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形式主义者”巴特——20世纪80年代初巴特文论接受的发轫期

第一节 1978—1980年巴特文论引入中国的初始阶段

罗兰·巴特文论于20世纪70、80年代之交引入中国。20世纪50—70年代的文艺理论界，文艺忠实于生活，反映历史客观规律成为主流话语，内容对形式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俄国形式主义以来的语言学转向却消解了这一界线，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形式主义分析注重理性的科学分析，将一切形而上的概念拉回到文本，称语言之外不存在任何立足点，这一强烈反差使得形式主义批评最初在中国扎根尤为不易。巴特对形式的强调令其最初以“形式主义者”的形象被中国研究界结识，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研究界在形式/内容二分的理论框架下理解巴特，“形式主义者”的称号是对巴特结构主义思想的批判。

国内第一篇专述结构主义文论的文章是袁可嘉的《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袁先生认为结构主义不考虑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作者的世界观，使得文学成为无源之水，成为一个僵化的机械系统。袁先生还认为社会历史与作者乃是作品意义之源，结构主义者若切断作品与历史、作者的关联，就会使他们得出的结论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袁先生遵基于量变与质变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为结构主义者试图在所有文学作品中找出一个稳定的结构模式，只是追求量变而没有实质的不同，势必会阻碍革新。为了表达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袁可嘉对巴特的结构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

……但不少结构主义者坚持某个系统的结构是独立自足的论点，他们在注意本系统的同时，往往排斥其它的系统（如社会制度，历史条件等等）对它的影响，例如巴尔特在论拉辛的戏剧时就不顾当时历史社会的条件，把剧中人物只当作结构形式来处理，因此他们所得的结论往往一孔之见，而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他们经常标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是要打很大折扣的。[1]

结构主义批评以科学精神冲击传统人文思想，袁可嘉却认为巴特结构主义批评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要大打折扣。因为袁先生认为社会历史具有客观真实性，结构主义批评不顾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把剧中人物只当作结构形式来处理。在原有的文学批评中，形式主义无疑是个贬义词。形式主义违背了内容决定形式、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科学原理，把形式的作用夸大到不恰当的地步。总是追求表面形式，而不管形式体现什么内容，其结果往往是形式与内容脱节，形式决定内容，必须加以纠正。在《结构主义——一种活动》译后记中，袁先生更是批判巴特理论具有唯心主义色彩，袁先生写道：

巴特的理论与其它结构主义者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他强调人的精神活动赋予事物以意义，不象有的结构主义者（如谢拉·谢奈特）更重视事物的结构是客观存在；他倾向于把事物从历史运动中抽出来加以分割和组合。巴特理论的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是相当明显的。[2]

巴特的结构主义批评不尊重客观事实，站在唯物主义的对立面，只是通过主观想象强调人的精神活动，所以具有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倾向。袁可嘉不仅批判巴特理论，并且在旧的理论框架下理解巴特的结构主义思想。袁先生在《结构主义——一种活动》中，将能指（Signifiant）翻译为指示物，将所指（Signifié）翻译为被指物，这一翻译容易将所指理解为对象，而不是概念（这一错误在1987年张小鲁翻译的版本中得到纠正，翻译为能指和所指）。同时，袁先生将元语言（Métalangage）翻译为玄妙语言学，并解释为研究语言与文化方面其他因素之间关系的学科。在《符号学原理》中，巴特专门介绍了元语言，巴特认为人文科学的对象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的保证，每门新科学都将表现为一种元语言，人文科学谈论的对象实际上是作为“描述”的对象，是以谈论它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元语言不是一门研究关系的学科，人文科学即是元语言。从翻译术语的晦涩，我们不难发现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冲击力。

国内第一篇对巴特原文的翻译是李幼蒸翻译的《历史的话语》（1978），刊载于张文杰选编的《现代西方历史理论译文集》。李先生称这篇文章的思想成为他研究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主要“引线”之一。紧接着，198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先生翻译的、国内第一本介绍西方结构主义思想的译著《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李先生在脚注中对语言学转向的一些术语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如文本（最初译为本文）、能指、所指、组合、聚合、隐喻、换喻等。李先生对记号（Sign）的解释为：

记号（sign）：记号与记号系统是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也是结构主义的基本概念之一。记号一词的含义在不同人的研究中十分不同。但目前法国结构主义者所使用的记号一词基本上是遵循索绪尔的定义的。索绪尔不把sign当做音符或字符本身，而是把它定义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说记号是形式而非物理实体。因而法国结构主义者就把“记号”看做一个“意义关系的整体”，它包括三个组成成分，即两个关系项（指示者和被指示者）和二者之间的关系。[3]

李先生的解释强调符号是一种形式，包括指示者、被指示者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三个组成部分。袁先生将符号解释为用声音和形象指向某个事物，这二者的关系只有放在该种文字系统中才能被理解，袁先生仍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体系下认识结构主义，强调词与物的对应关系。李先生则认为结构主义思想中体现的“科学性”与传统哲学的“玄学性”形成对比，这种科学实证主义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但结构主义的精髓正在于与传统哲学认识论的断裂，向人类人文科学结构本身提出挑战。

巴特文论最初作为西方文艺新思潮被引入中国，袁可嘉、李幼蒸的介绍代表着当时中国文艺界的两种倾向。袁可嘉对这一新思潮加以批判，李幼蒸则意识到结构主义批评所引发的人类思维革命。李先生认为萨特和巴特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两大文学理论思潮——存在主义文学观和结构主义文学观，这两种相反的“文学认识论”是近现代以至当代的两大西方文学和美学潮流。受人本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研究界很容易理解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却难以接受巴特的结构主义美学。李先生称巴特的思维方式不容易为当时长期与世界脱节的国内文学理论界所了解，李先生选编的《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这本国内最早翻译的巴特文学理论文集，历经两年在多家出版社连续碰壁之后，终于在1988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本书的艰难出版反映了当时研究界对结构主义文论的陌生。那么，结构主义批评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是如何从棋逢对手走向握手言和的呢？巴特结构主义文论又是如何由陌生的新思维变为研究界熟悉的方法？我们将从巴特文论引入的时代背景解释这种转变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