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所谓“文化”，总的来说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指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宗教、艺术是偏于情感的，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二是指社会生活方面，对于生活在周围的人，如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之间的相处方式都属于社会生活一方面，如伦理习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三是指物质生活方面，如吃穿住行，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的方式。一个民族的医学是深受其文化及哲学影响的，本部分重点要分析东西方文化及哲学对医学的影响，以及中医与西医差异，因此西方文化泛指整个西方文化及哲学，东方文化则主要指中国文化，不包括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化。

（1）东西方哲学特点：中国人从19世纪以来的哲学研究，都是从根本上、本质上进行的东西比较的研究。我们历史上没有“哲学”这个词，更没有相应的学科。它是日本人在19世纪后期引进西方学术思想时，根据中文造的一个词。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哲学是于20世纪早期开始，由一些学者从西洋、东洋引入而逐渐造就的。

关于两种哲学传统的具体特点：首先，传统西方哲学最受西式数学的影响，它的创始人，以及中间的一些极重要的哲学家，或者本人就是大数学家，或者是与数学有极深渊源的。如泰勒士、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笛卡尔、莱布尼兹、胡塞尔、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中国哲学家不是最受那种形式突出的数学的影响，而是首先感受到四时即春秋变化的阴阳大化的奇妙，孔子及其弟子们写的《易·传》对中国哲学影响极大。还有像诗歌、历史、音乐这些时间之艺也在中国古代哲学行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传统哲学认为最真实的终极存在一定是不变的，是形式化的或可以形式化的。而中国哲学认为终极存在一定是和变化内在相关的，处于变和不变的交织状态。如梁漱溟在其著作中对于西方哲学的情势做了一下描述：“希腊的思想本来各方面都很发达：有向外的研究，也有内向的研究；有对于自然的研究，也有对于人事的研究；有对于静体的研究，也有对于变化的研究。但是到了后来西洋只有偏于向外的，对于自然的、对于静体的一方面特别发达，而别种思想渐渐不提，这就是因为西洋人所走是第一条路向。在第一条路向本来是向前看的，所以就作向外的研究；前面所遇就是自然，所以对于自然研究；自然乍看是一块静体，所以成静体的研究。自从希腊哲学的鼻祖泰理斯起，就来究问宇宙的本体问题—研究宇宙是由什么材料组成的，或说是水、或说是火……种种。等到文艺复兴之后，他们既重走第一条路向，所以近世哲学还是一元多元、唯心唯物等问题，仍旧接续古代的形而上学，总想探讨宇宙之本源、究竟。”梁先生亦对中国的形而上学与西方和印度的形而上学的不同，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一）问题不同：……像这种呆板的静体的问题，中国人并不讨论。中国自极古的时候传下来的形而上学，作一切大小高低学术之根本思想的是一套完全讲变化的—绝非静体的。他们只讲些变化上抽象的道理，很没有去过问具体的问题……（二）方法不同：中国形而上学所讲，既为变化的问题，则其所用之法，也当然与西洋印度不同。因此讲具体的问题所用的都是一些静的、呆板的概念，在讲变化时绝对不能适用，他所用的名词只是抽象的、虚的意味。不但阴阳乾坤只表示意味而非实物，就是具体的东西如‘潜龙’、‘牝马’之类，到他手里也都成了抽象的意味，若呆板的认为是一条龙、一匹马，那便是大错了……这就是直觉。我们要认识这种抽象的意味或倾向，完全要用直觉去体会玩味，才能用到所谓‘阴’、‘阳’、‘乾’、‘坤’。固为感觉所得不到，亦非由理智作用之运施而后得抽象概念。”西方哲学认为真理是唯一的，或者是形式本身的存在方式，或者是判断对于对象状况的符合，与错误是不相容的。而中国哲理认为真理是发生型的，原本的真理状态恰恰是主客彼此还没有分开的形成之中的状态，正在出现。西方的传统思维造就了两个世界，即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变化的世界和不变的世界，在其中，知和行是分开的，事实和价值是分离的，哲学和人文是两分的。学术研究则以研究这个领域的相关对象为主，学科越分越细，学术和做人、信仰、修养没有直接的关系。中国这点也是与之不同的，中国古代没有两个世界的划分，学问知识讲究举一反三，学问和做人、信仰、情趣息息相通。

