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关于中国核风险社会建构的研究旨在回答什么问题

综合上述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对于风险的研究及各种理论框架来看，知识（科学知识、专家知识、非专家知识）、权力（参与风险定义的权力、参与项目决策的权力）、社会背景（经济、文化、历史、政治）决定了风险建构的过程及结果。然而现有的理论对于上述重点理论的探讨都是在西方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话语体系之下。那么在运用这一系列的理论解决中国核电发展面临的社会问题时，东西方迥异的知识体系、权力关系及社会背景正是我展开研究和讨论的意义所在。

1．知识

在风险社会中贝克和吉登斯理所当然地把大众对于现代风险的认知与建构归因于大众获得了更多的科学知识。科学知识的增加与广泛社会传播是高科技风险被建构的条件。虽然温等人对这种看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和批判，但是温所强调的是非专家知识，也就是大众在日常生活中依据经验对于风险的判断。温认为这种非专家知识应该被认为与专家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同等重要且有同等的价值。反观中国的科学发展过程和知识体系，这两种假设的说服力都相当有限。

科学技术对于中国的知识体系来说可谓是一种外来的概念。虽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提出了发展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要求，但是中国的科学技术之路走得甚为崎岖。直到近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我国才开始真正走上科技新邦的道路。然而有一些国内学者指出，中国的科技之路更为注重技术的开发和运用，而不是科学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在西方的研究体系中，真正被提出来加以深入研究的是科学知识，而科学知识在我国整体发展中的地位却非常薄弱。中国大众是否在核电问题上展现了他们的非专家知识正是本书要讨论的一个重点，因此在这里不详细叙述，在后面的第四章会围绕这个议题展开讨论。

2．权力

在环境保护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中国，我们似乎看到了亚政治的产生及其对政府在一些高技术项目上的决策的影响。例如，最典型的是PX项目、垃圾焚烧厂项目以及2013年以来初现端倪的核设施项目。那是不是可以说，在中国社会，居民由于担忧以上项目所带来的环境健康风险，以及有关这些项目的风险的知识经过传媒的传播与建构引发了更广泛的群众对于上述项目的自反性，而这种自反性赋予群众影响政治决策的权力呢？现有研究指出这样的权力关系并未产生。周志家（2011）对于厦门居民PX环境运动参与行为的动机分析指出：“从总体上讲，西方的社会运动和集体抗争具有高度组织化和专业化特点，而在发展中国家权威体制下的政治环境下，公开的、有组织性的政治活动通常难以成为集体抗争的常态。”而厦门居民PX环境运动体现的是一种“环境自私主义，即这种运动虽然具有环境保护的目的，但对环境的关注基本上局限在自己所在的社区和区域，没有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在抗争性参与中，政治效能感有促进作用，对环境意识则有抑制作用。政治效能感的正面影响可以视为居民对自身政治风险的防范，即居民的抗争性参与是以政府会进行“理性”应对的预设为前提，是居民一种政治上自利的表现。因此周志家的结论是厦门市居民在PX环境运动中体现的是公民性的浅层。因此虽然看起来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给予了居民参与决策的权力，但事实上，深入的研究却指出了居民对政府的依赖以及自利性。关于核电事务的参与中展现的权力关系将在第五章进行深入讨论。

3．社会背景

社会科学领域关于风险的研究均指出风险与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强烈相关性。现代社会风险被贝克定义为社会发展到后现代化阶段的产物。本书需要回答的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人如何定义和理解风险。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先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关于风险与中国社会的议题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话题。近年来也开始有中国学者讨论变迁中的中国社会与风险的关系。复旦大学邓正来教授的研究团队对贝克的理论做了系统的研究，并通过与贝克的对话解读风险社会与中国的关系（贝克、邓正来、沈国麟，2010）。邓正来等认为“当下中国的现代化同时拥有工业化和自反性的特征”。因此中国的风险问题比西方社会更加复杂。现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既可以推动制度转型，同时也可以提高信息系统的透明度。李友梅（2008）在题为《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一种新路径》的文章中讨论了风险作为对我国社会结构进行重组的一种新的力量，“一方面，风险的弥散性和普遍性使得跨越阶级、阶层、职业、性别、信仰和种族而进行全社会动员成为可能，从新的角度和新的范围带动公民社会的生产；另一方面，具体风险的分布又在一定程度上同阶级、阶层的分化同构，强化后者的分化”。李友梅认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虽然我国还处于现代化的初级阶段，但已经具备风险社会的某些主要特质。这是由于，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世界风险当中，我们不可避免地面对全球经济危机、恐怖主义分子和全球性流行病等的冲击；另一方面，对科技和经济发展的过分追求已经破坏了中国千百年来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由于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环境和自然生态的破坏使中国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现在的中国同时面临着新型的风险分配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以及原来已存在的阶级财富分配上的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