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社会共治：源于多元主体合法性诉求的一种解决路径
王春婷 蓝煜昕
【摘要】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来临加剧了社会的复杂性和社会矛盾的棘手性，也使公民主体及其诉求日益多元化，亟待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适应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治理以此为契机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推动了政府改革和公民参与，促使政府逐渐放权和赋权，逐渐退出那些不擅长的领域。学者们从管理主义、行政改革等方面讨论了治理兴起的动因。可以说，治理的出现不仅局限于上述几个原因，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应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对政府在原有的合法性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合法性诉求，包括绩效合法性、参与性合法性、回应性合法性、依法行政合法性等。本文在分析和厘清后工业化社会出现的合法性危机后，指出社会共治范式的兴起是对这种多元主体合法性诉求的回应，多元主体通过参与、协商、赋权等治理工具来解决其诉求的整合路径。
【关键词】治理 社会共治 合法性危机
一 引言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治理并非新鲜事物。治理（Governance）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先哲柏拉图的著作中，其含义是操纵和控制，这与政府的内涵相同。公元14世纪，一位意大利画家以绘画的形式表达了善治（Good Governance）与劣质的治理（Bad Governance）。“二战”后的一段时间，治理一度被人们“遗忘”，直到20世纪80年代，治理才再次兴起并被赋予新的内涵，无论是过程还是主体，治理都不再仅指政府，它超越了传统和狭义上的限制。治理重新界定政府概念，意味着改变决策过程、既有规则和支配社会的方式（Rhodes, R. A. W.1996）。治理的再次兴起使其成为包括政治学、法学、公共行政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重点。从近十年的文献看，治理仍然是当前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在政治和公共行政学领域，其研究主要集中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治理理论兴起的经验性和描述性分析，旨在厘清治理理论的内涵与外延，探寻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层次下的治理范式；二是关于治理能力、责任和合法性问题的理论与经验性分析。
在我国，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国内关于治理理论和实践研究在数量上呈“井喷式”增长。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治理理论兴起后就迅速引起中国学者的强烈关注。在应对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下，学者们纷纷学习、探索、反思如何将西方治理模式应用于中国实践，随后“法团主义”“合作治理”“新公共管理”“网络化治理”“新权威主义”“多中心治理”“新公共服务”等治理范式被广泛应用和推广，与此同时，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和本土化思维也开始受到关注（郁建兴，2010）。这些研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然而，与治理相关的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我国学者应有的关注。例如，治理的合法性问题就需要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治理若缺失合法性便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得不到公众的认可。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多元主体对政府在原有的合法性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合法性诉求，包括绩效合法性、参与性合法性、回应性合法性、依法行政合法性等，传统合法性向现代合法性转移。换言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规范结构的改变，在原有合法性的基础上出现新的合法性诉求，一旦统治者无法满足新出现的期望，就会陷入合法性危机。在传统合法性向现代合法性转移过程中，不同的治理范式与合法性危机是否存在联系？西方治理理论的中国化范式能否解除当下中国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如果不能，能否找到适应中国国情的治理范式来回应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危机？
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实践界都期望通过借鉴西方的治理范式解决公共财政、公共责任、合法性、人民满意等各种行政管理难题。但是任何一个管理理论和理念在实际操作中总会有它自身固有的缺陷，特别是将萌生于发达国家管理情境的管理理论和理念引入到异质性环境时更需要警惕其缺陷（尚虎平，2015:91～100），否则就会出现新的治理危机。
二 作为回应合法性危机的治理
治理理论的兴起，通常被看作当前世界各国回应公共管理问题和公共危机而出现的，其核心是满足公共行政绩效和政府改革诉求。然而，从公共权力合法性的角度讲，治理的兴起实际上是对传统合法性危机向现代合法性转移的直接回应。
