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导论：灾后重建中的自组织研究

第一章 灾后重建中自组织的故事

自有史料记载以来，灾害就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伤亡和痛苦。灾害有很多的特征，如社会性、破坏性、突发性、连锁性、多样性、难预报性等。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损失最为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地域广、造成损失大。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呈明显上升趋势，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灾害的发生不仅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物质财富造成巨大损失，还会带来社会运行的中断，导致在出现物质废墟的同时出现精神废墟。社会科学界对自然灾害的研究不仅仅在回答“灾害的社会后果为何”以及“如何减轻这些后果”之类的实际问题。由于在灾害中常规社会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正好为社会学家们提供理解、研究个人心理认知、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变化过程的“自然实验室”，为他们深入理解社会运行、发展社会理论提供了机会。

如何使受灾社区和居民迅速从灾害的打击中恢复过来，重建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一直是研究者最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灾后恢复问题中需要解答的关键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同样的外部环境下，有些受灾社区的居民能迅速恢复元气，而有些却一蹶不振，陷入打击中难以自拔？在经济力量投入充足的情况下，哪些因素影响和决定着社区和居民的灾后社会性恢复？近年来，研究者在进行灾害研究时开始进行多学科交叉，将个人特征与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社群的特征相融合，探讨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关系模式。本书就是在这种趋势下，将心理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视角共同带入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研究中，探求一种有利于灾民社会性恢复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重建模式。

我们研究的重点将置于民间自组织的力量如何投入灾后重建。在我国，重大灾难后的救灾以及重建阶段中，政府发挥的功能都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彭宗超，2008；徐文渊、陈沛杉，2009），相关的研究已经很多，但其实只有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很多新一轮的研究将目光投注在民间非政府组织（NGO,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在灾后的表现（文传，2008；沈刚，2011）。在汶川大地震中，虽然民间志愿者的投入曾经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对此很多人称2008年是中国的“志愿者元年”，但其实NGO在整个灾区重建中的功能并不明显。我们的调查中，乡村社区居民表示曾受过志愿者帮助的比例很低，远远低于其他村民、政府、军队等带去的帮助。灾后重建中最主要的助力其实来自于社区居民自组织（self-organized）起来的救援及重建的力量，所以本书将关注民间自组织的重建过程，提出一个以民间自组织为理论视角的灾后重建研究框架。

一 自组织理论

自组织是指一个过程，是一个系统内部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在社会科学中，该过程形成了一个新的治理模式，有别于建基在交易关系上的市场治理，以及建基在由上而下、来自系统外部的权力关系的层级治理，是一种内部建立在非交易、非权力，包括情感性关系、认同性关系以及共同志业之上的治理模式。因为内部合作的需要，一群人协商出合作的规范，共同遵守，形成自治理的机制，从而维持了一个系统长期的秩序。

自从哈丁提出“公有地悲剧”模型（Hardin, 1968）的研究，提出如何让一群人合作，并排除有人“搭便车”的现象（Olson, 1966），就成为学界一个重要的课题。理性选择学派提出的理论假设是，在重复博弈中，因为参与者看到长期合作带来的利益大于一次性欺诈带来的利益，所以会选择合作。阿克塞罗德（Axelrod, 1984）更指出，当博弈反复发生时，如果行动者能够通过在后面几轮的博弈中惩罚违规者来遏制“搭便车”行为，则会出现合作的结果。

但这类理性选择的研究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参与者会相信这是一个长期的博弈，谁来主持报酬（pay-off）的分配以及相关博弈规则的执行，因此奥斯特罗姆（Ostrom, 2001, 2003）提出自治理的“长期博弈”需要一套信任、声誉与互惠机制作为启动一系列长期合作的治理基础。社会资本理论因此进入此一研究领域。

