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后期洋务派的管理思想

1．冯桂芬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1840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在1851—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同时也是清政府所经历的一次空前的内忧外患交乘时期）著书立说，从较广泛的范围探讨各种经济管理问题，而其作品内容又能够从一定角度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特点。因此成为对此后的经济管理思想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唯一一人。他的管理思想在许多方面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有一致之处，对以后的一些改革思想家如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陈炽等人也有相当影响。其主要著作《校邠庐抗议》成书于1861年，是鉴于签订《北京条约》有感而发，提出了40条改革建议，成为继魏源《海国图志》之后进一步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鼓吹者。该书中阐发的思想，成为中国地主阶级“经世致用”思想向资产阶级维新改革思想转变的中介，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近代觉醒。他继承并进一步发扬了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他所主张的“师夷”不仅包括学习新式工业以及使用机器进行农耕，还认识到“洋器”与“西学”的联系，把“师夷”扩大到各种自然科学的范围。近代中国他第一个把“师夷”和“变法”联系起来，从而使“变法”与古代封建制度范围内部的变法相比具有了不同的新内容。不过，他所说的“师夷”、“变法”还主要局限于生产力和自然科学的范围，对封建统治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枷锁——所谓的“伦常名教”，他则认为是不可触动的立国“原本”。冯桂芬提出的“本辅论”成为后来“中体西用”学说的源头。他的管理思想大概可以分成两类：“除弊论”（均赋、减赋、减租、改革漕运制度和土贡制度）和“裕国论”（发展茶桑生产、开矿、引进西方农业机器）。

冯桂芬的主要管理思想有：

第一，学习西方。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工艺技术，而且要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理论；在学习西方的时候，特别强调要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学习西方，不能全盘照搬照抄，重要的是要有创造性。

第二，关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思想。冯桂芬深刻抨击了晚清科举制度，比较全面地对封建晚期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把脉和诊断，为近代废除科举制度做了大量的清扫心理障碍工作；他的教育思想中已经出现了普及教育的初步构想，为近代兴学校、建立学制、普及教育提供了思想基础；他在上海广方言馆设置的中西合璧的课程结构模式，为近代学校课程提供了蓝本；他还建议在上海设立同文馆，指出“今通商为时政之一，既不能不与洋人交，则必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情伪，而后能收称物平施之效”。

第三，新的吏治思想。龚自珍和魏源开了改革封建弊政和学习西方先进事务的先河，不过在他们的思想里，改革封建弊政和学习西方仍是互不干涉的两回事。冯桂芬突破了上述局限，他对西方的学习已经进入政治制度这一层次，并以此为参照系来对封建制度的种种不合理性进行批判，使两者初步水乳交融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企图用“西药”来为清王朝疗疾，这是吏治思想的一个重大进步。

第四，外交思想。他不仅提出了“和戎（对外）自强（对内）”的总体外交战略，而且提出了讲求诚信、讲求公理、利用矛盾等外交策略。此外他还提出了了解外国情况、培养外交专才等应付变局的外交措施，这些思想主张对于中国外交思想的近代化有重要影响。

2．郭嵩焘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字伯琛，道光进士。他是晚清第一个驻外（英国、法国）大使、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是中国近代洋务思想家、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先知先觉”。他曾提前20年预测到甲午中日战争。他也是最早参与并始终关注洋务运动、着眼于宏观管理而不纠缠于洋务企业实务的洋务派人士，其著述有《使西纪程》等。曾国藩赞誉他“芬芳悱恻”。曾国荃曾经为郭嵩焘鸣不平：“居今日而图治安，舍洋务无可讲者。仅得一贾生，又不能用，此真可以为太息流涕者也。”这应该是那个时代能给予郭嵩焘的最高评价，也是士大夫所能得到的最高褒奖了。