方法论层次，中西传统方法论也是不一样的，传统西方哲学用的是概念化、观念化的方法。抓住一个思想、一个表述的真实的意义，要通过概念抓住它的本质。一个词的真实意义要通过概念来定义，然后形成判断和推理，最后构造出思想体系。中国哲学用的是一种重中国式境域中生成意义和存在者的方法，即重情境、重语境的方法，比如技艺化的方法。概括来说，中国哲学重视“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中国思想的三大主流，即儒、释、道三教，都重主体性，然而只有儒学思想这主流中的主流，把主体性附加以特殊的规定，而成为“内在道德性”，即成为道德的主体性。西方哲学刚刚相反，不重主体性，而重客体性。它大体是以“知识”为中心而展开的。它有很好的逻辑，有反省知识的知识论，有客观的、分解的本体论与宇宙论，它有很好的逻辑思辨与工巧的架构。

（2）东西方文化研究从差异比较向互补交融演变：当中国人刚刚接触到西方文化时，西方文化表现出的最典型特征可以归纳为科学化和民主化。科学化主要表现在西方人征服自然的欲望及行为。比如同为制作东西，方法却不同，我们虽然也会打铁、炼钢、做火药、做木活、造房子、建桥梁等制作工程，但是我们的制作工程都专靠工匠心心相传的手艺，西方却一切要根据科学，不在手艺，工业如此，农业也如此，就连种地也有许多分门别类的学问。这种一定要求一个客观公认标准的，便是科学的精神；这种不考虑客观规程而专要崇尚个人才气的，便是艺术的精神，因此两者比较，处处都是科学与艺术的比较。梁漱溟对东西方文化差异有这样一段描述“科学求公例原则，要大家共认证实的；所以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其所贵便在新发明……当然仅今胜于古。艺术在乎天才秘巧，是个人独得的，前人的造诣，后人每觉赶不上，其所贵便在祖传秘诀，而自然要叹今不如古……西方的文物需要看他最新的而说为今化，东方的文物要求之往古而说为古化，也就是因为西方的文明是成就于科学之上；而东方则为艺术式的成就也。”西方人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不仅仅表现在对自然界的认识及改造，从政治、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都有专门的学问和研究，目标都是去寻求公认、客观的知识，因果相应的道理，所以形成了一门门的学问，从而形成现代科学的一个个学科分支。而中国人都是学四书五经的，包括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外到对自然的认识，内到对道德、礼仪以及历史、司法的认识等，全凭个人的悟性，然后在实际中去应用。关于某一学科的知识很少有详实、完整的记载，中国既秉承艺术的精神，则很难产生出一门一样的学问来。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另一个差异就是西方民主化进程要早于中国，西方人要求平等、自由、共和的觉悟要比中国人早得多，中国人几千年一直是小农经济，家为主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义礼智孝”成为中华文化思想的核心。由上，可以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归纳为，“西方文化主要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不去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中华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在文艺复兴之后西方走上了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道路，而中国仍在闭关锁国，把工业文明的先进视之为奇技淫巧，嗤之以鼻，埋下了中国近代失败的种子。

近世以来，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文化的地位。百余年来在西方文化的侵袭下，中国始终在反思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然而，西方文化带来经济飞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类道德水准的下降，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目前，全世界的有识者都在考虑如何才能化解这一场有可能将人类引向毁灭的冲突。很多西方学者开始希冀从中国文化中发现某些普世价值以解决目前所遭遇的世界性问题。有学者认为当代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虽然看似不同，其实都是“深度”相通的，任何一种深厚的文化都可以发掘出有益于他种文化的共通价值。未来哲学的发展方向必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互补和交融。