（一）治理理论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治理理论是重塑政府和公共行政改革的直接产物。不同国家以相当不同的方式应对公共行政和管理问题，使得治理范式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学者们将治理理解为“善治”“没有政府的治理”“自组织治理”“经济治理”“公司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网络化治理”“多中心治理”“从权威到网络的治理”九种发展范式，并从行政改革、管理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剖析了治理兴起的动因。减少公共财政浪费，改革现行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更加透明、负责任的效率政府，这些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例如，斯多克（Stoker）认为治理理论并不满足于作为财政危机的产品，它的兴起是因认识到政府的局限，其内涵包括更广泛的边界（Stoker G. , 1998）。布莱恩（O'Brien R.）等学者将治理理论的兴起理解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之间日益紧密联系的必然反应（O'Brien R. et al. , 2000）。这些将治理视为管理工具的思想源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潜在的管理主义。罗茨等学者从管理主义的角度诠释了治理的兴起，表达出对政府责任、绩效和精简的诉求（Rhodes, R. A. W. , 1996）。有学者将治理等同于新公共管理，认为治理就是政府如何有效运用各种工具提供公共服务，他们直接将治理理解为合同外包、特许经销和建立新规则（Osborne D. & Gaebler T. , 2000）。与从政府改革和绩效这种外在的视角不同，一些学者认为治理兴起得益于自我组织网络的形成、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世界银行指出治理的出现回应了公众对有效率和责任政府的诉求，罗茨认为治理出现于国家与公民社会边界调整，俞可平指出公民社会是治理理论的基石（俞可平，2002: 5）。
总之，治理理论是对当前世界各国在回应新的治理挑战中，所采取的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的公共管理方式的总结（王诗宗，2008: 83～89）。然而，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说，治理理论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危机的问题，其因政府合法性由传统合法性向现代合法性转移而导致。
（二）合法性危机与治理的兴起
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学的核心问题，研究一种政治秩序如何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合法性，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该问题进行探索认知。综观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历程，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构成了合法性理论演进的主要脉络。规范主义合法性萌生于古希腊，从价值规范的角度定义合法性，其认为一种统治的合法不依赖于大众对它的忠诚和认可，而在于它的正义与合理的价值基础，强调合法性的“价值规范支撑”。近代的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始于洛克，其强调大众对统治集团合法性的参与式论证，认为合法性必须具备民意基础。然而，始于霍布斯并经历韦伯的“工具性合法性理论”强烈冲击了近代规范性合法性理论。经验性合法性是对现行政治秩序的承认与维护，强调“统治绩效”、“合理行政”与“行政效力”对统治合法性的功能（郭晓东，2005），其核心是一种政治秩序获得大众的支持和承认，可以解释为以韦伯为代表的统治工具性价值。正如让-马克·夸克指出的，合法性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与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让-马克·夸克，2002: 2）。实质上，后来的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将规范性与经验性合法性理论结合起来。哈贝马斯就指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他认为韦伯的合法性信念已退缩为一种正当性信念，依赖国家系统的合理规则建立起来的立法垄断和执法垄断不足以表达合法性，还需要满足程序上的合法性和价值基础。温克尔曼进一步证实了哈贝马斯的观点，他认为韦伯意义上的形式合理性不是正当统治的充分的合法性基础，法律实证主义要求一种建立在价值合理性基础上的普遍共识（哈贝马斯，2009）。
近年来兴起的治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危机的回应。有学者已经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治理兴起是公共行政失败、公共产品和服务低效以及传统官僚制的行政而引发的合法性危机（曹任何，2006: 20～24）。这种基于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治理兴起进行了解释，却有失偏颇。因为治理不仅是对“统治绩效”、“合理行政”、公众认可的回应，也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规范的诉求。哈贝马斯从社会系统危机方面展开分析，认为“生产力的提高会加强系统的权力，从而导致规范结构的改变，与此同时，它又对系统自律构成了限制，因为它们提出了新的合法性要求”（哈贝马斯，2009）。他指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同的价值，实际上“传统结构的断裂导致确保认同的解释系统丧失了社会整合的力量，一旦后代在传统结构中无法确认自己，社会便失去了其认同”（哈贝马斯，2009），因此这种被认同的价值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的社会规范结构紧密相连，统治者必须通过当时的社会规范结构来证明自己的秩序、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换言之，合法性必须与当时社会的规范结构相一致，并获得大众支持和认同。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使经济生活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规范类型不断演变，其对合法性的诉求也在增长。“失去的合法性必须要根据系统的要求来弥补。只要对这种弥补的要求比可获得价值量增长得快，或者这种弥补无法满足新出现的期望，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2009）自古以来，人类不断地为各自政权寻找合法性支撑，无论是中国先秦诸子的“止争论”、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及中世纪的“神权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自然论”，还是以霍布斯、洛克、卢梭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马克思列宁的“阶级理论”，人类社会都是在不断地回应和解决合法性危机中前行。