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关于近百年来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程，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与看法。例如陈佳贵教授指出：中国管理学百年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前的“管理学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49—1978年的“管理学初步形成”阶段；第三个阶段是1979年至今的“融合发展”阶段。谭力文教授、包玉泽博士以“20世纪中国的管理变迁”为题将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部分：1900—1949年中国的企业管理；革命根据地公营企业及管理；1949—1966年中国的企业管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企业管理思想的变革。其他学者的划分标准各有不同，并且大多数论述重点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管理学发展历程。而本书统览了1895年以来将近120年的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程，实在是一个大胆而有益的尝试。

“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可以帮助我们安放好自己的位置。”通过对比整理、总结近百年来中外管理学发展历程，笔者发现：与西方管理学主要侧重和集中于组织的管理尤其是企业的管理不同，相比较而言，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程具有六大特点，创建中国管理学也必须基于这六大特点才具有现实性、科学性和可能性。

第一，是广义的管理学，不是狭义的管理学。中国管理学全面包含治国、治生、治身、治企之学，治国、治生、治身之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尤以治身和治国之学为甚。例如近几年出现的“国学热”，就是由于西学无法解决国人以下的需要：我国经济发展后恢复文化自觉和自信、提升话语权、增强民族认同感的需要；对文化冲突中的文化霸权进行抗争、提升民族文化素质的需要；培养国家“软实力”的需要；社会浮躁期人们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和归属感的需要；开掘传统、古为今用，提升企业文化竞争力，避免恶性竞争的需要。西方管理理论的“水土不服”，使得中国的管理者转而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管理思想。正如1699年德国大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G.W.Leibnitz）在《中国最新事物》一书“序言”中特别提到的：中国的治国之道强于西方，而西方对于自然的知识强于中国。而治企之学也只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近20年才逐渐形成的，且尚未形成大的气候，以致有人戏称：“近现代中国历史中，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精英是‘男二号’，企业家是可有可无的‘男三号’”。

第二，经济与管理思想不分家。经济学成为显学的时间很早，管理学独立出来的时间却很晚，目前也没有完全独立出来。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1996年才有管理科学学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0年才开始设置管理学研究项目，以前精力都放在应用经济学部分。经济学家“越界”成为管理学家的很多，反之却很少，“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现象比较普遍。比如：主攻公司治理和金融的郎咸平教授，就更多地以经济学家而不是管理学家的身份示人。因为以经济学家的身份示人，对很多事物都可以指指点点，而管理学家的对策却有诸多限制，尽管这些限制往往出于世俗的思维和偏见。基于第一个特点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这与新中国成立前内忧外患、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着力于恢复和建设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与市场调控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密不可分。西方学者可以很顺利地写出一本经济学或管理学甚至细化到某一个具体的学科如人力资源、会计学的思想史专著，但我国学者却很难写出一本精准的、研究中国的经济学或管理学的思想史专著。这是国内外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区别之一。

第三，管理实践引导管理理论发展。我国的管理实践发展与理论研究密不可分，甚至实践发展在前、理论研究在后。管理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科学，其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社会需求与管理实践的需求，理论研究着力于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的实践问题；多数情况下，实践派管理专家比学术派管理学家对企业人士的作用更大、更直接、更迅速。例如：“娃哈哈—达能纷争事件”揭开了中国学者研究东方的伦理式关系与西方的契约式关系如何融洽相处难题的序幕；1995年4月全国试点企业集团工作会议召开后，国内学者展开了一系列针对企业集团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会每年不定期公布须在短期内完成的应急研究项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每年不定期发布重大招标项目。在中国的企业人士中，曾仕强、余世维的名气比很多学术派管理学家的名气要大得多，唯一一个既有学术水平、又受实践领域欢迎的可能只有郎咸平。一位研究供应链的资深教授说过一句无奈的话：“我获得的各种奖项无数，唯一的遗憾是很少有企业应用我的研究成果。”在同行圈子中被“文人相轻”、实践领域又不被接受的学术派管理学家大有人在。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和问题在近几年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重视。