总体社会资本研究在科曼（Coleman, 1990）、普特南（Putnam, 1993）、福山（Fukuyama, 2001）等人的发展之下，将义务与期望、互惠规范、公民参与、信任等要素一同纳入社会资本的概念中，认为更重要的不是社会资本对个体经济行为的有效性，而是集体层面上的公共精神（信任、互惠规范和公共参与）有助于促成集体行动中的广泛合作，并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促进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李惠斌、杨雪冬，2000）。

社会资本起源的主导解释模型认为，社会资本产生于自愿性社群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这种社群被认为是推动公民之间合作的关键机制，并且提供了培养信任的框架。社会资本也就意味着建立和保持自愿性社群的能力，换言之，健康的社群关系是共同繁荣所必不可少的（李惠斌、杨雪冬，2000）。普特南在分析“社会资本何以支撑好政府与经济进步的出现”时指出，社群内部的参与网络培养了生机勃勃的普遍化互惠惯例，密集的社会互动有利于协调和沟通，并放大了其他个人值得信任的信息。此外，社群内部的这种参与行动体现了过去协作的成功，也为未来的协作提供了文化模本。奥斯特罗姆（2003）许多经验研究也验证了重复的社群互动产生合作规范。

科曼（1990）将志愿性社团当作社会资本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普特南则直接将志愿性社团等同于总体社会资本，并认为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因此将自组织引入了公共管理研究。奥斯特罗姆集二者之大成，她借研究如何让“公共池塘”由使用者自定规则进行管理，在政府、市场之外看到了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的力量。她认为，影响集体行动的制度不仅限于操作层次的规则，同时也受制于集体和宪法层次上的规则安排，正式制度（或者说广义上理解的体制）的特征会促进或阻碍个体致力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努力。在对全球众多“公共池塘”自我管理案例的分析基础上，奥斯特罗姆归纳出可持续的自组织普遍体现出的八项制度设计原则：清晰界定边界、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的规则、集体选择的安排、监督机制、分级制裁、冲突解决机制、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分权制（奥斯特罗姆，2000）。

在奥斯特罗姆（2000, 2003）看来，相对政府管理和市场竞争来说，自组织和自治理（self-governance）模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有效率的自主行为，能够直接体现合作群体的需求，并有效克服政府模式的低效率现象和市场模式的不公平现象。任何社会互动领域内的自治体系都倾向于更为有效和稳定，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并发展保持下来了行之有效的工作规则、参与者建立的网络以及他们采用的规范；规范和制度能够促使交易方之间以信任的方式行动，群体成员可以通过建立奖赏和惩罚机制直接影响行动，或者通过信息交流、技术建议、替代的冲突解决机制等间接帮助成员自我管理。

基于这些自组织的相关理论，本书观察了在汶川大地震后重建的三个村落，总结其中展现的自组织现象背后特有的中国人关系网特质。

二 汶川大地震后重建的案例

本书拟从住房建设和经济恢复两个层面，选取Y村的整村重建、S村的回迁运动、M村的生产合作这三个案例进行阐释。

案例1 Y村的整村重建

茂县Y村是一个羌族村落，辖两个村民小组，共72户居民，地震前二组49户居住在半山坡，一组23户村民通过购买邻村的宅基地已在山脚下建成了新宅。该村在地震中无人员伤亡，90%的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二组由于地处地质危险区域，需要集体搬迁到安全地带重建新村，一组部分家庭愿意加入重建。新村选址在河谷地带，采用轻钢架构技术，共计56户民房（含援建单位捐建的一户公共示范房），实行统一规划、统一风貌。截至2009年5月，Y村接收的社会援助包括规划设计图、技术指导和55户房屋的免费钢架，其他工作由村民共同承担完成，没有建筑工程队的介入。

村党支部Y书记地震前曾经营小生意，略有存款。地震发生时Y书记与长子被倒塌的房屋砸成重伤，后经政府救助被送至省城医院接受免费治疗。治愈后Y书记卖掉了私家车购买了水泥分给建房的村民，矢志不渝地带领村民进行重建。建房过程的众多决策也都是在Y书记的召集和带领之下由村民们共同做出的。常用的沟通协调方式是开会，即由村委会召开户主会，由各家户主与村干部共同商量决定村中的公共事务；由乡政府、援建单位或村委会提出的意见和想法，也要经过村民大会做出决定，会上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会后再由村干部和老党员、老干部对持反对意见的少数村民（通常只有少数几户）做思想工作。

