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的主旨在于提出一个自组织的观点来分析灾后重建的过程。在大灾之后的救援以及灾后重建的过程，各级政府与军队的力量固然起到关键的作用，但从汶川地震开始我们也逐渐看到各类民间组织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救灾与重建中最大的力量还是社群的力量，也即街坊邻居、亲戚朋友的相互帮助，大多数在地震中被埋困的人因此而获救，在重建中因此而恢复生产与生活，所以一个善于自组织起来从事集体行动的社群，不论是在救灾行动还是重建活动中，往往都能为社群成员带来益处。

基于此，本书第一章简单阐述了自组织理论并列举一些汶川震灾后的案例说明灾后自组织如何发挥作用。借科曼（Coleman）及奥斯特罗姆（Ostrom）等人的研究，本书进一步指出良好的社群内集体社会资本（本书称之为社群社会资本）是促成自组织成功的关键。所以，社群社会资本高的社群可以较有效地帮助其成员进行灾后恢复，参与社群活动多的成员也可以从自组织的救灾与重建活动中得益，从而加速灾后的恢复。

在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中，读者可以了解到作者所在的清华大学可持续性乡村重建团队在帮助灾后重建的同时收集了汶川地震灾后的长时期定性资料，并在四年中三次收集了定量追踪调查的数据，以此数据为基础我们发展了一个社群社会资本的衡量模型。这套模型将衡量社群的集体社会资本表现在个体层次上的指标，因此建构出社群社会资本的关系、认知、结构构面两两影响的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得到了一个配适度较好的社群社会资本的衡量模型。

第四章着重探讨汶川震后的村民社会资本变化情况。本书将社会资本分为微观层面的个体社会资本和社群层面的社群社会资本。个体社会资本方面，对拜年网规模、拜年网网顶、乡以上干部网亲友数、关系网亲友比例这四个指标进行了变化情况分析，结果显示：村民拜年网规模随着灾后恢复的进程内部差距拉大；村民的拜年网网顶，随地震恢复正常后，更多村民认识了相对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代表个人认识权力位阶较高者的乡以上干部网亲友人数存在总体下降的趋势，以及代表个人深深镶嵌在密集网络中的关系网亲友比例也呈下降之势。社群社会资本方面，对关系维度社群社会资本的情感网本村人总数、工具网本村人总数，以及认知维度的本村人信任、社群归属感、邻里构面五个指标进行了变化情况分析，结果显示：被访者情感网本村人总数三期呈平稳发展态势，呈上升趋势的包括工具网本村人总数、被访者社群归属感、被访者邻里亲密程度，呈下降态势的是被访者本村人信任。

第五章从经济情况和重建参与两个方面出发，对重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经济情况方面，对低保户分布情况、领取贫困救济款物、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现金收入、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生活满意恢复情况等的年度变化状况的分析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灾后的社区总体上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重建参与方面，分析了社群社会资本对灾后重建动员中民众参加自组织抑或他组织的影响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对村庄有较高认同感/归属感的村民参与社区自组织灾后重建活动的发生比例更高，村民在村庄内既有的社会网络对村民参与社区自组织灾后重建活动并没有明显的积极支持作用；“干部网规模”对村民参与政府组织的灾后恢复活动却具有正面作用，对村民参与志愿性社区活动（自组织）却具有非常明显的负面作用，即政府的强力作用反而会抑制自组织的积极性。由此可见，基层政府的确在灾后恢复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基层政府与村民自组织的动员网络有较大的区隔，前者甚至会对后者产生负面影响。

第六章对村民的社会信任恢复情况进行了分析。社会信任分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2009～2012年的灾后恢复期间，村民一般信任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特殊信任也显示了相似的逻辑。接下来，本书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探讨社群社会资本与个体社会资本对特殊信任的影响。对2009年和2012年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对比结果显示，重建初期，关系网本村人总数会正向影响特殊信任；重建三年后，正向显著影响的指标为关系网本村人总数、社群归属感、拜年网规模。研究认为，重建初期社群社会资本较为重要，是因为灾后初期，居住在板房中的村民因处特殊情境，与本村人的关系对社会信任的形成有重要作用，而生活恢复常态后，个体及社区间的利益博弈使社群和个体社会资本对特殊信任都变得重要。

第七章探讨的关系网是心理健康恢复的变化情况。被访者健康总体状况的数据显示，随着灾后恢复完成，被访者的健康状况逐渐好转。为了便于探讨，本书将关于健康的12个问题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身体健康因子”“心理健康因子”“未来信心因子”三个因子，数据显示，身体健康和未来信心均随重建完成而变得愈加积极，而心理健康的变化则呈现相反的结果。为了对这一现象进行探讨，本书从社会网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社群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重建起到的作用，分析发现前者对后者的负向影响作用。本书试着使用乡村里村民的分层现象对“社群社会资本越高心理健康值反而越低”这一结果做出解释，即村中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抱团形成独立于其他村民的精英团体，村中大多数普通村民形成另一个圈子。后者虽有更高的关系网密度，但是由于内部成员地位较低、生活条件更差、压力更大、权益更不容易得到保障，因而心理健康程度更低。与此同时，与自己社会地位相似者交往使得村民变得封闭，这种封闭而紧密的小圈子进一步催生了悲观、压力等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情绪。

第八章和第九章探讨的是村民对政府态度的变化情况。我们收集的村民对各级政府信任的数据显示，民众的基层政府信任度是一路走低的，对高层政府的信任度虽然居高不下，但也存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对政府工作的观感的数据显示，民众对政府满意度的总体趋势是“央强地弱”，且呈现下降态势。为了进一步研究政府满意度变化的逻辑，本书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对政府满意度变化进行了线性回归和跨层的多层线性回归分析。线性回归结果表明，2009年及2012年，认知型社群社会资本对基层和高层政府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到重建完成时，原本影响程度不重要的个体社会资本及关系型社群社会资本的影响也变得显著。多层线性回归结果表明，村庄整体的社群社会资本对基层和高层政府满意度都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委会活跃程度会显著正向调节“拜年网规模”对基层政府满意度的影响，村庄整体的社群社会资本会显著正向调节“乡以上干部中亲友数”对高层政府满意度的影响。总体而言，随着灾后恢复的完成，个体社会资本变得越来越重要，有利于村民形成对政府较高的满意度，同时这种影响会受到社群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