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文论大规模引入中国，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从1978年起，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文艺界和其他各界一样进行了反思。1978年至今，是文艺理论的转型和发展时期。我们在短短三十年间浏览了西方整整一个世纪的思想演进过程。中国文艺理论界积极借鉴西方文论来建设中国文论，西方文论同原有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一道成为当代文论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文艺理论研究的视角进一步开放，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文艺人类学、文艺语言学等，形成一个“多元共生”的时期。在“多元”的“众声共鸣”中，结构主义被认为是影响最大的理论思潮之一，而福柯和罗兰·巴特被认为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结构主义，以其科学精神冲击整个西方学术思想潮流，与古典人文理论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巨大张力，使得60年代成为西方人文学科发展的分水岭。结构主义新思潮于20世纪70年代末引入中国，必然对中国研究界产生重大影响。在众多结构主义领军人物中，罗兰·巴特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界绕不开的人物。李洁非称“真正的幽灵是罗兰·巴特，他对当前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会过分的”[1]。巴特与萨特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两大“文学理论思潮”——文学哲学和文学符号学。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观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具亲和力，巴特却提出一种脱离社会实践的文学观，称文学只对语言形式负责。巴特的形式主义批评直接挑战了中国传统文论及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文艺理论界为何对这种异己的思维模式产生了兴趣？巴特文论又是如何影响中国文论的发展？由于与本土文化的巨大差异，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不可能一帆风顺，势必受到强大的阻力。

在中国文论与巴特文论对话过程中，何方占主导地位？从后殖民主义的观点来看，定当是巴特文论占优势地位。后殖民主义认为西方文明通过对文化制度的大规模网络控制，而操纵着文化输入国，使其不断同外来强势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整合为一。这种资本主义文化网络不断地宣传支持现存生产方式的文化观念，使得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形成西方资本主义的霸权局面。赛义德称“东方主义”是西方控制东方设置的镜像，在东西方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中，东方是西方“强大神话”的一个虚弱的陪衬，一种面对文化霸权的自我贬损。西方文化并没有真正接纳东方文化，而是对其改头换面，为了自身利益只接纳被篡改的内容，从而体现自身的文化优势。那么，对于后殖民主义者而言，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是巴特文论强势入侵的产物。笔者希望通过研究接受史，揭示中国文艺理论界并非被动地接受巴特文论，而是中国文论的发展主导了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在此，我们可以逆转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史，不是研究中国在西方的镜像，而是巴特在中国的镜像。中国文艺理论界在接受西方文论时，并没有丧失自我，而是在与西方的对话中认识自我、自我的历史、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设计自我的未来。

一部接受史是一部读者理解的历史。在加达默尔看来，理解的历史性构成我们的前见。所谓前见是指理解过程中先于理解已经存在的成见，人无法根据某种特殊的客观立场，超越历史时空的现实境遇去对文本加以“客现”理解。加达默尔声称：“其实历史并不隶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早在我们通过自我反思理解我们自己之前，我们就以某种明显的方式在我们所生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了我们自己。主体性的焦点乃是哈哈镜。个体的自我思考只是历史生命封闭电路中的一次闪光。因此，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2]加达默尔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抛弃前见，而是必须将促进理解的正确前见（合法的前见）和歪曲理解的错误前见加以区分。因为合法的前见是进行理解的前提和出发点，为解释者提供了视界，使过去和现在交织融合。这就表明若没有前见、没有理解的前结构，理解就不可能发生。前见是一种积极的因素，是在历史和传统下形成的。传统是先于我们，使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因此，我们与传统总有一种无法割裂的关系。我们不仅始终处在传统之中，而且传统也是我们的一部分。[3]

西方文论的接受不是看其在多大程度上转述原意，而是研究具有当下时代氛围的理解者对其产生的合理前见，研究界只能在中国现有文论的前提下理解西方文论。中国现有文论是研究界理解巴特文论的前见，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史是中国文论反思自我、寻求自身发展的过程。加达默尔将理解的过程历史称为“效果历史”。他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4]那么，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史是一部“效果历史”，研究理解者如何通过解释活动消除与理解对象的陌生感和距离感，研究西方文论如何对当下中国现实做出解释。研究界缘何，又是如何接受西方文论，反映了中国文论面临的问题。与西方文论的对话，是中国文论寻求自身发展，解决当下人类生存情境的探索过程。研究界在理解西方文论过程中超越自身，在不断发展的“效果历史”中，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重新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批判。因而，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史是中国当代文论发展史的一个侧影。

[1] 李洁非：《文本与作者——一个小说叙述学难题》，《艺术广角》1989年第1期。

[2]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57页。

[3] 参见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4]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