为保公平，地基的分配采用抓阄的办法：（1）留出角落一户作为样板房，对其余55座宅基地进行编号；（2）将55张已写下编号的字条投入容器内，各家户主按照随机顺序进行抽号；（3）第一次抽出的号码作为排队的依据，55个户主以各自的数字编号决定下一轮抽号的顺序；（4）按照排队顺序进行第二次抽号，这一次抽中的号码作为各自的宅基地编号，对号入位。

没有专业的施工队，村中18名青壮年劳动力自愿报名组成“钢架队”，经技术人员的指导培训后承担起全村55户的立架工作。18人中没有队长，内部没有明确的分工，多视个人的情况而定，例如动作敏捷的人大多从事高层的工作，做工精细的负责焊接等，大家工作起来都得心应手。因房屋构造采用四联排（或双排）户型，先完成地基的四户（或两户）可优先起架，起架的顺序也视各联排地基完成的进度而定。起架当天由四户（或两户）共同或轮流供应钢架队的午餐，通常包括馍馍、炖菜、啤酒和烟。钢架队的劳务报酬在工程结束后统一结算：由55户居民每户出资n元，总计55n 元，钢架队人均获得55n/18元。薪酬远低于市场价，算做“志愿的，象征性收一点工资”。

打地基、砌墙体等工作由各户独立或相互换工完成。Y村历来保留着换工的传统，即农忙时节家家户户都会考虑用交换劳动的方式安排收种，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做完最多的工作。这种换工形式还扩展到修房建屋上，每一家建房时都会请寨子里的人来帮忙，然后在本子记下每家所帮忙的工时数，等到这一家建房时还以同样的工时数，有时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多还一两天。因为砌墙并不是每家人都会的技术，因此建房换工是以大工换大工（砌墙），小工换小工（辅手）。如果遇到没有大工的家庭，就需要花钱请人来做，如果能够请到亲戚，所需付的钱就会少很多。

在房屋建至抹灰、刷白阶段时，由于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需要从村外请技术工来做，按天数付工钱。由于当时灾区普遍都在建房，技术工难找，市价上涨。Y村村民们请的都是自家的亲戚，或是亲戚的朋友、朋友的亲戚等熟人，付的日工资比当地的市场价低30元，即市场价150元/天，熟人则付120元/天，并提供三餐和住宿。Y村有四大姓氏，分别是罗、潘、王、杨，同姓的称为“家门亲”，四大姓氏之间的相互通婚产生出了很多姻亲关系，当地村民称为“竹根亲”。如果将这种“家门亲”和“竹根亲”加起来，村民觉得全寨的人都有亲戚关系，不同的只是远近亲疏。当遇到两户人家同请一个工人时，这个工人会选择亲缘关系较近的一家先做。亲缘网与换工网将所有村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门窗原定由村中统一采购。经一位村民的亲戚介绍，村两委的干部与重庆市一家门窗厂取得联系，订购了第一批门窗（未签订合同），但因货物质量不符合原本的口头协定，村民与运货方产生冲突，最终经村干部的调解村民同意以略低于原订价格的价钱买下门窗。但事后传出村干部从中吃回扣的传言。接下来的门窗采购便由村民自行找商家三五结合地购买，村干部不再出面，只对门的颜色统一要求为大红色，窗户统一为“羌”字样式。

示范房由援建单位出资购买材料、村干部组织村民出力砌墙。村中的道路平整、架立电线杆等工作也由村干部组织村民一起完成，每次劳作55户各出一个“工”（即一人）。值得一提的是，因钢架的捐赠方来自两个社会团体，其中30户的房屋钢架材料中包含楼梯，另25户的不包含楼梯，需由村民向厂家另外共支付75000元（3000元/户 × 25户）的材料费。村中采取的解决办法是由55户家庭共同支付，即每户分摊1363.6元（即75000元÷ 55户），这一办法未经任何外来团队的提议或村干部的协调，其余30户对这分摊方式也没有任何异议。

