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博、约关系的重新厘正

博、约关系一直是儒学认识论的重要话题，而对博、约先后顺序的论定往往决定道学之外众家学术在传统文化格局中的地位。由于“小说家”自《汉志》以来恒居于“子部”，因此其学术命运时时受到博约关系论的簸弄。

刘师培说：“孔门之论学也，不外博、约二端。孔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故儒书所记，悉以博、约为治学之宗。如多闻，多见，博也；‘择其善者而从之’，约也。多能，博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约也。”[1]孔子所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其顺序显然是先博后约，所以清代阮元说：“孔门之学，首在于博。”[2]但后世对于“博”与“约”之关系却争议纷纭。北宋二陆将博与约分为二事，而且强调先约后博：“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3]南宋朱熹虽然早年说过“大抵圣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后约之以礼”[4]的话，但他晚年则更倾向于约先于博，他说：“未博学而先守约，即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之意，亦切要之言也。”[5]这就意味着，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语境中，道学至尊，其他学术皆为刍狗。

明代心学家王阳明撰《博约说》，主张“博文”与“约礼”统为一体。[6]但总体看来，明代人更重视“博”，主张由博及约。宋苏轼于《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一文中曾说：“物有畛而理无方，穷天下之辩，不足以尽一物之理，达者寓物以发其辩，则一物之变可以尽南山之竹。”[7]明胡之衍《茶说序》反驳苏轼之论曰：“君子之立言也，寓事而论其理。后人法之，是谓不朽，岂可以一物而小之哉！”[8]焦竑说：“人之会道，常于至约，而非博学不能成约。”[9]焦竑《天都载序》自道、器关系角度，论述不可离器而语道：“昔圣人虑人溺于物而莫之寤也，故以上、下为道器之别。然离器而语道，舍下而言上，又支离之见而道所不载矣。故制器备物，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往往为学者言之。”[10]屠隆认为，只有先“博物”才能后“通微”。他说：“博物通微，儒者之事。故一物不知，陶弘景以为深耻。”[11]儒学倡导由博返约、格物致知，目的在于经世，而非仅为炫耀多识而已。陈奎《群谈采余序》认为，笃行畜德，始于博学广识。他说：“孔门论道，始于博学，终于笃行。《易象·大畜》谓：‘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盖君子于道，未有不由知而行者。世之冥行径趋、叛经拂理者，多起于不知。而知之未至，由于识之未广耳……畜德之本于多识，约礼之始于博文，古圣贤之垂训，若揭日月而行天耳。夫学由识充，识由闻见广。”[12]吴楚材辑《彊识略》四十卷，现存明万历十七年（1589）阳春园刻本，其自叙称：“《彊识略》者何？士有博闻强记识而喻之于道，匪以搜闻洽物也。夫考古可以验今，骘人可以镜己。士即不能为通儒，奈何甘自陋弃而空守夫耳观者之籧庐也？殆不然矣。”[13]戴璟纂《新编博物策会》十七卷，存嘉靖十七年（1538）刻本，顾炅的《序》说：“君子以博物为功，则于往行贵于多识……昔者践猷博学，喻神物之萃。丛子博物驰誉，安国博雅序经，而一物不知，至圣犹耻。夫天冠地覆，古今无二，知不足以藏往，则事不能以通变，才不能以克周矣。古今人物能以稽识使心知益以开谕，临事顾不有拟从耶？若是者于余所见屏石戴子谓能以擅焉。”[14]谢肇淛以王世贞、汪道昆二家藏书为例，阐发“约来自博”的道理，其《五杂组》卷十三谓：“王元美先生藏书最富，二典之外尚有三万余，其他即墓铭、朝报，积之如山，其考核该博，固有自来。汪伯玉即不尔，岂二公之学有博约之分耶？然约须从博中来，未有闻见寡陋而藉口独创者，新安之识固当少逊琅琊耳。近时则焦弱侯、李本宁二太史皆留心坟素，毕世讨论，非徒为书簏者。”[15]他并且指出，焦竑、李维祯博览典籍，广泛讨论，并非为读书而读书，而是博学以明道，明道以经世。戴有孚《著疑录》九卷，《自序》云：“夫执古验今，勉今附古，斯可以会通百代，默成一己，虽玩物而靡所丧失也。故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16]