第四，探索中前进的特征很明显。由于国土辽阔、人员众多、事务繁杂、缺乏借鉴，中国历史中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很多；与西方同时期的大量管理理论创新不同，我国的众多制度创新就是最大的理论创新；很多看似偶然性很强的关键人物和关键事件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比较明显，“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非常突出。曾鸣教授的“大赌大赢”观点不仅贴切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优秀企业的迅速成功之道，而且也符合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一些有胆识的企业家、政治人物的做事特点。在“转轨+新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大量既不合法（法律不让做）、又不违法（大家都在做）的“灰色地带”，在这个地带行走主要靠运气和胆识。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别人被抓住、自己没被抓住，或者被抓住很快被放出来，活下来就会成功。例如：被邓小平三次谈话提到的年广九就是运气特别好的例子。年广九的儿子也如此评价其父亲：“他当时之所以出名，是靠新闻炒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都在找典型，碰巧让他撞上了”；二是把握住社会发展的正确趋势，既不超前做先烈，更不落后没得吃。张瑞敏决定做海尔工业园的时候遭到很多下属反对，因为当时经济政策还未明确。张瑞敏语重心长地讲了这样一段话：“做事哪有不冒风险的，一件事能做不能做，不是看它有没有风险，而是看你能不能抓住风险中的机会。小平同志的‘南方视察讲话’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的事情你们不明白？不该快的时候你快是错误，该快的时候你不快也是错误。要是等上面的具体政策都很明确了，那大家一窝蜂就上来了。到那个时候，风险是没了，可机会也没了。”基于此，网上有一条幽默段子：“搞市场经济，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如同没见过足球的人第一次参加足球比赛一样，而且上阵之后才发现组织者也只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边定规则、边做裁判，急了还不时上来踢两脚。继续留在场上的人，有一点相同，就是他们的运气真好。而被罚下场的人当中，真有些人是很冤的。”这段话说得实在是非常贴切。

第五，很多问题提出的时间很早，但解决起来非常困难。笔者认为，出现上述问题原因有三：（1）由于当时思想的禁锢，很多问题由于违背“大局”，很难被提出。从历史规律来看，提出者往往是考虑整个国家长远发展的高层领导人（例如邓小平提出关于判断“姓社姓资”问题的三个标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或思想前卫的知识分子（例如由吴稼祥等引发的关于“国营企业股份化”问题的争论、张维迎提出的国家所有制下国企的“五个不可能定理”）或触及生存底线的基层农民（例如小岗村的生产承包制）；（2）由于当时国情、体制和利益群体的限制，问题可以被提出，却难以被解决。例如：1986年张维迎就提出了国企政企分开的不可能性，但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近30年了仍未解决；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制定了劳动制度改革的系列规定，那个时候开始就应该没有“铁饭碗”的，但现在却持续出现“考公务员热”。又如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但现在很多企业却仍然在做表面文章。即使对于微软这样强势的跨国公司，自1992年进入中国经营后也一直没有解决软件盗版侵权的问题；（3）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太快，使得某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刚被提出就过时了。例如：1959年中央就已经高度关注安全生产问题，但至今安全仍是关键生产问题之一；1989年国务院就对企业临时工的管理做出了明确的原则规定，但现在“临时工现象与问题”却仍然非常突出。