文化、文明中孕育着医学体系，医学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分支与产物。文化影响着医学的起源、发展，并可通过医学概念框架和方法论原则的形成，进而对医学理论内容和形式有影响。西方医学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中医实际上是中国古人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的思想产物，是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在医学领域的延伸。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特点，决定了中西医学在起源、发展、基本理论、思维方法等方面的差异。

在解释宇宙发生等自然现象时，比较东西两种哲学的思维方式，中国的五行与古希腊的四元素、中国的阴阳学说与毕达哥拉斯宇宙论在古代相当近似，到了亚里士多德时代，希腊哲学走向物质探求和逻辑研究，开始应用物质科学技术探究人体功能和利用机械的物质转化解释生命现象之路。中国传统系统论思维认为世界的物质本原是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从《周易》的“太极”、道家的“道”和“一”、儒家的“太一”到元气论的“元气”，都认为世界本原是一个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世界和万物是由这个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产生出来的。而西方原子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合而成的，复杂的高层次是由简单的低层次组合而成的，最终都是由最小的、作为本原的“原子”、“元素”组合而成的，据原子论的观点，人是“构成”的，而非“生成”的。

从时空角度而言，东方文化是时间型文化，呈周期性变化，西方文化是空间型文化，呈非周期性变化。中国文化意识主要以探讨时间意识为特征；西方文化意识则是精神现象与空间意识紧密相连。从中西两种医学范式的奠基性著作《黄帝内经》与《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即可看出中西医学时间型与空间型文化的特点。《黄帝内经》中五行注重“行”，即事物的动态功能及其变化之序，遵循时间与周期性变化。西方体液学说，偏重事物的组成要素、成分、比例等，具有典型的空间特征。邢玉瑞等指出：中西文化的差异本质上可看作是时间型文化与空间型文化的差异，即中医文化强调周期性变化，连续、合一、求同、无形；西医文化偏重非周期性变化，间断、分立、求异、有形。

思维方式与方法作为文化的内核，是主宰医学文化的基因，是临证诊疗的方法论指导。中西文化的思维方式和发展路径迥然不同，这种差异源自于不同的思维模式。李约瑟曾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西方思维强调个体性，中国思维关注整体性。个体性把复杂的事物分解成简单的要素逐一研究，化繁为简，化整为零；整体性则通过形象思维把事物看作有机的整体，进行联系比附综合判断，以简驭繁，联零为整。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源自于所关注问题的不同。西方文化具有关注自然的传统。西方关注自然本身，而中国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先哲对世界的认识基于对现实社会政治、伦理问题的关注和需求，人才是一切学科的出发点和根本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在于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自然奥秘是解释社会变化的启示，寻求平衡与和谐是处理各种关系的最高目的。显然，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文化是综合的、整体的、道德的、经验的。相对于西方文化的外向型论证、学习模式，中国文化更注重内心体悟、感知。中医的思维方式，基本上属于抽象的、综合的思维方式。东方哲学的根基是建立在“象”和“数”的这种极为抽象的基础上，“象”和“数”是东方哲学的精髓所在，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就是运用“象”和“数”之理，建立起他们庞大的思想理论体系，指导着人世间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科学、道德、伦理活动。如太极图的这个“象”能够引申说明天地人世间的一切事物；河图洛书的这个“数”也能够引申说明天地人世间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中医的“阴阳”、“五行”、“经络”、“气相”、“血相”都是抽象的，需要靠灵性去领悟，需要靠想象去意会，需要靠感觉即望、闻、问、切去判断，既拿不出什么数据，更拿不出化学分子式。中医尽管将人体的五脏六腑分别纳入“五行”之中，但绝不将它们割裂开来，而恰恰是将它们作为一个相互制衡的有机系统，完整地统一看待。中医尽管将人体的前后、表里、虚实、寒燥等分别划归“阴”、“阳”两大范畴，但不仅不将其割裂，反而特别强调“阴阳调和”。中医不是针对疾病的直接原因采取对抗性措施，而是强调“扶正祛邪”。而西方哲学即数理哲学是在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形成的主流文化思想，它的思维方法是线性思维，基本上属于形象直观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其形成的科学成果都是用形象思维方法研究出来的，诸如麦克斯韦的电磁波、道尔顿的新原子论、笛卡儿的解析几何、莱布尼兹的二进位制等，当数理哲学在西方形成一种文化思想之后，它的理念和思维模式就被贯穿到一切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之中。西医强调观察，如解剖学的肉眼观察和细胞学、细菌学的仪器观察，运用化验，拿出化学成分、化学分子式，让数据说话，割裂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就某一种因素的反应进行实验，能够反复实验，并且在临床中往往是针对疾病的直接原因采取对抗性措施，特别注重消毒、灭菌、杀死癌细胞、切除癌变部位。这些都是西医直观与线性思维的表现。所以西医学从病因、病理、诊断、治疗都是形象的、直观的，每一种病的诊断都是通过直观的检查手段确定的，然后根据直观检查的结果针对性地进行治疗。例如，肺结核病，直观的检查结果是结核杆菌侵入肺部，西医就用异烟肼、利福平之类药物来抑制或杀灭结核杆菌。而中医把肺结核称为“肺痨”，用补土生金法，补脾土以生肺金；泻火保金法，泻心火以保肺金，不使心火刑金。例如脑膜炎，西医通过直观检查发现脑膜炎双球菌侵犯脑部，采用抗生素来杀灭脑膜炎双球菌，而中医治疗脑膜炎，则是用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总之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模式贯穿到中西医学的每一个诊疗活动之中。

