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来自“差序格局”的启发
费孝通(2007)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把西洋社会比喻成田里的捆柴,每个人都像一根柴一样属于固定的捆、扎、把。他把团体定义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上的人“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织或等级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与西洋社会相对界限分明的团体相比,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的格局像投石入水所产生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与他相关的社会圈子的核心,圈子间因为波及而产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因此中国社会就是以每个人自己为中心的富有伸缩性的网络。这个网络中的每一个圈子的界限是模糊的,又可以是相互重叠的。费孝通把中国社会这种模糊的网络关系称为“差序格局”。差序格局的概念虽然是在20世纪40年代基于农村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但是对现代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还是有很高的解释度。冯仕政就用“差序格局”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居民在遭受环境迫害时会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冯仕政(2007)指出,根据调查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在受到环境危害之后采取的行动具有三个重要特征:“第一,基本上是体制内行为,而不是体制外行为,即主要是利用而不是撇开,更不是排斥国家及其附属机构(如媒体)进行抗争;第二,基本上是个体行动,而不是集体行动;第三,这些行为都是围绕特定时间而发生的,是事件性的,而不是连续性的、习惯性的行为。”这样的现象与西方社会的环境保护超越私利的计算成为新型社会运动的代表的状况形成鲜明反差。因此,我们会发现西方环境保护运动表现为“公”的、以正式的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主导的、持续性地关注某个环境问题的行动方式;而中国的环境抗争则表现为“私”的、由某些维权骨干或意见领袖发起的、围绕某个项目进行的、希望获得政府重视而维护自身权益的行动方式。费孝通所提出的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正好解释了中国人“私”的问题。然而在此基础上,冯仕政(2007)指出了“差序格局”对于居民在环境危害中选择抗争还是沉默的行为反应的影响:“那些社会经济地位高、社会关系强的人,能够更多地表达自己的利益,从而得到国家的保护;而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低、社会关系弱的人,则无法使自己的环境利益被国家所重视,只能充当‘沉默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