以政权运行的主体、方式、向度来划分，人类社会大体上经历了从控制、管制、管理向治理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治理的优化和模式升级。每一次治理模式的优化升级都是对前一模式合法性危机的解决，使合法性不断地扩大。我国传统合法性以阶级先进性为标志，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全面奔小康，阶级差别逐渐消失，社会规范结构也发生变迁，这要求从传统合法性向现代合法性转移，并为此提供价值依据的新的社会规范结构。治理在中国兴起正是回应了传统合法性向现代合法性转移的诉求，反映出在原有的合法性基础上，产生了新的规范价值与合法性诉求，这包括绩效合法性、回应性合法性、依法行政合法性、参与性合法性等。
治理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与统治行为相比，治理行为的技术因素要重于价值性因素，是一种偏重于技术性的政治行为，但它也体现着一定的政治价值（俞可平，2008: 60～71）。中国治理的兴起和变迁也不例外，它既重视技术性的政治行为，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中获得经验主义合法性，也体现着政治价值，从政治意识形态变迁中获得规范主义合法性。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治理分别在主体层面和权力结构层面回应了一元统治和集权统治的合法性危机。改革开放之初，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路线，破坏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民主秩序，使得当时主导社会公共资源的党政体系陷于全面的“失灵”，无法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使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走到崩溃的边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拨乱反正是民间组织得以发源的体制起点（王名，2008），也是多元治理格局开始形成的起点。长期以来的国家高度集权的全能主义（Totalism）模式，造成经济和社会活力不足、公共产品和服务短缺、公民有序参与渠道不畅。与从一元治理向多元治理转移相适应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领导层和中国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性分权，包括中央向地方分权、政府向社会分权、国家向社会分权。从一元统治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表达出公众的参与性合法性诉求。
第二，治理在技术层面回应了管制型政府的合法性危机。沃尔多将行政效率与公共利益设定为公共行政合法性的判定标准。管制型政府以行政或政治控制为主，强调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一种严密管理和控制，具体表现为经济领域的行政命令和计划控制、社会领域的包办和包揽。市场没有自主权、社会没有自治权，缺少灵活性与应变能力，引起低效率、官僚主义、政府膨胀、财政问题等。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后，中国政府明确了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容和相应的公共政策体系。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表达出公众对绩效合法性和回应性合法性的诉求。
第三，治理在形式层面回应了人治的合法性危机。人治指依靠个人意志的作用来管理并实行政治统治，其特征是权力的一元化状态，容易滋生“独裁”与“专治”。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十八届四中全会更将依法治国作为全会主题，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人治到法治表达出公众对依法行政的合法性诉求。
第四，在价值层面回应了民主制度不健全、注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合法性危机，表明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法性诉求。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资源较多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教育、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有失公平，在经济飞速发展之下，公共服务差异导致各种社会问题凸显。这些社会问题如不加控制和解决，极易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引发社会动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正是从价值层面回应了公民新的合法性诉求。
多年来，我们一直运用西方治理范式来解除中国合法性危机问题，然而，由于社会文化系统的差异，西方治理方式在回应合法性危机时显得“力不从心”。比如，在西方治理范式中，非营利组织生态良好，使其在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治理主体。但是，中国的非营利组织仍在发展中前行，尽管它也是治理主体之一，但其也只是扮演着“边缘”角色。要使非营利组织更好地发挥其功能，需要从治理范式着手。当西方的治理范式在回应合法性危机出现公共责任等问题时，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系统中，我们应当思考治理理论中国化范式在回应从传统合法性向现代合法性诉求转移过程中，能否回避公共责任和公共性问题等合法性危机？这需要我们长期地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进一步探索和深入研究。简单地讲，合法性危机是一种动机危机（哈贝马斯，1999），无论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治理范式还是西方治理范式中国化，都需要从动机上回应合法性诉求，就当下的社会规范价值和社会文化体系看，这包括对绩效、回应性、参与、依法行政的诉求等。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发现目前在地方广泛实践的社会共治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现代合法性诉求。