“博学”的优先地位被确认，方为包括“小说”在内百科杂学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何良俊编《何氏语林》三十卷，仿临川《世说》分三十六门，他又增加二门，其一为“博识”，该门小序倡导博约并重，驳斥“舍博言约”之荒谬：

孔子语子贡曰：“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非也，予一以贯之。”则孔子果不贵博识耶？及观浮萍楚泽，隼集陈庭，异鸟舞郊，羵羊出井，苟非博识，谁为辩之？夫孔门见道，莫过颜子；颜子之有得于孔子者，莫过于“喟然”之叹。今观其“高、坚、前、后”，与夫“卓尔、末由”，皆形容道体之妙。若夫孔子之善诱，与颜子之善学者，唯“博”“约”二语而已，盖二者互相为用，不可废也。不然，则其告子贡者，语“一”足矣，其所贯者复何物耶？后世舍博而言约，此则入于释氏顿悟之说，道之不明也，夫何尤？[17]

他认为，“舍博言约”堕入了释氏顿悟泥沼，造成大道晦暝，危害极大，实际也有为自己小说撰述正名的意图。倪绾辑《群谈采余》十卷，《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均不著录，今存明万历二十年（1592）倪思益刻本。此书付梓时，进士出身、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林承芳撰序称：

孔子之时，大道有《坟》，常道有《典》，《索》以求义，《丘》以聚赜。既要且备，犹然删约赞述，罔遗余力，则庄周所称“察古人之全能，备于天地之美者”乎！末学庸受，闻陋见寡，藉口反约，甘心面墙，虽似守其师说，或亦许其见解，而不知自堂徂阶，庶焉历奥，门墙未至，猥云居其室而有之，徒欺我耳。善乎余年伯白窗君之言曰：“不博不约，不择不精。”彼利涉者楫之既弃，筏何以前？以此而求济于渊，必无获矣。泰山不辞土壤，河海不择细流，矧夫一篑初覆，九仞未至。不积土穷源而有能成其山海者乎？自时师俗学习为博士家言，章句诲诂之外，目不得窥，耳不得闻，甚之猎声竞进，捷径是趋，陈言是抄。以涉猎为迂谈，以该贯为废事。白窗君远志卓识，嗜学慕古，于理无所不究，于书无所不窥，摭拾搜罗，久而成帙，门分胪别，题曰《群谈采余》。[18]

林承芳痛斥“时师俗学，习为博士家言，章句诲诂之外”，一无所知。“末学庸受，闻陋见寡，藉口反约，甘心面墙”。“藉口反约”而束书不观，导致“闻陋见寡”。他欲言又止，将造成此陋习的罪魁指向诱人“竞进”的科举八股考试。他的论述比何良俊更加犀利。陈奎《群谈采余序》也发表类似之论。马大壮仿葛洪䌷奇、佐公暗录，撰成《天都载》六卷，曹以植为之撰序，自著述粗、细之别角度，阐述了善读书者应当“用物宏而取精多”之理：“凡载有二：其精者以豁性灵，而其粗者以广闻见。则精粗咸其自取耶。仲履问业天都，暇则究及群书，搜奇抉秘，有所得则笔之，久成一集，瀚浩宏博，天地之奇观也，古今之异常也，人物之变态也，无所不有，不亦汗牛充栋乎！然仲履用物宏而取精多也。”[19]对于“粗”“细”顺序，他明确表示博览群书以广闻见，探颐索隐以豁性灵。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明代学者论述“博物”的途径时，往往提倡广览小说杂书，跳脱俗学桎梏。明朝最称博学者当推杨慎、焦竑，二人均倡导阅读小说，且皆有小说撰著。杨慎《跋山海经》谓：“六经，五谷也。岂有人而不食五谷者乎？虽然，六经之外，如《文选》《山海经》，食品之山珍海错也。徒食谷而却奇品，亦村疃之富农，苛诋者或以羸牸老羝目之矣。”[20]杨慎撰有《汉杂事秘辛》《丽情集》《续丽情集》等小说作品。焦竑纂有三部“世说体”小说：《焦氏类林》八卷、《玉堂丛语》八卷、《明世说》八卷（已佚）。王穉登称赞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不独成一家之言，且也该众作之奥，此之为书沈沈者哉”。并借题发挥，铺张扬厉地纵论士人该览淹通的重要，而神怪凶侠乃必备知识：

