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形象建构的历史、现实逻辑及其主体间的关系（代序）
就在本书初稿完成的时候，时间于不觉间亦已经来到了2018年。而2018年，对于壮族来说则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年份，因为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大庆纪念年。在中国文化中，一个甲子年总是被赋予许多积极的意义，比如难得、不容易、成熟、完满、转型开始等等。具体到壮族而言，60甲子年，则不仅意味着壮族60年风雨历程的成长和巨大的进步，同时也意味着壮族在新中国赋予的官方合法性民族身份下发展已有了60年的历史了。经过这60年的发展，壮族的面貌与之前相比自然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这巨大的变化面前，不少壮族人，却总觉得有一丝丝的遗憾与困惑，那就是经过60年的发展，作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且在宋代就已经有了族名的民族，社会存在感仍然不是很强，表现在如果不是特别提起，人们很难主动想到壮族。为此，还有人在网上的“悟空问答”发起“外省人是如何看待壮族”的问答活动，想通过这个问答来大致了解壮族在全国人的眼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这些情况表明，壮族人的自我关注意识在不断地提高。从内涵上看，这种自我关注，包括关注自我形象、自我名声、自我性格、自我特点以及自我发展等。很显然，这种自我关注意识的提高，自然相比于以往回答“壮族有什么特点”的问题时回答“壮族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所显示的水平是高了一大截了。它表明，壮族比以往更加乐意去思考“我是谁”之类确证自我形象、自我身份的问题了。而这样一种重视壮族自我形象的树立和建构的意愿，无论是作为一种现实的现象看，还是作为一种发展趋势看，其实也都是有其坚实的历史和现实的逻辑的。
一 壮族形象建构的历史逻辑
从历史来看，过去各朝代历史文献的歧视性壮族书写，就具有激发壮族形象建构意识的内在逻辑。
对于历史文献，壮族人的态度毫无疑问是复杂的，一方面要了解壮族过去的历史，需要依赖这些写于各个朝代的历史文献；另一方面对于历史文献中的那些带有歧视性和偏见性的壮族书写又深感“无地自容”“痛心疾首”，恨不得能将这些文字删除掉，因为在这些历史文献里，壮族的衣食住行、性格乃至地理山川，似乎都被标上了“蛮”与“恶”的标签，由此所建构出来的壮族形象就具有鲜明的贬义、歧视的色彩。而这样的壮史书写，自然也会让壮族中的有能力者萌生出想写一部没有偏见和歧视的壮族历史著作来。新中国的成立，让这样的愿望得到了实现。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周恩来总理甚至亲自安排了壮族历史著作的撰写。
当代壮族历史的撰写，表面上看是为了消除历史文献的汉族中心主义的消极影响，恢复壮族历史的本来面貌，但往深层它还具有重构壮族历史形象的客观作用，因为一部消除了偏见和歧视的壮族历史著作，无疑有助于建构有尊严、有创造力、有气度的壮族形象。同样，我们现在倡导壮族形象建构，主要的触发因素其实也就是历史文献对壮族形象的负面书写，并且倡导壮族形象建构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消除这种负面的影响。可见，倡导壮族形象建构是有其坚实的历史逻辑依据的。
二 壮族形象建构的现实逻辑
除了历史逻辑之外，倡导壮族形象建构还有着现实的逻辑因素。这些因素一方面在喻示着倡导壮族形象建构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在显示着倡导壮族形象建构是有着坚实的现实逻辑依据的。这些逻辑依据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的民族政策就存在着激励壮族形象建构的内在逻辑
如今在我们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大家庭里，有56个民族，这是一个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相濡以沫的命运共同体。但这个命运共同体并不是只要融合，不要个性，而是“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的统一。在这一个共同体中，允许和鼓励各个民族发展和展现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且在进行民族识别的时候，也是以是否具有独特的语言、文化、历史、习俗、服饰、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作为判断的重要依据的。并且在获得民族的资格之后，按照国家的民族政策，少数民族还会获得一些“民族优惠政策”，如高考升学加分、专门的人大代表名额、民族干部的培训与选拔以及民族区域自治等。这些以少数民族身份获得的优惠性政策，反过来又强化了各少数民族对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重构。因为如果一旦没有了这些独特的民族文化，那么，一个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的资格就会成疑。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云南澜沧县的拉祜族为了凸显自己的民族节日与本县彝族的“火把节”、佤族的“新米节”的不一样而依据自己的民族传说再造和重构了一个独特的葫芦文化和拉祜族的“葫芦节”。