三 社会共治的基本特征
基于法治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社会共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非常重要的方面，它不仅是政府治理社会，也包括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更确切地说是政府与社会共同推进的过程（王名，2014: 16～19）。社会共治范式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合法性危机问题。对于解除合法性危机，事实上，社会共治范式与哈贝马斯重构的公共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作为一种交往结构，公共领域关注公共问题并考虑公众的诉求，注重通过交往的话语，形成自由平等开放的舆论空间，以民主商谈的形式达成多元共识，并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之内（王名，2014: 16～19）。从参与、协商与决策、赋权三维度形成的公共领域看，社会共治范式因较高的公民参与度、较多的赋权、较好的协商与决策，成为回应多元合法性诉求的一种解决路径。具体来说原因如下。
一是社会共治范式是基于明确公共议题和共同目标的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共治范式作为回应合法性诉求的一种路径，必须应对公共管理的问题和实践中的挑战，而不是空泛理念意义上的探讨。如环境监管的社会共治、社区协调发展的社会共治等。共治主体既包括“公”利、又代表“私”利的组织和个人的共同参与，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和各类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公民和公民各种形式的自组织。社会共治体系中，任何主体都不是全能的支配者，保持对等的主体地位，能够实现“公民权利”的直接参与。因不同公共问题，出现主体结构和空间维度上的差异化以及关系的多样化。基于实践，我们根据共治动力基础、共治方向、主体目标一致性、主体地位对比、依赖程度，将社会共治的实践类型划分为共决模式、委托模式、耦合模式、伙伴模式、衔接模式、联动模式、统合模式、操纵模式（王春婷、蓝煜昕，2015: 18～31）。
二是社会共治范式重构协商对话、促成共识和集体行动的公共领域。社会共治不是自上而下的指挥管理过程，它是建立在法治、协商、自治的基础上，通过多元主体自由进入、平等交流、协商对话形成公共领域，制衡政府专制、强权和对资本的垄断，通过反复对话、竞争、妥协与合作等机制从分歧到共识再到集体行动，形成共生、共存、共荣的共治格局。社会共治不是合作治理，它强调彼此利益边界的打破与利益的重新整合，强调共有权力、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共同治理；共治不是自上而下的指挥管理过程，它改变了进入者最初的动机和行为模式，通过对话和竞争寻找多元主体间的分歧，通过妥协与合作达成共识，并采取集体行动；共治的结果无法瓜分，它是所有主体共同拥有的，与所有主体的利益相联系，辐射所有的主体。
三是社会共治范式的核心是赋权。社会共治的本质是一个超越彼此权力和利益边界，多元主体相互包容、认同、赋权与合作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是公共权力向共有权力、公共利益向共有利益、公共场域向共有场域的转换。社会共治的结果是在赋权和不断地相互融合过程中，改变进入者最初的动机和行为模式，使社会系统中熵减少、社会资本增长、社会资源增加和社会权力形成。
从公民参与、协商与决策过程、赋权三个维度来看，社会共治范式实质性的高参与度、共生共存共荣的共治格局、强有力的赋权，正是哈贝马斯重构的公共领域。社会共治范式的高参与度、共生共存共荣的共治格局、强有力的赋权，与哈贝马斯重构的公共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作为一种交往结构，公共领域关注公共问题并考虑公众的诉求，注重通过交往的话语，形成自由平等开放的舆论空间，以民主商谈的形式达成多元共识，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之内。因此，社会共治因其较高的公民参与度、较多的赋权、较好的协商与决策，使其成为回应多元主体合法性诉求的一种解决路径。
四 以社会共治回应多元主体合法性诉求
近年来，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加速了人类的后工业化进程，信息、网络、技术已经覆盖，并渗透到服务、金融、贸易、房产、运输、保险等各个领域，无所不在，后工业化进程也迎来了中产化社会。从世界范围来看，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也是劳动人口的主要就业领域。产业结构、从业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消费结构的转型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根本性变化，“生产力的提高会加强系统的权力，从而导致规范结构的改变，生产力又对系统自律构成了限制，因为社会系统提出了新的合法性要求”（哈贝马斯，2009）, “治理”在西方兴起就是为了回应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公共管理危机。然而，西方的治理范式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还需要商榷。
第一，中西方迥然不同的后工业化过程，我国的经济环境更具复杂性和“变数”。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化过渡到后工业化，经历了一个漫长且时序发展的过程。我国的后工业化是一个与工业化“半重合”的叠加发展过程，即尚未完成工业化的过程却已经进入后工业化。在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半重合”进程中，廉价劳动力人口带来的低成本优势不再，导致低端制造业逐渐向东南亚转移，大批传统制造业主破产、工人下岗。淘汰落后和化解产能过剩造成大量传统制造业厂商倒闭破产，工业生产者在后工业化进程中面临巨大危机与挑战。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动力结构都将面临重大调整。