盖不博古者，不曙千秋，不通今者，不镜当代。不语大，隘而不广；不语细，疏而弗当。不明经，不穷列圣渊源；不阅史，不识古今治乱；不谭词赋，风雅道衰；不探名理，精微统绝。不该览，不淹通；不搜罗，不闳肆。不论俗，不知万姓之隐；不述怪，不窥六合之外；不诙谐，不玩世；不神仙，不消摇。不表忠贞，人伦不显；不载凶侠，梼杌遁藏。故皇农羲昊以博古，庙谟野乘以通今，四方上下以语大，男女居室以语细，诗书礼乐以明经，累朝历国以阅史，雕龙纂组而谈词赋，道德性命而探名理。丘坟、汲冢、医卜、农圃而该览，天人王霸、穷发鬼夷而搜罗，街谈市谚、风土岁时而语俗，牛鬼蛇神、豕立石言而述怪，射覆滑稽、谈言微中而诙谐，饮食冲举、骖鸾驭鹤而神仙，皎日秋霜、糜躯碎骨而表忠贞，隐匿暴行、恶贯幽明而载凶侠。斯非所谓可喜可愕、可愤可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者耶！[21]

王穉登所论博古通今的内涵，除极少文字涉及经史，绝大部分内容与稗官野史、小说杂记有关。

中晚明士人“博学”的标准之一是“好古”。祝允明《金石契》共记录契友11人，其中好古者有以下5人。

朱存理，字性父，“性父爰自弱龄，夙勤文学，阅三余以靡空，揽五车而尤富，书窥晋户，吟升宋堂。接先曹之典刑，畅遗民之风格。愿䌷多识，庸裨寡闻焉耳。赞曰：野有遗良，性父老矣，深藏若虚，博哉君子！”

王涞，字濬之，“气抱通朗，机局警颖。尊贤尚古，其善之最”。

都穆，字元敬，“意度腾越，论议崇弘。言必称古，志将用今，动斯存礼，行不由径。虽以英妙之期，而岿然长宿之表。绨缃额额，死而后已”。

李询，字好问，“天生物则，帝降人心。譬如桓宫坐皿，不溢不倾，敏学追古，恒犹不及。积思远效，不安小知。辅仁友德，厥亦隆哉！”

邢参，字丽文，“止水为心，静山成性。抑之不污，抗之靡高。求古剧嗜，炙之精严。修辞匪转，石之真重。素位无谗，安节不尤。展矣厚资，凝然远器。足以潜回玄化，坐镇漓风，千年叔度，其殆庶几乎！”[22]

“嗜古”的主要表现是尚古人，读古书，蓄古物。陈继儒《读书十六观自序》：“昔人嗜古者，上梯层崖，下追穷渊，凡碑版锜釜之文，皆为搜而传之。薰以芸蕙，袭以缥缃，其典籍之癖如此。余也鄙，少秉攸好，颇藏典册，每欣然指谓子弟云：‘吾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人。’”[23]这一风尚的一个显著结果是，直接推动了搜辑古逸诗文、小说热潮的兴起。近年曾有学者提出，明清诗选中存在一种崇尚“古逸”的倾向，“古逸是明清古诗选本中独有的一种古诗名目”，“明代选家往往将先秦诸子典籍、民间闾巷中辑录的逸诗、歌、谣、辞、谚、铭、箴等统归为古逸”[24]。但“古逸”不仅指《古诗纪》《古诗类苑》《风雅逸篇》《古今风谣》之类的集部书籍，也包括众多说部著作，如吴琯《古今逸史》搜采55种逸书、汪云程《逸史搜奇》收录汉唐以来传奇志怪小说140种、胡维新《两京遗编》辑录两汉遗书12种六十五卷，后续者有《汉魏丛书》《唐宋丛书》，等等。浩瀚的古代典籍正是小说汇编取之不尽的资源宝藏。郁伯承曾为陈继儒编《宝颜堂秘笈》提供许多底本，他也是一位好古之士。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万历四十三年（1615）二月，“七日，书林张氏梓眉公《广秘笈》，凡杂说五十种。既成，来乞余叙……九日，招郁伯承夜坐……伯承好古，酷嗜奇隐，张氏所梓《眉公秘集》，大半都其书也”[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