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言

第一节 问题与思路

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和国际战略目标。国与国的命运共通，人类命运与文明的交融，这一远景和目标的实现，除却现实的政治、经济等因素的整备与融接，历史文化环境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以往对于传统东亚地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学界存在多种理论解读，无论是美国的费正清和日本的滨下武志所认可的“朝贡制度”，还是黄枝连提出的“天朝礼治体系”，抑或韩东育所提出的“落差—稳定”结构和“第三种文明”视角。“中外学者关于中外关系理论的解读，虽然各人审视的角度不一，但目的是一致的，就是想通过对文本的解读，重新构建一个符合古代中国人思维，而且逻辑性强，易于操作的理论范式，希望以这样的理论范式可以解释所有古代中外关系所发生的事件”[1]。

然而，无论哪一种解读都需要大量深入细致地对事实本身进行研究。笔者从史实入手，回到历史现场通过域外宦官的在华活动去考察理解朝鲜、安南等域外人士在明代中国的生存状态，以及其对中原王朝的反向影响，为明代中外关系的解读增加一些史实依据，有助于我们更切实地把握和了解朝贡体系下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实况。

位于中国东方和南方的朝鲜与越南同属古代中国最亲近的藩属国，自古迄今，政治、经济与文化均与中国密不可分，而明代中国作为前近代时期东亚“宗藩体系”的核心，有从朝鲜、安南、琉球征索、纳贡来的宦官阉人，尤其朝鲜和安南谙习中国风俗，往来密切，因而得明朝皇帝信任，被纳入宫廷的数量也最大，成为明初政治舞台上独特的风景。本书将研究范围设定于中日韩越之间，东亚国家所贡的域外宦官则重点放在数目庞大的在华朝鲜、安南人宦官。虽自元朝始已有高丽和安南等外籍宦官进入中国，但因元朝本身宦官势力并不强大，高丽宦官因与贡女、后妃的结合，更多是在处理高丽相关事务中突显其影响，安南宦官作用更不彰显。大部分在华的域外宦官活跃于明朝的前、中期，因而是本书讨论的重点。

宦官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性群体，曾广泛存在于埃及、亚述、波斯、希腊、罗马、印度以及中国等世界性文明体中。但就其历史的延续性、群体的规模性以及在政治史上的影响力等诸多方面而言，若将宦官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性置于世界史的范围内来考量，亦不乏域外学者所言的“中国性”或“中华性”（Chineseness）之体现。对此，学者们曾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富有深度的研究，并诞生了大量的研究论著，但更多是囿于中国史范围内。除了正史、野史等文献资料外，一些碑刻、墓志铭文也为重新审视和推进宦官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线索。这些民间田野史料，一方面为处于边缘化且“性别中立”的宦官的“生老病死”及其“恩爱情仇”提供了更多的社会史、生活史的细节；另一方面也使得一些出生于朝鲜和安南却“异化”为“贡品”被进贡到明朝宫廷后又纵横捭阖于出身地（朝鲜、安南）与工作地（明代朝廷）之间的“国际化太监”浮出水面，为理解前近代的“东亚”提供了一个“新窗口”。借此，我们可“小中见大”理解前近代东亚世界的秩序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运作的。而“去势”的宦官却成为东亚世界“势力”以及“势差”的一个表征，为解读东亚区域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本书拟围绕以下四个方面的线索构建总体框架，分别对安南、朝鲜籍宦官展开历时性的叙述：

第一，外籍宦官是明朝与东亚诸国宗藩关系的产物。明军将蒙古人赶到北边时，也恢复了中国对邻邦的影响力。朱元璋建国后即向东亚各邻国遣使宣谕，宣示确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洪武二年（1369），东亚各外邦安南、高丽、日本、占城即遣使团来到南京奉贺表朝贡，随后又有真腊、琉球、暹罗等朝贡团来到。在以阉割象征征服、作为报复的时代，东亚各地采取宦官制度较为普遍，且常以阉人当作贡品。洪武年间，周边诸如安南、琉球和高丽等国都曾向明廷贡阉，其中安南和高丽因与中国接壤、进贡最繁，成为明代外籍宦官最大的来源。永乐年间，张辅出征安南，带回交童三千，明朝大部分安南人宦官皆由此入宫，然而明成祖又以“安南火者三千，皆昏愚无用，惟朝鲜火者明敏”为由，屡向朝鲜征索阉人，却拒绝了琉球的主动献阉。直至宣德朝仍向朝鲜征索火者，之后才明显减少。对外籍宦官的征索亦反映出以中华为核心的封贡体系下中原王朝与各藩邦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在整个东亚区域秩序中的地位。

