对这两个历史时段的回溯，主要依据的是周作人1951年的“百草园”杂记、1906年的《秋草闲吟序》等诗文以及周作人的早年日记。周作人早年主要对自己所见证的宅园衰景进行写实，而晚年则在与鲁迅的“百草园”文本进行对话的意识中，致力于还原“百草园”的历史状貌。
除了历史脉络的呈现，该章还解析了“百草园”更多样的文学形态。“鬼园”所涉及的太平天国战争曾被周氏兄弟写入小说：鲁迅的《怀旧》与周作人的《夏夜梦》，周氏兄弟对未曾亲历却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均长久关注并各有表述。作为白话文经典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周作人1906年《秋草闲吟序》存在着明显的对话关系，后者可视作经典生成过程中的一份“前文本”。
第二章探讨了周作人20世纪40年代对于“百草园”的两次改写，一是1942年周作人写的一组题为“桑下丛谈”的短文，二是1947—1948年写作的《儿童杂事诗》。在“桑下丛谈”中，周作人以“越人文献”构筑了一个“桑下”的文化空间，但细究起来，44篇短文中所列举的“越人文献”，其著者几乎全部与周氏家族存在或多或少的关联，带有“家族文献”的性质。这种以书怀人、怀乡的方式，呈现出的是“百草园”周氏新台门作为一个江南文化世家的历史容量。在《儿童杂事诗》中，周作人以鲁迅作为“材源”，解析五四启蒙议题在“战后”遭遇的挫折困境，采用“儿童诗”这一轻灵谐谑的文体，为鲁迅的“百草园”提供“诗笺”，《儿童杂事诗》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构成了具有互文意味的注解。周作人以《朝花夕拾》以及鲁迅小说中的本事与原型，乃至鲁迅本人作为“儿童诗”的题材。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时空中，因内心孤寂而追忆鲁迅，与“百草园”与鲁迅进行超时空对话，重回生命与文学的原点，《儿童杂事诗》成为鲁迅文本的续写。无论是“桑下丛谈”还是《儿童杂事诗》，周作人在20世纪40年代回到“百草园”，无论是揭示历史本相还是完成文学创作，可见“百草园”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对周作人均具有文学“原点”的生长意义。
第三章分析20世纪50年代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将“百草园”作为鲁迅传记发生地的建构及叙述方式、话题背景。其中《鲁迅的故家》奠定了这种以“地点”作为鲁迅传记书的写作意图，“百草园”这一地点的标举，使得建筑物、房间具有了“回忆之地”的意义。周作人由“蓝门”讲述其四代居住者的历史，由“父亲之物”来重构《五猖会》中被塑形的严厉的父亲，将其拼接成一位慈父、理解者的形象。在周作人的叙述过程中，往往采取“我们”来讲述“百草园”往事，显现出对“百草园”作为鲁迅之“园”并未越界的小心谨慎。在这场个体面对“公共鲁迅”的叙述洪流中，周作人对自我的声音做了模糊化处理，在1950年与“百草园”的对话中处于弱势的声音，叙述者的声音在不断被消除，这从“百草园”杂记中第一人称叙述中“我”的位置往往处在摇摆的状态可以看到：代表大众的“我们”常常置换了“我”。但也正是这种弱势的声音构筑了鲁迅叙述的历史场域：作为主角的鲁迅是被叙述的对象，作为被消声者的周作人客观上又执行了对鲁迅的消声。而这样一场此消彼长的文本对话，又是在一种更大的时代语境——20世纪50年代鲁迅研究的整体背景中进行的。周作人以提供“鲁迅研究资料”的方式参与了与主流学术话语的对话。由于看到马克思主义学派鲁迅研究者观点考证中的不够严密，致力于提供琐屑史实由此成为周作人鲁迅“回忆文”的写作方向。通过尽可能提供独家资料，周作人形成自己的鲁迅解说体系，以史料性中蕴含的思想史视野与主流学术批评进行对话。
第四章辨析了作为周氏兄弟共生性文学空间的“百草园”的生成历程。按照事件发生的年份对周作人的“百草园”杂记进行梳理，会发现周作人叙述的是癸巳年（1893）以后的“百草园”，而鲁迅所描绘的则是癸巳年以前的“百草园”，两者在时段上并不相同。在空间上，周作人将“百草园”逐步拓展为一个由“园”内至“园”外、步入“山林田野”，包含丰富日常生活与民俗细节的周氏兄弟早年生活场域。周家新台门之外的左邻右舍、街坊邻里也纳入了以“百草园”为中心的风俗画卷中。在象征层面上，周作人赋予了“百草园”以鲁迅文学地图的意蕴，新台门成为一片“材源之地”与“典故之园”。除了已被写入鲁迅文学世界的材源外，周作人更着眼于挖掘“百草园”作为鲁迅文学世界与学术世界的“发生地”的意义，揭示出一个“未完成的鲁迅”。鲁迅的“百草园”文本，被解读为一篇孕育包含鲁迅文学世界与学术事业的多样可能性的纲领性文本，人们据此可以走进鲁迅的文学世界乃至思想、学术的发源地。周作人又将“百草园”人事紧密附着在以《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为主的鲁迅文本之上，通过文本世界激活历史情境。而在解说“百草园”旧景时，周作人又将“回忆文”从原本注释、隶属于以“百草园”为代表的鲁迅文学空间，转化为一种既属于鲁迅，又属于自我的“双主名”的“周氏兄弟文学空间”。周作人“回忆文”与鲁迅“回忆记”的重叠交错，作为观察视角打开了鲁迅文本，显现出解析鲁迅文学空间新的可能性。
[1] 关于《阿Q正传》的专著有：张梦阳《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黄鸣奋、林拓《价值批评与阿Q十八面》，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关于《孔乙己》的专著有：谷兴云《发现孔乙己》，百花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2]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 董炳月：《文本与文学史（代译后记）》，载[日]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现代中国的文学空间》，董炳月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7页。
[4] [日]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现代中国的文学空间》，董炳月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5] 董炳月：《文本与文学史（代译后记）》，载[日]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现代中国的文学空间》，董炳月译，第198页。
[6] 谭桂林：《主持人语》，《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7] 魏巍、蒋薇：《百年〈狂人日记〉研究再认识》，《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8] 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上刊载了“《风波》发表百周年纪念专题”，包含三篇论文：国家玮《鲁迅的“历史感觉”与村社的“心理结构”：〈风波〉重读》；仲济强《文学如何介入政治：鲁迅〈风波〉中的话语权暗战》；董腾宇《何种乡土？何种政治？——百年〈风波〉批评回顾》。
[9] 张丽华：《“原来死住在生的隔壁”——从夏目漱石〈虞美人草〉的角度阅读鲁迅小说〈明天〉》，《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
[10] 刘彬：《从“吹灯”到“放火”——重读鲁迅〈长明灯〉》，《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