壮族自然也不例外，也在依据自己独特的传统因素重构和建设自己的独特文化，比如，田阳县重构布洛陀文化系统，创立了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武鸣区重构骆越王母文化，创立了“三月三”歌圩暨落骆越文化旅游节，宁明县重构以花山壁画为核心的花山文化，创立骆越王节，而广西区政府则以壮族传统的“三月三”节为基础举办全区性的“三月三·嘉年华活动”等。这些文化再造活动，都具有凸显壮族文化身份的明显意图。而且壮族这样做，也是得到国家民族政策所允许和鼓励的。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框架下，民族特征越是明显的民族，其民族身份的合法性也就越坚固。而倡导壮族形象建构所具有的对壮族民族特性的凸显与强调的意图，其实也是国家民族政策所允许和鼓励的。可见，在国家的民族政策中是存在着激励壮族形象建构的内在逻辑的。
（2）全球化和城镇化也具有从反向激发壮族形象建构的内在逻辑
全球化和城镇化是我们当今正在经受的两大社会潮流，它们在造就中国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去民族个性的“陌生化”和“稀罕性”的不良效应。
全球化去民族个性的“陌生化”和“稀罕性”的不良效应表现在，它会以一定的文化“同质化”挤压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甚至造成某些民族文化品种的消失。这种状况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言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当然，从现今的世界情形看，最有可能成为世界“公共财产”的是发达国家的文化，因为全球化是一种有主导性的全球化，它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全球流通，并非是平等性和均衡性的，而是存在着一种势差，即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大都是由发达经济体流向发展中的经济体，而美国是发达经济体中的代表，因此，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全球化在很多的领域大都体现为美国化，如美国的苹果手机、波音飞机、麦当劳、可口可乐、好莱坞电影、NBA、米老鼠和唐老鸭、迪士尼乐园、美剧、微软等就全球流行。当然，其他发达国家的优势产品，也有能做到全球流行的，如德国产的奔驰、宝马、大众汽车，日本产的丰田、本田汽车、索尼电子产品等。当这些优势产品的流通量比较大的时候，就会对其他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产生挤压，导致民族性的、传统性的东西不受待见，乃至被抛弃。这就是全球化引发的去民族个性的“陌生化”和“稀罕性”的不良效应的体现。
城镇化的去民族个性的“陌生化”和“稀罕性”的不良效应表现在，它吸引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谋生和居住，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进城的农民在接受城镇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接受了城市的文化，另一方面是由于进城农民的增多，在造成农村空心化的同时，也抽调了民族传统文化的有生传承力量，并使民族传统文化出现了传承的危机。而这种危机的呈现，也正是城镇化去民族个性的“陌生化”和“稀罕性”的具体体现。
面对全球化和城镇化所引发的这种去民族个性的“陌生化”和“稀罕性”的效应，许多国家和民族较为一致的反应就是大力保护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一方面对一些濒危的民族传统文化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来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又大力做好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的工作，以抵制文化同质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侵蚀。壮族也是如此，一方面设立非遗传承人制度，另一方面又通过再造各种节庆活动等方式，为壮族传统文化的展示和创造性转化提供平台，意图以壮族传统文化的内生活力，抵消全球化和城镇化大潮所造成的去民族个性的“陌生化”和“稀罕性”的效应。可见，倡导壮族形象的建构，正是对全球化和城镇化大潮所造成的去民族个性的“陌生化”和“稀罕性”效应的一种反向性的回应。由此可见，现今的全球化和城镇化也具有从反向激发壮族形象建构的内在逻辑。
（3）当代文化的图像化、视觉化的发展趋向也存在着助推壮族形象建构的内在逻辑
随着电影、电视的发明以及电子数码技术的迅速发展，当代文化正日趋向着视觉化和图像化方向发展，以至于英国社会学者安吉拉·默克罗比就说：“图像硬是挤进了社会生活的肌理之中。……甚至在我们为账单、住房和抚养孩子操心的时候，图像也仍然和我们在一起。”[2]环顾今天的生活环境，你随处都可以感受到视觉化和图像化的现象，不仅电影、电视提供图像，摄影、照片、广告海报、印刷画、网络图像、卡通读物、图像化书刊也无处不在地提供着各种图像。
至于这种转向的决定性力量是什么，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这是被来自摄影术和电视的辐射带动的。在他看来摄影术创造了以照片的方式来反映世界的表达方式，尽管“照片把世界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就像电报一样。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现在”[3]，但是照片却成就了图像的作用，以照片为中心的各种图像——照片、印刷画、海报、图片和广告，大量地侵入了符号语境，而且还试图代替语言诠释、理解、验证现实的功能，比如在“新闻”报纸和杂志中，图像就把文字驱赶到背景里，有时甚至把它驱逐出境，到了19世纪后期，对于无数的美国人来说，“看”取代了“读”，成为了许多人进行判断的基础。摄影术带来了图像中心的文化语境，使“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那些如今已经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具体形象表达思想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像原来一样去膜拜一个抽象的神”[4]。