东方医学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哲学，具有宏观整体性特点。中医“天人合一”的思想，蕴含着极其深邃的智慧，它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一个人要想健康，他必须法于阴阳，顺应自然。中医理论体系的建立，其辨证论治的思维基础，超越了现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的界限。中医认为：人是一个整体，诊断疾病时，必须四诊合参，以人为核心。在漫长的岁月当中，中医治愈了无数的疑难杂症，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即使到了今天，在健康领域它依然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而西方的理论基础，随其社会的发展，西方工业革命给西方科学技术带来极大地发展，医学手段日新月异。15世纪的文艺复兴唤醒了人们的科学意识，出现了以实验为基础、以数学为语言的科学理论，发展针对具体疾患的药理学和治疗学。19世纪的道尔顿又提出了化学原子论，从此成为近现代科学的核心术语，并引导西医学逐渐地把研究视点投向实质脏器或实体物质等方面。由于力学和物理学的巨大成功，仿佛任何科学问题都可以还原为物理问题而得到解释，还原论就是如此产生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医学研究越来越向微细方向深入，从整体、器官、细胞，一直深入到达亚细胞与分子、基因水平。

中医与西医虽然研究对象相同，但在方法学、诊疗模式上并不重叠。中医重宏观辨证；西医则重微观分析。中医是临床经验医学，中药是临床试验的结果；西医则以解剖为基础，西药则是从化合物中筛选出来，讲究其安全性、有效性。中医医药不分家；西医则让医药分离。中医更擅于治疗功能性的病变，防患于未然；西医长于治疗实质性的病变，逆转病理改变。

在明中期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三百年间，“实学”成为一种独立的学派和主导性的社会思潮。其主要内容是提倡经世致用，注重事功，承认物欲，提倡鉴别考证，重视经验实行。就其思想源流而言，则可追溯至宋明理学。西学东渐思潮与实学思潮几乎同时兴起，同步发展，二者互为补充，成为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重要社会历史条件。明清之际，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出现，是西学东渐思潮与国内实学思潮合流的结果。明清思想家对比了西方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文化与中国儒家理学的差异，认为前者讲究“实”，而后者讲究“空”，要求以西方科技之“实”来补救儒家理学之“空”。