[11] 董炳月：《启蒙者的世俗化转向——鲁迅〈端午节〉索隐》，《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
[12] 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13] 《鲁迅自传》与《自传》中均提出《朝花夕拾》为“回忆记”，载《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402页。
[14] 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页。
[15] 辜也平：《论传记文学视野中的〈朝花夕拾〉》，《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1期。
[16] 黄乔生：《〈鲁迅与仙台〉读后》，《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1期。
[17] 参见[日]大村泉编著《鲁迅与仙台：鲁迅留学东北大学一百周年》，解泽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
[18] 陈思和：《作为“整本书”的〈朝花夕拾〉隐含的两个问题——关于教育成长主题和典型化》，《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19] 茅盾：《读〈呐喊〉》，《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8页。
[20] 郑家建、赖建玲：《〈朝花夕拾〉：“回忆”的叙述学分析——谨以此文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9期。
[21] 王瑶：《论鲁迅的〈朝花夕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22] 朱文华：《论〈朝花夕拾〉的文献价值》，《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王吉鹏、秦岭：《〈朝花夕拾〉的文献价值》，《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4期。
[23] 如顾农《〈朝花夕拾〉分组研究》，《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王国杰《是小说，还是回忆录？——关于〈朝花夕拾〉的一桩公案》，《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4期。
[24] 王吉鹏、秦岭：《〈朝花夕拾〉的文献价值》，《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4期。
[25] 符杰祥：《“忘却”的辩证法——鲁迅的启蒙之“梦”与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学术月刊》2016年第12期。
[26] 颜振遥：《学习鲁迅手稿，改进语文教学——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手稿》，《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第4期。
[27] 谷奎、沛夫：《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几个问题的理解》，《破与立》1975年第5期。
[28] 谷奎、沛夫：《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几个问题的理解》，《破与立》1975年第5期。
[29] 李兵培：《百草园是乐园吗？》，《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30] 陈思和：《作为“整本书”的〈朝花夕拾〉隐含的两个问题——关于教育成长主题和典型化》，《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31] 叶世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新论》，《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2期。
[32] 盛文庭：《“三余”和“三味”考释——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研究札记》，《人文杂志》1982年第5期；山东师院聊城分院《汉语成语词典》编辑室：《〈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典故注释》，《山东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6期。
[33] 参见谈凤霞《从“百草园”到“后花园”：论现代乡土童年书写的精神底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34] 周遐寿：《鲁迅的故家》，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年4月新一版，第2页。《鲁迅的故家》初版本为上海出版公司1953年版，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年4月所出为新一版，后者版本较晚、错字较少，如无特别注明，本书引文均采用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年4月新一版《鲁迅的故家》。
[35] 王富仁：《河流·湖泊·海湾——革命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略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5期。
[36] 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441页。
[37] 鲁迅晚年又完成了《女吊》《我的第一个师父》等同属“朝花夕拾”写作序列的文章；此外，他还打算写作以“穷”“母爱”为题的回忆散文，以“园”扩展开来的故乡人事始终是萦绕在鲁迅心头的主题。
[38]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
[39] 周作人：《活无常与女吊》，载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页。
[40] 周作人：《〈旧日记里的鲁迅〉缘起》，载《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第452页，注释①。
[41] 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版，第1页。
[42] 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127页。
[43]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44] “赵氏园”即为“省园”。周作人曾于辛丑年元月廿七日（1901年3月17日）“往观音桥游赵氏园”[载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秦树铦：《东郭省园为姊聓赵子容主簿先世别业》，载《娱园诗存》（卷下），光绪十二年刻本，第2页b。
[45] 参见丁文《“乡间风景”的发现——周作人早年文学观念与散文文体的生成》，《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5期。