案例2 S村的回迁运动

北川县在2008年的地震当中受灾严重，后又遭遇九月的洪灾，河床抬高20米，沿河的整个村都处于不安全中。鉴于这个原因，乡政府无法快速地做出永久性住房重建的具体决策。村民严重不满当下的生存状况，干群关系比较紧张。笔者走访调查时（2009年5月）大多村民居住在安置点的板房区，或在旁自搭帐篷，少数人住在受损较轻的老房子里。

S村是一个行政村，辖6个村民小组，村民沿山散居。其中三、五、六组在地震中受灾严重，大量的房屋和农田被垮塌的山体损毁，只能采取异地重建，三个组的村民住在山下板房安置点。一、二、四组受灾较轻，大部分土地可以复耕，房屋部分损毁，修整后可以居住，但因地质脆弱，雨季时仍存在洪灾侵袭的可能性，只有少数人回到山上修葺房屋并住回老屋，大多村民因孩子就学便利性的考量和对灾害再发生的恐惧，与三、五、六组一同住在山下的板房区。总体上，村委会遵从乡政府的指示，将综合运用统建居民小区、原地自建民房、鼓励自主外迁和建造廉租房等多种形式进行重建，但震后一年仍未做出具体的决策。山上山下形成“对峙”的阵势：板房区住着三、五、六组的村民，其中包括现任村主任Z主任和一、二、四组“想等着政府给安排”的村民；山上原址住着房屋损坏较轻的一、二、四组村民，以二组G村民为首的“回迁”派，他们不参与板房区的任何活动，也不关心村主任传达的政策指令，震后不久在山上搭建临时住所，他们坚持在原址重建，并在地震后不久就争取到乡县政府的两次财政拨款，修复了通往山上的水电、公路等基础设施。

回迁派的G村民时年60岁，是一名老党员，是原陈家坝乡的会计，在乡级政府机构供职三十多年，“对乡上和村上的事儿没有不知道的”，退休后在村内的事务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且与县乡领导保有一定的联系。G村民的儿子和女婿均在乡政府担任要职。作为二组的成员，他曾在地震后两次带领组员换选组长；作为村中少有的党员之一，他在村级党支部中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现任村支书可谓是由他带着“其他党员一起保上来的”。

G村民在震前带领二组推举出组长。但是震后他发现组长与村主任Z主任“来往甚密”，包括物资分配、重建方案都是背着他只与村主任商量。这位组长的做法在程序上并没有错，但是G村民意识到这名组长的行为已经违背了自己的推举初衷。于是，在G村民的号召下，二组换了另一位村民任组长。第二任组长也并没有让他满意，很快就换了第三位（现任）。第三任组长在“重建选择异地还是原地”一事上与G村民看法一致。村民的临时过渡房是在G村民的指导下形成“换工”组织搭建起来的。同时，G村民在恢复水电、道路等设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乡和县政府争取到拨款与援助，并在施工中组织村民出人力和提供伙食。普通村民对G村民的评价是“精明、能成事”。

村中在救灾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反复修改的现象。建房补助款支取与建房贷款申办的规则几经调整，导致有人可以从中谋到利益、有人则无法及时领到所需的补助款，许多村民对此意见很大。物资发放方面，Z主任在访谈中做如下说明。

基本没有出现纠纷，物资发放我们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优先照顾孤老病残。像分板房……不可能做到每家都有板房住。所以就优先考虑老年人、有小娃娃不满三岁的、怀孕的、有娃娃在念书的。然后再考虑其他人……当然这个当中不可能说完全公平。分发物资也是，分到村上的物资像衣服那些，也不是统一的……但是我们也是尽量把情况讲明，做到公开透明。大家也就能够接受了。像分米分油这些就是严格按照乡上规定的分量来。（来自Z主任的访谈记录）