陈邦贤在《中国医学史》中曾引用丁福保《历代医学书目序》云：“西人东渐，余波撼荡，侵及医林，此又神农以后四千年以来未有之奇变也。”近代以来，国力衰颓、积贫积弱的现状让国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动摇。民族自信心沦陷后，西方被看作先进的代表，西方的民主与科学都被学习和提倡，传统被当作落后的象征遭到摒弃。这一时期，向西方学习、摆脱困境、重振国家成为整个民族的迫切愿望。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社会对“科学”形成了宗教信仰般的热情崇拜，科学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提倡废除汉字、全盘西化的极端分子有之；倡导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综合借鉴观念亦有之。中医药学作为传统文化的精粹，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遭到了极大的质疑。

自唐宗海率先提出“中西医汇通”后，中医界就从未表现出全然排拒西医的本位思想，像张锡纯更以中西医药并用著称。尽管中西医在“文明”、“思维”、“种族”、“身体”等论述上有不同之处，但是在1929年废中医风潮以前，仍有不少学者主张汇通中西医；不过，随着“中西不同”的比较渐渐多起来，原来建构在自身传统文化上之国粹内的医学，也渐渐开始画出界线，和西医慢慢地进行切割。根据李经纬的研究，1930年后医界思潮主要以“废止中医”、“中医科学化”、“保存中医”最为盛行，言“汇通”者已不多见。

“五四”至今，国人鲜有对科学本身的质疑与批判，科学在中国俨然是终极真理。提倡中医的学者一般都是在中医历史中寻找科学要素，对与科学不符者或者回避，或者想方设法予以比附。反对中医者亦是以科学为绝对标准衡量、批判中医。但恽铁樵《群经见智录》则完全超脱于“中医是否科学”范畴之外，指出中医的脏腑定义不同于现代解剖学之脏腑，中医脏腑论述重在阐述其功能活动、病理变化之间的整体联系，“故《内经》之五藏，非血肉之五藏，乃四时之五藏。”恽铁樵强调并维护中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不以是否科学作为判断中西医高下的标准，这个见识显然高于当时诸多反对中医人士。但恽铁樵并不盲目排斥西医，他认为“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必须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所谓与西洋医学相周旋，初非舍己从人之谓。假使中医有演进之价值，必须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是今日中医必循之轨道”，亦为今日中医的发展指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

为了符合科学的范式，中医不得不将其自有逻辑做出“科学化”的解释。在这种唯“科学”是从的思想影响下，“祝由”、“咒禁”、“符箓”等实在难以归入“科学”范畴的诊疗方法，被当作封建迷信、文化糟粕，长期缺乏系统研究，文献材料也遭到删除的命运。例如196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圣济总录》时，将原书中七万字左右的“咒禁”资料直接删除。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借鉴西方心理学研究中的“心理慰藉作用”观点，重新回到研究视野。对华佗外科手术的高度评价也体现了这一问题。民国以来，历次反对中医浪潮中都有人质疑华佗外科术的真实性，但是考古发现证实中国远古时期就已经存在外科手术，考古成果中，复杂外科手术甚至开颅术案例屡见不鲜，说明古代中国确实有相当先进的外科手术能力。但华佗的手术成就随着他身亡而失传，迟至六朝已经遭到时人怀疑。这至少说明在传统中医学发展中，外科手术并非主流做法。然而近百年来，中医界对华佗外科事迹的推崇，主要因为华佗外科手术过程、麻醉等与西医诸多要素契合。这种对照西方科学的标准，在中医学浩瀚资源中撷取自己中意的细节，予以强调、夸张的做法，其意义重在重建民族自信，而于中医学的学科建设、理论发展意义不大。

中医百余年来一直处于“中医科学”、“中医不科学”的争论中从未停止过，也在“中医科学化”的道路上一直努力探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