第二，新生的中产阶层在经济和社会转型中成长起来但具有脆弱性，其利益诉求有其独特阶层特征。产业结构调整后，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主体，这意味着劳动力的“白领化”（张翼，2016: 1～14）和中国社会的中产化。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工人阶层迅速专业化与高收入化，形成新工人阶层，其利益诉求不同于传统的工人阶层，也不同于固化的中产阶层。一方面他们的经济状况完全取决于雇主和整体经济的稳定性，城镇化进程加快，房价和生活成本迅速上升，消解了工资增长的红利；另一方面他们与农民、工人阶层具有天然的“血缘”联系，一旦遇到父母疾病等风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他们将面临经济危机。
第三，城镇化加快了经济建设的步伐，但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公平的问题仍然严重，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但由于户籍、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的制度分割，农民工无法享受捆绑在户籍上的社会福利，也很难融入城市。在当前户籍制度制约下，形成城市内部当地城镇户籍人口与外地流入非户籍人口的新二元结构。进城农民工未能通过“同步市民化”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处于“半融入”“半城市化”的状态（王春光，2006: 63～76）。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是成本问题，而且是一个更为深远的经济、行为、心理和身份认同等社会融合问题。“传统结构的断裂导致确保认同的解释系统丧失了社会整合的力量，一旦后代在传统结构中无法确认自己，社会便失去了其认同。”（哈贝马斯，2009）随着更多的随迁家庭出现，农民工的第二代子女对家乡没有认同，却又不能与城市孩子一起公平竞争，现有的各种制度又存在明显的歧视，使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传统结构断裂，新结构中的合法诉求又得不到满足，进而丧失社会认同。这种被认同的价值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的社会规范结构紧密相连，统治者必须通过当时的社会规范结构来证明自己的秩序、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第四，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土地流转、农民工流入城市使农村空心化之后，乡镇和小城市也日渐空心化，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无法得到回应。在人口流动的影响下，“撤乡并镇”导致基本公共服务的“空心化”。空巢老人的养老诉求、留守儿童的安全与教育诉求、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诉求都将成为当前中国农村亟待解决的难题。进城务工的农民如果失业，即使回乡也可能无地可种，导致的结果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那么他们的合法性诉求如何满足？“失去的合法性必须要根据系统的要求来弥补。只要对这种弥补的要求比可获得价值量增长得快，或者这种弥补无法满足新出现的期望，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2009）
第五，后工业化社会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婚姻和生育观念，造成人口结构严重失调，人口老龄化愈发严峻。“十三五”规划，全面实施二孩政策，旨在释放生育潜力，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补充人口红利，但就目前政策实施效果来看，收效甚微。人口结构失衡将继续造成家庭的离散化和碎片化，出现更多的留守家庭和随迁家庭，“子家庭”远离“母家庭”（张翼，2016）。这些问题将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居民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而扩大化。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健全的条件下，这些家庭的合法性诉求不能得到满足直接影响着中国的长治久安。
需要指出的是，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和开发，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与信息传播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然而，网络社会使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交织，在缺乏有效网络监管的情况下，网络诈骗、非法入侵个人账户、人肉搜索、网络围观、网络暴力等问题极易引发社会危机。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后工业化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和诉求使得我们的治理环境更具复杂性和棘手性，西方的治理范式在回应我国现有的治理危机方面存在理论与实践操作中上的逻辑偏误。社会共治在矛盾和多元主体诉求中应运而生，它如何解决当前中国的治理危机，回应多元主体的合法性诉求，有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
五 结语
社会共治范式源于中国古代治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也是我国地方治理实践探索的经验总结，其对多元主体的关注，对公权向共权、公域向共域、公益向共益转换的强调，对法治、对话协商、集体行动的重视，回应了绩效合法性、回应性合法性、依法行政合法性和参与性合法诉求，其产生源于探索多元主体合法性诉求的一种解决路径。就当前而言，社会共治范式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比较完善的治理结构和体系，理论上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中寻找根源，实践上需要不断总结探索地方经验和模式。对社会共治范式与合法性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理论，使人获得新知，同时也有助于指导实践。
从社会共治的地方实践看，我们发现政府是通过“清权、削权、分权与放权”，对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治理结构进行调整，从吸引多元主体参与、培育共治主体、探索共治机制，激活社会权力、社会资本和社会场域，给社会主体赋权展开，其目的是让“政府隐身”、让“社会现身”，营造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的共治格局。社会共治无论从体制还是机制上无疑都是一种突破和创新，它通过共治的途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探索社会共治实践、回应多元主体的合法性诉求，需要把握如下几个方面问题。