郭嵩焘的主要管理思想有：

第一，国家改革的“本末论”。郭嵩焘的时代，最重要的国务就是“洋务”。观念的突破是最重要的突破，没有观念的突破，一切所谓“事功”、“作为”，只能局限在传统的价值理想之下。他在1875年的一份奏折中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在他看来，所有洋务派竭力的“长技”其实只是“末节”，西洋富强之本在于其政教，在于不依靠君主个人道德维持的“圣人之治”。制国之本在于通商，兴工商之本在于“商贾”经营，他曾力主官府应扶植私营经济、把官有资产交与商人经营。取法西方，不可能一蹴而就。从技术上讲，可以“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这样的“本末之辩”，证明郭嵩焘不仅较真，同时也务实。他逐渐摆脱君权至上的束缚，不仅敢于考究西方民主政体，而且敢于肯定其优长之处。总体来看，他与其他洋务派人士在许多方面都存在重大分歧，他的许多观点被现代中国学者认为是“石破天惊”的创见，对于洋务派修改政策具有启示作用，并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驱。

第二，重商富民的经济管理思想。通过读书观史和比较研究中西社会求富强之异同，郭嵩焘提出了重商富民的思想，要点为：商人跟士人平等；以中外通商为契机，确立重商富民之国策；制定扶持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富国当以富民为本为先，西洋的商人与政府是互动的，政府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保障商业的权益，为商人提供便利，而中国则相反；兴学尚艺，培养实用人才。郭嵩焘的重商富民思想在本质上是在中国试图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不仅在促成了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更新，而且开启了近代“商战”的先河。

第三，以和为主的外交思想。郭嵩焘认为洋人也是人，可以“以理格之”、“以礼通之”，“洋人之与吾民，亦类也，未有能自理其民而不能理洋务者”。他认为中国应循理外交，对外交往要知己知彼，要通其情、达其理、知其法。这是中国理性外交的发端，不仅促发人们转变传统外交思想，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起了奠基和启蒙作用，而且对加速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他的观点，颠覆了国人多少年来把“夷狄”等同“禽兽”的霸权话语和“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的粗鄙的外交认识水平。

第四，重视人才、“人才救世”的思想。郭嵩焘认为，兴国之本在于务实的人才，重用人才是国泰民安的基本前提，是消乱求治的重要保证。他的人才观念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他的关于什么是人才（人才既以保全濒于崩溃的封建统治为己任，同时又敢于向远比中国强大的外国侵略者求和，以承认他们在中国取得的部分权益为代价，换得一个和平无事的环境，从而在消除外患威胁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地根除内乱，帮助封建统治机构调整内部机制，恢复自我平衡），如何培养人才（兴学校、明学术、正人心）、考察人才（有用之才、得力之才、临机应变之才。综合道、理、气、朴、耐、公的“德”观，识天理、知势理的“识”观，义理之学、词章之学、经济之学、考据之学的“学”观）、任用人才（不拘一格、知人善任、量才而用、用贤求专、人尽其才）的思想超出了同时期的人们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其人才观念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

第五，理性认识历史的思想。他认为：办理“洋务”不当的重要表现，就是自己首先明确立场，以“玉碎瓦全”相激发，弄得没有立足的余地。观念和立场上的自我孤立和“主题先行”的做法，直接带来对策上的盲目。他指出：历史上的事，特别涉及“国际”关系时，必须“究知当日之情事”，才能有公允的理解，他一直对宋明士大夫“于天下大势懵然无所知”、“不考当时之事势，不察人情之顺逆”的放言高论，不以为然。

第六，融汇东西方哲学的思想。郭嵩焘不仅认识到西方文化也有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而且把“巴夫子”（柏拉图）、“亚夫子”（亚里士多德）等西哲与“孔夫子”、“孟夫子”等东哲相提并论，而且还特别推崇西方近代哲学与科学的发展。

3．容闳

容闳（1828—1912），字达萌，广东香山县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和开拓者，中国改良主义的创始人，要求发展的资产阶级，主张民主共和。他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以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政治救国为己任，谋求中国社会的革新，其中以开创留学教育之先河为最突出的贡献。他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成为该校有史以来，同时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中国留学生。

容闳的主要创举有：

第一，引入“制器之器”，购买新式机器，充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国外引进成套先进设备，成为近代机器制造业奠基者。

第二，向清政府提出旨在改革时政、富国强民的“四项条陈”：成立合资汽船公司，以备军需民用；选派青年学生出国留学，以“为国储才”；发展矿产开采与铁路事业，以尽地利；禁止教会干涉民间事务，以防外力入侵。此四项建议得到洋务派大员丁日昌的大力支持。