而电视则是电报和摄影术传统功能的延伸和扩大，它“为电报和摄影术提供了最有力的表现形式，把图像和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险的完美境界”[5]。
它一方面每天为我们提供成千上万个图像和美丽的奇观，以及难得的视觉愉悦，另一方面又让人们形成了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电视思维方式：看重图像、娱乐与情感满足而轻理性。
在摄影术和电视的长期熏陶下，人们逐渐习惯于看重图像，并以“看”取代“读”。而倡导壮族形象建构，所包含的要求人们多以形象的方式去诠释和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与壮族的建设相关的行为，在思维上就与这一图像化、视觉化的思维相一致。可见，倡导壮族形象建构是可以很轻松地从当代文化的图像化和视觉化的现象中找到相关的支持和依据的。当代文化的图像化、视觉化的发展趋势中的确存在着助推壮族形象建构的内在逻辑。
（4）重形象打造的当今社会文化氛围也具有助推壮族形象建构的内在逻辑
与当代文化的图像化、视觉化转向趋势相一致，当今时代社会各界也很重视各行业形象的打造和建构，而且从事形象学研究的人也是逐渐多了起来。
从学术研究的层面看，我国学界受西方的比较文学形象学和萨义德等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自2001年之后也热衷于研究各类形象学的问题，比如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问题、研究全球化语境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研究各类文艺作品中的国家形象、他国形象、少数民族形象的建构问题等等。随着这些研究的逐渐增多，学界也逐渐形成了一股形象学研究的热潮。
从政府的层面看，由政府出面组织的形象打造活动在新时代也是层出不穷。自北京2008年举办奥运会之后这种现象就特别的多了起来。如在中央国家级层面，有中国国家形象的打造活动，在省级政府层面，有诸如山东省、贵州省、福建省借道央视分别打造的“好客山东”形象、“多彩贵州”形象、“清新福建”形象，还有广西打造的“壮美广西”形象，都是比较有名气的。就地、县级政府层面看，广西就有不少，如南宁市政府打造的“美丽南宁”形象、“绿城南宁”形象，上林县政府打造的“壮族老家”“徐霞客最眷恋的地方”“世界长寿之乡”“首府南宁后花园”的上林形象，武鸣区政府打造的“中国壮乡”形象等，也都为众人所知。政府出面打造的国家和地方区域形象，虽然是公共性的，但是由于有官方的舆论和媒介的宣传支持，其形象的树立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从企业、机构的层面看，企业应该是最早重视形象打造的社会组织了。就我们国家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时候开始，企业就已经主动通过广告的形式来打造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了。受此长期的熏陶和影响，在2000年之后，像学校之类的事业单位，随着竞争意识的形成，也开始重视学校形象和学校品牌的打造。这单从大学的热衷更名中就可以窥见其中的热度。另外，出于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政府也很重视为自己所辖地区的企业和农产品打造公用品牌，如广西区政府就出面为广西的特优农产品组织、打造广西“桂字号”品牌形象，田东县政府为本县的芒果打造“田东芒果”品牌形象，平南县政府为本县的石峡龙眼打造“富硒石峡龙眼”品牌形象等等，都是政府机构出面为企业和农产品打造产品品牌形象的具体表现。
从行业层面来看，行业形象问题就一直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舆论风口的主角，像医疗、教育、旅游、餐饮、食品、治安等行业形象，就一直是媒体的热点。由此亦可见出，行业形象具有全民共同参与打造的性质，因此，一旦成为舆论的话题，它的影响面都是非常大的。
就个人层面来看，今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己个人形象的打造与维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得多了。人们不仅通过美容、护肤、保健等途径打理和维护个人的“颜值”，而且也很重视对代表着个人形象的个人肖像权和名誉权的维护，有时还不惜为此打官司。
在社会各界都很重视形象的树立和打造的社会文化氛围下，倡导壮族形象的建构，就显得非常的合乎情理，而且也易于为人所理解。可见，重形象打造的当今社会文化氛围也是具有助推壮族形象建构的内在逻辑的。
（5）广西急需奋起直追的现实任务亦具有促进壮族形象建构的内在逻辑
广西是壮族自治区，因此，广西的总体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壮族的发展状况的反映，两者相为表里，相互促进。而现阶段广西的经济实力、发展水平都处在全国比较靠后的位置上，这可用广西区党委书记鹿心社在2019年3月18日举办的广西全区省级领导和厅级主要负责同志专题研讨班上作报告的话来做具体说明。在报告中，鹿心社指出，对标全国和兄弟省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是广西最突出的问题，后发展欠发达地区这个最大区情没有变，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这个最大实际没有变，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阶段这个最大特征没有变，更紧迫的是竞争态势中的无力感，十年前落后于广西的江西、重庆，分别已于2016年、2018年超过广西。环顾周边省份，形势同样严峻：东面的广东没法比，《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新鲜出炉，一个世界级城市群呼之欲出；西面的贵州、云南过去十年分别年均增长11.7%和10.7%，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对广西而言，“标兵渐行渐远，追兵越来越近”。而造成广西发展不快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扩大开放、担当实干的差距。为此，广西必须着力破除各种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和思维定势，做到“六破六立”，才能以思想大解放推动事业大发展。[6]