第一，社会共治的实践路径要与各地方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环境相契合，与各地既有的体制和制度设计相符合。在全面改革进入深水区、固化的利益结构调整变得困难的情形下，社会共治范式为改革提供了新的途径。社会共治存在很多实践路径，比如杭州的“增量共治”、温州的“推位让治”等，这些不同的共治路径都是与地方实际相符合的。
第二，社会共治是一个赋权的过程。多元共治使用的权力不是一般意义的公共权力，也不是私人权力或公权力与私人权力的集合，而是一种不可垄断的、不特定多数的社会权力。多个权力主体对不同问题或不同政策的争论，旨在通过反复对话、反复竞争找到分歧，通过反复妥协、反复合作平衡各主体的利益，最终形成集体行动。多元主体通过多种机制相互融合，在这个融合过程中，多元主体间的权力、资源和责任的行使是实现共治的制度保障。这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大胆创新，通过共治机制激发社会活力、培育孵化社会组织并促使其能力提升进而赋权社会；同时需要政府和社会自身培育和提高社会信任、社会资本，建构社会网络，社会通过结社、参与共治，以新媒体技术发展为工具进行自我赋权。
第三，在社会共治的过程中，需要思考和把握好共治与自治的边界，共治与权力结构的关系，与法治的关系，与体制、环境和资源的联系；注重权力和资源的共享、责任的共担、目标和价值的共识，通过社会共治实践深化社会体制改革。
当然，由于“社会共治”目前还处于草创阶段，在试行过程中，在做到权力和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的基础上，不能引发“无政府主义”。故此，就需要坚持依法治国。要坚持依法治国，增强社会自治功能，扩大自治空间，在探索社会共治实践中加强政府监管职能、拓宽社会监督方式和渠道。一方面从共治的角度，运用社会权力监督和限制公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也要防止社会权力的滥用以及各种原因导致的社会共治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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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Multi-governance: A Solution Originating from Legitimacy Appeal of Diversified Subjects
[Abstract] In the past two or three decades, the adv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has escalat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society and intractability of social conflicts. It has also driven the citizen subjects and their appeals to becom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A new public administrative model is urgently needed so as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governance has risen worldwide, promoting government reforms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propelling governments to gradually delegate powers and withdraw from those fields that they are not good at. Scholars have discussed the causes of the rise of governance from several angles: managerialism, rise of civil society, administrative reform, etc. It suffices to say that the emergence of governance is not merely caused by the above reasons; instead, it is somewhat a response to the legitimacy crisis issue of Habermas.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citizens develop new legitimacy appeals for the govern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legitimacy, including performance legitimacy, participation legitimacy, responsiveness legitimacy, and legitimacy of law-based administration of government. After analyzing and distinguishing the legitimacy crises arising in the post-industrialization society, the paper pointed out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multigovernance paradigm is a response to the legitimacy appeal of diversified subjects. The diversified subjects use such governance tools as participation, negotiation, and empowerment to solve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the appeals of diversified subjects.
[Key words] Governance; Social Multi-governance; Legitimacy Crisis；
（责任编辑：郑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