第三，筹划并实施幼童赴美留学事业，以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尽管此项壮举以十年后中途夭折而告终，但是为中国近代造就了一批有用人才，对之后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和中美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他曾经担任清政府驻美公使的副手，对早期中美外交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并为保护华工做了大量工作。

4．王韬

王韬（1828—1897），字仲弢，号紫诠，江苏吴县人。十八岁中秀才，因曾向太平军上书，被清政府通缉，逃往香港。清末自然科学翻译家、教育家、改良思想家、著名报人，对推动和普及我国早期的科学教育事业有一定的贡献。他毕生著作宏富，为传播西学不遗余力，不仅涉及天文历算、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且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人文科学甚多评介，所遗著作已知者不下三四十种。在同时代人中，他的经济管理思想在由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向近代经济管理思想的转变方面转变轨迹最为明显，也最具典型性。他提出的“先富后强”论，正是中国近代按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经济要求的较早的理论表现。他最早把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作为两种不同的侵略手段加以研究，对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相互关系的看法，已开启稍后的郑观应“商战”论的端倪。他在1879年就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不仅提出了“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这样明确的师夷变法相结合的论点，而且把“师夷”解释为“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这就相当明确地把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面貌改造中国，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提出来了。

王韬的主要管理思想有：

第一，重视报纸和舆论的作用。包括：广见闻、求通变的报刊功能观，论时事、抒胸臆的报刊政论观，有道德、通古今的新闻人才观。这些见解在中国人办报之初，提高了人们对报纸作用的认识。他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提倡变法，影响很大。甲午战争后，我国出现第一次办报高潮，也极大地启蒙了民智。

第二，以商为本的思想。他是中国近代重商主义思想的提出者，最早从立国路线角度考察西方诸国，把对外贸易看作是富国的唯一途径，认为通商之益有三：工匠之娴于技术者得以自食其力；游手好闲之徒得有所归；商富即国富，还可以强兵。

第三，军事改革思想。主张改革兵制，倡言“练兵之法宜变”，内容有裁兵增饷、按西方方式练兵等；主张科技强军，造就精锐之师，内容有以先进武器装备军队、以先进方式制造兵器、主张军队运输和通讯方式近代化等；主张选练将才，培养近代军事人才，如改革旧式武举制度、创办各类军事学院培养专门人才、派遣留学生等；重视海防，提出“以战为守”的积极海防方针。

5．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又字香涛，河北南皮人。同治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湖北、四川学政及两广总督等职。中法战争结束后，张之洞继续担任两广总督，同时开始建立自己的势力，逐渐形成当时最大的洋务集团，张之洞本人也成了洋务运动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又是“清流派”核心人物，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张之洞对中国近代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称得上是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先驱。毛泽东曾经说过：“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不能忘记卢作孚。”《清史稿》评论他“莅官所至，必有共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既是赞叹他气魄宏大，却又嘲笑他不懂投入产出，是典型的官僚型企业家。

张之洞的主要管理思想有：

第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即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中体西用”理论。基本内容就是利用传统的“圣道”作为统治劳动人民的理论根基，同时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技能，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

第二，利益和权力相分离的原则。他在政治上坚持皇权、反对民权，在工商实业中强调官权，反对商权。前两条都反映了他的顽固派一面。

第三，在张之洞的管理思想体系中，最有特色的要数他的“工本商末”、工业和商业相辅相成的思想，这一思想决定了他在日后兴办企业过程中重视振兴基础工业的特点，在开采煤铁矿产和冶铁业上投下大量精力物力。这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难能可贵的。

第四，科技管理思想。在从事湖北地方近代化改革事业的过程中，他主张破除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倡“农工商学”；吸收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振兴中国传统农业；重视培养和选拔科技人才，积极发展近代化新式教育；例如，在任湖广总督时，为了发展两湖茶叶贸易，增加中国商人同西方商人竞争的实力，他在新设立的湖北自强学堂内设立了商务课一门，旨在培养新型工商业人才。整体来看，张之洞管理思想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为洋务政策辩护。

6．薛福成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江苏无锡人，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外交家、散文家，著作收于《庸庵全集》。1865年入曾国藩幕僚，曾提出“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等项建议；1872年入李鸿章幕僚，1889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其在政治、外交方面的见解深得曾、李诸大臣的赏识，且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以“振兴商务”为旗号的中国早期现代化改革思想。