第六，整体发展崎岖坎坷，但局部不乏亮点，改革开放后迅猛发展。在理论方面，1945年，张培刚教授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哈佛大学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1954年，钱学森教授第一次提出在工程设计和实验中能够直接应用的关于受控工程系统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奠定了现代控制理论的基础；1982年，华中科技大学邓聚龙教授创建了有世界影响的灰色系统理论；1986年，北方交通大学贺仲雄教授等创立的FHW（模糊、灰色、物元空间）决策系统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供了一种有效方法，是决策科学中一项具有国际水平的创造性成果；1992年，为了“再造宏碁”，施振荣提出西方管理学界高度赞誉的“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理论，后将其改造为“产业微笑曲线”以作为台湾地区各种产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1998年，张瑞敏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坛，“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案例被正式写进哈佛教材，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登上哈佛讲坛；2005年，专注于中国问题研究的《组织管理研究》（Managementand Organization Review）创刊并被SSCI检索系统收录……在实践方面，1987年，美国《幸福》杂志评选全球50位最引人注目的企业家，中信公司的荣毅仁榜上有名；1997年，美国《家电》杂志公布全世界范围内增长速度最快的家电企业，海尔超过GE、西门子等世界名牌，名列榜首；1998年，松下、西门子、惠而浦等著名跨国公司为小天鹅定牌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洗衣机和电冰箱；1998年，娃哈哈推出非常可乐并“三分天下有其一”；2001年，海信集团成功收购韩国大宇集团设在南非的生产电视机的工厂，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在国外收购国际化公司的资产；2003年，TCL并购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业务，组建全球最大的彩电供应企业——TCL与汤姆逊电子公司，这是中国家电企业首次兼并“世界500强”公司主流业务；2006年，英国《金融时报》向全球发布的最新“全球最强势100品牌”排名中，中国移动以品牌价值392亿美元排在微软、通用和可口可乐之后，居全球第四名，这是中国企业首次跻身世界一流企业之列……类似的亮点数不胜数。因此中国管理学者应该有增强学术自信的勇气，中国企业家应该有傲视全球市场的信心。

基于中国管理学具有的上述六大特点，本书论述的内容并不是狭义的管理学，而是广义的、包含了治国、治生、治身、治企诸多学问的、融汇了经济与管理思想的、包括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管理学。当然，本书论述的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力求论述的条理性、完整性、科学性与可读性。最终形成本书的正式章节共12章和附录2篇。

第一章“近代以来中国管理学的发展脉络”相当于全书的总论。第二章“后期洋务派的管理思想”论述了官办军工企业的管理、官督商办企业的管理、后期洋务派的管理思想与特征。第三章“民族实业家的管理思想”论述了优秀民族实业家的经营管理思想与特征。第四章“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管理思想”论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与特征。第五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管理思想”论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与特征。第六章“国民党政府的管理”论述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管理、国营工业的管理、民族资本企业的管理、村级管理制度以及舆论管理。第七章“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管理”论述了国家管理、公营企业的管理、民族资本企业的管理和村级管理制度。第八章“中国管理学的萌芽”论述了企业的科学管理、管理学著（译）作、管理专家、高校管理学教育、管理社团组织、调查研究等中国管理学萌芽的标志。第九章“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学”论述了对苏联管理模式的引进和推广、管理学的经验探索与理论创新、西方科学管理方法的引进与创新、“文革”期间管理学的整体停滞与局部发展、企业管理科学化、管理学科发展与高校教育、第一代领导人的管理思想。第十章“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管理学”论述了企业生产导向的转变、企业管理科学化、管理现代化与高校教育、第二代领导人的管理思想。第十一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管理学”论述了企业生产导向的转变、企业管理创新、企业管理科学化、未来我国企业管理创新和科学化的任务、当代管理学与管理教育、第三代领导人的管理思想。第十二章“中国管理学的新发展”论述了中国企业文化与管理哲学、主要的中国式管理理论及其缺陷、未来我国管理学理论创新的任务。

为了弥补正文叙述的遗漏，本书特别在附录1中列举了近代以来比较重要的中国管理学事件。为了与国外同时期管理学发展进程对照以及更好地理解提及的相关国外管理学理论，附录2中列举了近代以来比较重要的外国管理学事件。此处由于某些著名理论无法归结于具体的年份，所以忍痛割爱没有收录进去，例如麦克莱兰（David C.Meclelland）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三种需要理论”（成就需要、权力需要、亲和需要）等。由于目前笔者尚未见到如此精准有趣的国内外管理学大事记，所以此举也算是有益的尝试。对于某些事件是否属于“重要事件”，仁智有别，只是基于笔者个人思考的辑录。对于附录中的重要事件，笔者专门用“★”标出，以求与其他事件区别。

本书具有知识性、体系性、通俗性、历史性等特点，因此可作为企业管理人员的“史鉴”读本、管理研究人员的参考书、大学通识教育选修课的教材、经济管理类专业“经济管理思想史”和“管理学原理”等专业课的教材、MBA与管理类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以作为管理知识爱好者的通俗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