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通识

本书以冷战结束以来海合会六国和伊朗、伊拉克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海湾地区合作研究的整体框架。本书既分析了海湾地区合作的历史变迁、合作动力、合作议题和制度设计，也对21世纪以来海湾地区国际关系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做到宏观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相结合，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和海湾国家深化全方位合作提供了学术参考。

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高层决策者欲将日本从二战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建立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上强大的日本，开展了极富雄心的战略性外交。本书从历史事实出发，基于文献追踪与赴日调研，把日本外交置于国际秩序变革大背景下，主要立足于单元层面考察日本外交转型新动向，对日本外交战略与决策体制的“双转型”结构进行系统剖析，并就日本外交理念变革、体制重构、智力支撑、精英引领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

由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组成的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其文化同属地中海拉丁文化，在治理、经济和社会模式方面具有同质性。面对世界格局的大调整和欧盟结构性的压力，七国通过机制会议进行商讨，用具有地中海独到的视角提出见解，以期强化欧盟的凝聚力，展示全球化视野下的治理、经济、社会和文化模式的多元性。本书及七国联盟的概况及其成员国国情对进行了介绍，并就其成立背景、发展历史、对各成员

本书展示了国际关系学科已取得的成就和最新研究成果，将理论与事实联系在一起，为读者提供了思考和研究国际问题的多种视角。

在菲马科斯政府时期，美菲同盟关系经过“M”型的起伏变化，两国在越战、军事基地谈判、同盟条约适用性等方面存在矛盾分歧。美国采用承诺或削减安全义务、援助奖励与援助制裁、政治渗透等同盟管理手段，迫使菲马科斯政府履行同盟义务，成功主导同盟关系。菲政府在同盟关系中更多扮演追随者和搭便车者角色，陷入“被牵连”和“被抛弃”的同盟困境。同时，菲政府也并非毫无作为，其采用同盟反制手段，共同推动同盟关系的发展变化。

在民国外交史上，“英美派”外交官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本书将“英美派”外交官置于1931～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全局视野里，考察这个群体产生的内外环境，探讨“英美派”外交官与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关系，及其在国民政府美援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揭示“英美派”外交官主要代表人物之间及其与国民党高层政治之关系，进而审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广度与深度，为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本书将明初近70年的中琉关系置于东亚区域秩序演进的整体视阈下进行探讨。通过搜检关联性史料，依托奉天门晓谕、杨载凿空、李浩市马、梁民出使、地保奴移居、吕渊使日、柴山渡琉等重要交往事件，分析明朝与琉球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兼及其与北元、高丽、朝鲜、日本、倭寇等的内在联系，尝试构建立体、动态、系统的“明初中琉关系相”，借以凸显明初东亚国家关系的广泛联动性和区域秩序构建的复杂过程。

中印关系是中国外交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中国实现周边战略、维护西南战略方向领土完整与国家安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中印关系发展跌宕起伏，既受到快速变化的国际与地区形势的影响，也受到双边关系结构性问题的制约，如何认识中印关系的性质、结构和内容，始终是中国南亚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作者从事南亚地区外交工作及涉印研究近20年，本书即作者对近年来中印关系发展演变及中国对印政策的

明代是中越邦交模式形成的重要阶段。明太祖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王朝为主导，有等级的、和谐的邦交秩序。然而，作为体系内的重要成员，越南在邦交理念、维护边境秩序、处理邻邦关系等方面，与明朝存在更大的认知差异，双方摩擦不断。明朝在处理与越南的危机时，曾经采取军事占领或军事胁迫的方式，但更多的事件能在宗藩体制下以务实灵活的方式妥善解决，使双方关系得以持续发展。明代中越关系因其内涵丰富，处理危机方式多样，成为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