薛福成的主要管理思想有：

第一，“工商为先”、“藏富于商”的观点。“工商为先”并不是工商并重，而是以“商”为中心。他的海外游历使其首倡“商握四民之纲”说，认为有了商“则士可引其所学、农可通其所植、工可售其所作”。他还发明了“藏富于商”说，认为商富则国富，建议建立和发展中国的新式工业。他十分推崇股份公司制度，但反对官督商办的旧制度，将清政府既不中看、也不中用的公司制，形象地比喻为“不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夫外洋公司所以无不举者，众志齐，章程密，禁约严，筹划精也。中国公司所以无一举者，众志漓，章程舛，禁约弛，筹划疏也。四者俱不如人。”“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他认为企业要有拳头产品，主张政府加强专利保护，核定发明的价值，可以让其出售转让，甚至卖与外国，对重大发明者政府还应赐予官爵。他积极主张修造铁路，在修路的资金筹措问题上主张借洋债，他还非常有针对性地反驳了保守势力反对修铁路的种种论点。他的变法实质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取代封建的农业、手工业经济。

第二，外交思想。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维护主权独立，反对不平等条约；研究国际形势，警惕新的侵略；抗御和遏止外侮，必须学西方变法自强；自强必须重视外交，重视遴选驻外使节；改革外交机构和人事制度；外交要讲求斗争策略，要善于运用国际法；主张对外开放，重视经济调研；外交必须注意信息灵捷。对于抗击不平等条约、收复失地、保护华侨等，他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7．马建忠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镇江人，清末改良主义者、外交家、语言学家。1870年入李鸿章幕僚办理洋务；1876年，被派赴法国留学，专攻法律、政治、外交，兼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的翻译；1879年返国后，授道台衔，成为李鸿章的重要幕僚；1890年后，家居著书。中日甲午战争时，他建议创设翻译书院，并任洋文教习，培养兼通汉文洋文人才，翻译各国人文、自然科学书籍。他可能是直接从原文学习过西方19世纪经济学课程的最早的中国学者，早期思想基本上没有超出洋务派思想的范围，中法战争后很快突破了洋务派从船坚炮利这样的器物层面看待西方富强之本的局限性。他的经济管理思想与同时代人相比基本一样，都是以对外贸易为中心和先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但他的思想具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他比别人更明确地把对外贸易看作国民经济的中心和主导部门；二是能够直接从西方的经济学中寻找武器为自己的这种发展战略进行理论论证。他于1890年写成《富民说》，这是他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知识宣扬和论证自己的现实经济主张的主要代表作。

马建忠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适可斋记言》一书中，主要有：

第一，经济改革方面。他一直主张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认为应该从实际出发选择创办企业的方式；主张企业进行规模化生产，以降低成本，满足市场需要；主张以现金（黄金）来补偿贸易差额，符合当时广泛推行的金本位制的要求；他是近代最早提出币制改革的思想家，还是最早谈论引进外资的专家，认为借债有三原则：“取信之有本”、“告贷之有方”、“偿负之有期”；他将对修建铁路问题的认识写成《铁路论》，最早提出“官商合作”修建铁路的思想并影响了李鸿章的实业决策，更能反映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有改革要求的人士的认识水平。

第二，外交方面。他主张主动开放，谨慎交结，利用国际公法，修改不平等条约；反对盲战，隐图自强，他还首次提出了集选才、育才、用才三位一体的“使才得用观”。其外交思想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和进步意义，且自成体系。

第三，防务方面。他的海防思想在时人中最为系统完整。他主张把体制和制度作为海军建设的根本，主张设立水师衙门，并草拟了一批规章制度；他从科学技术的视角看待海军的创建，主张提高海军将士的地位，重视海军的教育和训练；他提出了一个中国海军发展的九年规划，对中国海军跨进世界前列充满信心。他关于海防建设的观点着重从思想的层面、制度的层面、教育的层面和管理的层面立论，能发人之所未发、详人之所不详，更加触及海防建设的本质，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他精通多国语言，著有《马氏文通》十卷。该书为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汉语语法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