第二，天朝近侍、外藩阉人的双重身份。域外宦官既是最能接近中华秩序代表的大明王朝皇帝的外籍人士，又常作为天朝代表出使回原籍。双重身份使他们对东亚区域秩序产生特别的影响。而对于明朝本身来说，以往的研究多强调外籍宦官出使回原籍索取“别贡”，而忽略明太祖“必土人阉者行，朕意正在推诚”的本心。朝鲜籍宦官频繁作为使臣被派回原籍，在完成宗藩两国邦交的特定使命的同时，又因天朝近侍的身份有了“明朝国家在场”的光环，由此为原籍的家乡、亲属向朝鲜国王谋求权益的例子比比皆是，隐性权力渗透进其故国的政治生活。安南宦官亦通过出使活动与故国亲属保持密切联系。如阮宗道、阮算、徐箇等安南人宦官，在明成祖用兵安南之前被派回原籍出使，密告亲属，“如有北兵来，扬黄旗，题内官某人姓名，亲属必不被害”，安南国王知道此事大为恼怒，将其亲属尽杀。具有双重身份的在华域外宦官，作为天朝使臣出使原籍，除正常出使任务又往往被利用刺探情报或传递错误信息，成为中央王朝与周边各属国间相互牵制、控制与反控制的一种工具。

第三，外籍宦官在明代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明代外籍宦官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观念影响下，与本土宦官无异，同样接受教育，成为皇帝亲信，甚至相继成为明初最具权势的宦官势力。明初宫廷中最受信用的是安南宦官，王瑾、范弘等人保抱皇子，陪侍仁、宣二帝于东宫。明宣宗登位，皆被赐免死诏、宫女，赏赉巨万，恩宠为内臣冠。宣德朝开始代皇帝“批红”的司礼太监金英等人皆与掌控内阁的杨士奇等阁臣关系密切，共议朝政，各项政事难避安南宦官的影响。而明代由明成祖并安南国为交阯郡，到明宣宗撤兵废郡复为明朝的藩属国，整个对越政策转变过程中，安南籍宦官发挥何种影响，也是以往中越关系研究中的盲点。来自朝鲜半岛的阉宦，自元至明以“贡阉”的身份陆续进入中国，作为使臣回原籍充任斡旋两国关系的媒介。他们也作为中原王朝皇帝的近侍，与来华的朝鲜贡女结成政治同盟邀宠固位，并且随着地位的上升突破同籍同乡的交往范围，逐渐融入中国本土宦官中来，把“用夏变夷”“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作为一种文化自觉，到嘉靖年间叫得出名字的朝鲜宦官虽只有司礼监太监张钦、御马监太监韩锡等几人，然而也早已融入明朝本土的人事，若非朝鲜史料中的记载，已看不出外籍宦官的痕迹。

第四，外籍宦官透过民间信仰活动所展现的人际交往圈层。宦官多信佛参禅以求心灵安寂，并且通过信仰活动，沟通地方社会与国家中枢之间的关系。明初宫廷中外籍朝鲜与安南大珰是可以势均力敌的，但安南宦官显然更热衷于佛事，因而北京城的佛寺名刹中很多可见安南大珰的名字。朝鲜宦官即便在其本国的李朝时期不佞于佛事，但入明廷后也与其他宦官无异，有钱得势后捐修佛寺邀宠固位，营建坟寺延续香火。北京的大隆福寺即由司礼太监安南人兴安主持修建，其佞佛甚于王振，阿附兴安的阮绢、黎贤等安南宦官甚至盗用官木助其修寺。京师的法源寺、秀峰寺等诸多著名寺庙的助缘名单中都集中了大量安南籍宦官的名字。曾为安南王子、后降于明朝，时任工部左侍郎的黎澄，因同乡之谊为安南宦官所修寺宇撰写碑文，等等。同为安南出身的宦官、僧人、朝臣之间的交往不见于正史，却出现在地方信仰活动所营造的舞台中，展现出其人际交往的圈层，而因这种“交情”结成的安南人势力，可能会满足他们在庙堂之上的政治利益和诉求。同时，探究其捐修寺庙背后的政治利益诉求亦反映出在明安南宦官群体内部的权力更迭。北京香山洪光寺为成化年间朝鲜大珰郑同巨资营建，为其撰写庙碑的是率同官条陈汪直罪状，以攻宦著称、突显清流形象的大学士商辂。并且朝鲜宦官也与明朝本土的宦官一样，组成养老义会，并在坟茔所在之地捐修佛寺守护坟茔、供奉香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