但村民普遍认为村主任物资发放中很多做法不公平，好东西全部分给他自己的亲戚，分到村民手上的全都是些“破烂”，而且别的村都发了好多东西，有的S村村民感觉“什么都没有收到”，有的村民表示“不知道这些当官的吞到哪里去了”，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降到了最低点。

案例3 M村的合作机制

广元市M村地处偏远山区，人均年收入3000元左右，是“四川省十年扶贫规划重点贫困村”，全村大约七成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外务工。汶川大地震中全村受灾异常严重，村民房屋全部受损，并受到地质滑坡灾害的严重威胁，公路、灌溉设施、饮水工程损毁严重。地震后被选定为“国务院扶贫办贫困村灾后重建试点村”，现在是广元市的一个重建亮点。

现任村支书兼村主任W主任曾在乡的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开过运钞车、在县里一家银行里给领导当过司机，辞职后曾自办企业。当地一位村民曾承包村中的山地，但经营不善导致亏损，W主任以超出市价的价格接手，并打算利用大山进行林地经营，但是当时的M村交通极其闭塞，且治安混乱、村风不好，极大地限制了产业的发展。在2000年的换届选举中，W主任通过向镇长毛遂自荐成为候选人之一，并顺利地通过村民的选举成为村主任并兼任村支书。就任后，W通过订立村规民约来整治村风，并严惩村霸以儆效尤。面对村委会一无办公室、二无收入的窘况，W选择在家办公。面对村民一穷二白的经济困境，W放弃集资修路的尝试，寻求到他的一位熟人好友——县水电局物资总公司经理的出资帮助，修通了全村的路。

现在村中的自组织有生猪养殖合作社、村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农民工协会、老年人协会和地震后村委会下属的农民建房自助合作小组。基本上这几个协会、小组都是自组织起来的，由W兼任会长。其中农民工协会于2003年注册，入会会员缴纳100元会费，协会的宗旨在于维护本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权益，以集体的名义向在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村民提供帮助，收取的会费作为维权的开销经费。老年人协会选任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任务主要是为村中留守的老人提供福利，并解决与老年人日常生活相关的事务，以分担村委会的工作。

2008年地震前，W主任正在带领村民筹备资金互助合作社以促进农户经济生产。地震后出于建房的需要W主任在村民的提议下着手组织互助建房机制，合作机制包括四个小组：资金管理组、材料组、监督组和施工组。随着项目在村内的宣传推广，不断有村民入社。村委召集社员开会，由社员选举产生会计、出纳以及组长、理事长等负责人。在人工短缺、建材紧俏的环境下，M村村民在互助建房机制的模式下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住房建设。

三 本章小结

（一）问题的提出

综合上面的三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案例中都有一位能人，他能够动员一群人来加入集体行动，向外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帮助重建，以及帮助组织内部成员建立一套规则使得大家都能接受资源分配。比如Y村的书记以及M村的W村主任，他们都是有很多人生阅历的社会精英，也同时是政治上的精英，一位是任职多年的村支书，一位是自己主动争取成为村主任。对应能人的动员则是被动员者是否有内聚力，他们以什么样的关系结合在一起？如何才能相互信任？有没有共同的规范一起遵守？能不能协商出资源分配的法则？对于集体行动是否保持忠诚，不做“搭便车者”？

上述案例中，S村的重建无法达成一致正是因为全村居民内部产生了分裂，不能协商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Y村因居民都是“竹根亲”，很多事情好商量，而且有一套互惠机制的乡规民俗——换工制度，所以集体建房时较容易产生合作行为。S村村支书的“不公正分配”行为进一步引发了村民的不信任，使得集体行为缺乏互信的基础。反观Y村在部分建材短缺时，大家无异议地共同承担成本，符合凡事均分的习俗，村支书因此维护住村民间的互信；但在门窗采购上又因为不透明，村民对Y村村支书的信任感降低，使得后续的集体行动受挫。