[46]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47] 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108页。
[48]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49]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50] 《周作人日记》（上），第14页。
[51] 《周作人日记》（上），第304页。
[52] 《周作人日记》（上），第402、63、107、162、343、281页。
[53] 《周作人日记》（上），第281页。此页上有“光霁书屋”四字印章。
[54] 《周作人日记》（上），第284、284、303、237页。
[55] 参见丁文《早年周作人苦趣心态探析》，《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56] 参见徐雁平《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03页。
[57] 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151页。
[58] 《周作人日记》（上），第285、287、294—295页。
[59] 这两次家族兄弟聚会的地点均在皋埠。第一次是辛丑年正月十二日，除周氏三兄弟外，参加者还包括：大姨父家的阮文曜、阮文恒两兄弟；二姨父家的郦永嘉、永康、永庚三兄弟；大舅父家的鲁延孙表兄、小舅父家的鲁佩权表弟共十人[《周作人日记》（上），第281—282页）]。第二次是癸卯年正月十一日，参加者包括：周作人、周建人、郦氏三兄弟、阮文恒、鲁佩权共七人[《周作人日记》（上），第371页]。
[60] 陶方琦：《娱园诗存叙》，载秦树铦《娱园诗存》（上下卷），光绪十二年刻本，第1页a。
[61] 寿洙邻：《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载王世家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62] 参见陈子善《双子星座——管窥鲁迅与周作人》，中华书局2015年版。
[63] 周作人：《王止轩藏书印》，载《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707页。
[64] 戛剑生：《祭书神文》，《周作人日记》（上），第299页。此文作于庚子除夕（1901年2月18日），见《周作人日记》（上），第187页。
[65] 例如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中，吕纬甫说“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载《鲁迅全集》第2卷，第29页），吕纬甫这一行为有周作人的影子：癸卯年一月十五日（1903年2月12日）周作人在前往乌石头扫墓途中，“午至半港庙吃饭，予毁木偶甚多”；同年四月十四日（1903年5月10日）在江南水师学堂时，礼拜日与同学骑马至鼓楼，“各买烧饼二块，踞佛殿大啖”，并购买《华生包探案》《湖北学生界》《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等新学书报[《周作人日记》（上），第372、392页]。
[66] 王瑶：《论鲁迅的〈朝花夕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67] 郑家建：《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8页。
[68] 董炳月：《论鲁迅对〈狂人日记〉的阐释——兼谈〈呐喊〉的互文性》，《文学评论》2018年第5期。
[69] 邢程：《空白的序文与暧昧的题辞——鲁迅的“彷徨”叙述》，《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第9期。
[70] 郜元宝：《鲁迅为何没多写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6期；刘彬：《也谈“鲁迅为何没多写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0期。
[71] 鲁迅：《朝花夕拾·小引》，载《鲁迅全集》第2卷，第236页。
[72] 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437页。
[73] 屈原：《离骚》，载《鲁迅全集》第2卷，第3页。
[74] 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30、163页。
[75] 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149页。
[76] 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77] 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39页。
[78] 周作人：《关于鲁迅》，《宇宙风》1936年11月16日第29期。
[79] 周作人1958年5月20日致曹聚仁信，载《周曹通信集》第1辑，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73年版，第51—52页。
[80] 《周作人日记》（上），第124—125、197—199、212—213、380页。
[81] 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第220—221页。
[82] 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载《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集，第102页。
[83] 《周作人日记》（上），第377页。
[84] [日]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李一航、刘瑞芝校，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85] 参见彭小燕《“元周作人”——周氏早年日记细读（1898—1906）》（上、中、下），《上海鲁迅研究》2016年第4期、2017年第1、2期。
[86] 参见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共十种，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1998年版。
[87] 彭晓丰、舒建华：《“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88] 黄乔生：《八道湾十一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89] 参见程振兴《执拗的低音：周作人的鲁迅叙述》，《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0期。
[90] 倪墨炎：《“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8页。
[91]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7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