落后就要奋起直追，就要解放思想，真抓实干，以便努力改变落后的面貌，重构广西在世人面前的形象。广西这一当前的主导任务，与倡导壮族形象建构的发展和提升壮族的主导目的是相契合的。由于广西与壮族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因此，完成广西当前的主导任务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完成壮族形象建构的阶段性任务的过程，两者是相互呼应、相互促进的。可见，广西急需奋起直追的现实状况与现实任务，亦具有促进壮族形象建构的内在逻辑。
总之，倡导壮族形象建构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各种实实在在的历史与现实的依据与逻辑的。
三 壮族形象建构的主体及主体间的关系
壮族形象建构是不是只有壮族人才能参与或者是只与壮族人有关的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确，壮族形象建构的执行主体当然主要是壮族自己，但是壮族形象的建构不只是壮族人的事情，其他人也是可以参与的，只要他愿意，别人实际上也很难干涉。当然，这参与的非壮族人，大概也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国内的愿意站在壮族的立场并以壮族我者身份出现的非壮族人，二是站在与壮族我者相对的他者立场上的非壮族人。前一类的非壮族人，大致可以当作壮族人看，而后一类人则是地地道道的他者了。这样看来，参与壮族形象建构的主体实际上就只有这两类，一类是壮族人和站在壮族立场上并以壮族我者身份出现的非壮族人，另一类就是非壮族的他者，这既有国内的非壮族的人，当然也有外国人，他们的文化身份、立场、态度都外在于壮族。
壮族人和站在壮族立场上的人通过自己的“说”与“做”，身体力行地建构出的壮族形象，叫“自塑”壮族形象。而非壮族的他者所建构出来的壮族形象，叫“他塑”壮族形象。可见，壮族形象的建构从来就不止于壮族的“怎么说”和“怎么做”，还在于他人“怎样理解”和“怎样评论”。所以，壮族形象的建构绝不单是壮族人自己的事情，而是由壮族自我的“自塑”与他者的“他塑”来构成的。那么，这两个壮族形象建构的主体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
总体上看，两者的关系还是比较多样复杂的。有的时候，两者之间是自说自话，各建各的壮族形象，彼此毫不相关。但在很多时候，两者则又是一种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时，他者的“怎样理解”和“怎样评论”，都是建立在壮族我者“怎么说”和“怎么做”的基础上的，所以，壮族我者的“自塑”形象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他者的“他塑”形象，两者体现出一种相向而行、相互一致的关系。当然，在两者有关联的情况下，也有相逆相反的情况出现。这时，他者所“他塑”的壮族形象完全不同于壮族的“自塑”形象，这是因为他者的异质性因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虽然了解壮族的“自塑”形象，但他却不认可，他对此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这时，他者的“他塑”与壮族的“自塑”之间虽然有关联，但却呈现出一种互不认可的关系。
所以，总体上看，在壮族形象的建构中，“他塑”与“自塑”之间彼此毫不相关的情况，其实是比较少的，在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各民族间的隔绝状态已经被打破，即便是看似彼此不相干的独自建构，最终还是很有可能被双方通过各种途径而相互了解到。因而，壮族形象的建构其实很多都是在“自塑”与“他塑”的互动中完成的。比如，壮族的族称，其实就是中原汉人与壮族人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互动的结果，当然其中有主动强加和被动接受的区别，但两者的互动总是不可或缺的。像秦、汉之前，对壮族的称谓，主要是西瓯、骆越，隋朝之前则主要是俚、僚，宋至在建国之前有僮、俍族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拥有了现如今壮族、壮人的称呼，当然语音与宋时的族称是相同的。壮族族称的变化过程，其实很大程度上正是壮族形象的“自塑”与“他塑”在历史上生动互动的体现。展望未来，壮族形象的建构总体上还会是在“自塑”与“他塑”的互动构架中进行，只是互动的内容、互动的方式会比以往更加丰富多样，由此所建构出来的壮族形象的境界相信也会更加的开阔和深远。
[1].[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2].[英]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3].[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4].[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5].[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6].张红璐、陈燕：《鹿心社：思想再解放 大胆向前冲》,（2019-04-02）,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402/c64102-310094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