这些案例显示，社群作为一个共同体，往往具有共同的利益，从而需要产生自治理的机制，以共同治理共有财（common pool resources）（Ostrom, 1990）。所谓共有财，就是产权为集体所有，无法排他使用，但却有高减损性，一个人用了会减降别人使用的资源，最后可能产生“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commons）（Hardin, 1968）。所以一个社群需要自组织起来发展出治理机制，以共同监督社群成员的行为规范，保障社群的集体利益（Ostrom, et al., 1994），比如一个职业社群的职业声誉就是成员的共有财，必须要发展出一套职业伦理以监督、规范从业人员，这样才不会因为部分人的行为而使集体声誉受损。自治理机制包括一系列自我制定的非正式规范以及正式规则，包括宪法规则、选择规则以及操作规则，为有效地执行这些规范与规则，社群中还需要有声誉机制、信任机制、互惠机制以及监督机制（Ostrom, 1998）。在这些机制的基础之上，一个社群才能有效遏制“搭便车”的行为（free-rider）（Olson, 1966），产生良好的相互合作，共同创造共有财的氛围。

如何能够让社群产生有效的自治理机制，并有效地监督、执行这些机制？厘清这一问题有助于保持一个社群内部的秩序，促成合作并产生持续的集体行动，以供应共有财，增加社群全体成员的福祉。如上述案例所分析，自治理机制的产生需要一个成功的自组织过程。

（二）本书主旨——引入社群社会资本解释灾后重建

什么是自组织过程？作者从干预观察和访谈调查中归纳出解释中国社群自组织过程的分析架构，具体情况如图1-1所示。

简单地说，自组织过程包括有“动员精英”的动员（Carthy and Zald, 1977），形成关键群体，在没有收益的时候，付出建立共有财所需的初期成本（Oliver and Marwell, 1988），从少数人动员更多的相关者加入自组织过程中，使规模效益显现，吸引到更多人参与，并建立一个相对稳定而封闭的社会网，高举出大家的认同，更转化这个社会网中原有的“乡规民俗”成为自治理所需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范（罗家德、李智超，2012）。在这样相对稳定而封闭的社会网中，口碑容易流传、声誉可以相互验证，从而产生声誉机制。另外，如果有较强的非正式规范存在，封闭社会网内的有效监督可以使成员的行为具有确定性（assurance）（Yamagishi, et al., 1998），这是建立信任机制的重要基础。因此，在建立自治理机制的自组织过程中，一个社群内部社会网结构的内涵、成员间关系的强度、相互认同的程度，以及是否有共守的规范都是自组织能否成功的关键。所以奥斯特罗姆在研究自治理机制时直指自组织过程中形成监督、声誉、信任以及互惠机制的重要性（Ostrom, 1990, 1998），并以一系列博弈研究分析了这些机制的形成有赖于良好的社会资本，这些社群内社会资本无疑是一个社群能否建立自治理机制最重要的前提条件（Ostrom, 2008）。

在我们研究团队的定性研究中，使用这个架构分析了收集到的自组织过程个案，并从个案的比较中归纳出本土自组织过程的特质（罗家德等，2013；帅满，2013），更试着用美国的自组织案例与国内案例作比较，以期了解国内与西方自组织过程的异同（罗家德等，2013）。

在定量研究上，我们首先需要发展一个测量社群自组织能力的指标——社群社会资本。如前所述，这是一个测量社群内部内聚力的指标，如果一个社群的成员对社群认同感强，内部关系多且良好，嵌入在相对封闭而紧密的社群网络中，大家会倾向合作，少有“搭便车”行为。这个指标有助于理解一个社群自组织过程中的起始条件是否良好。自组织过程的目的也在于不断地加强社群社会资本，使社群内部越来越有内聚力，直到能建立良好的自治理机制，所以社群社会资本的前后期比较也可以说明自组织过程是否成功。衡量社群社会资本是理解民间自组织发展过程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