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炎教授认为：中医学是以生物学为基础，与理化数学交叉渗透，与人文哲学相互融合，具有丰厚中国文化底蕴的医学科学。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形神统一是自身学科的特色与优势，也是具备属性特征的科学内涵。中医学重视“人”和“患病的人”，其治未病的理念是健康医学的基础；中医师看人治病最重视精、气、神；中医学重视临床，疗效是学科的生命力，其临床思维方法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结合。概言之，中医学是科学与人文融合比较好的学科，通常说科学为人文奠基，人文为科学导向，科学与人文和而不同，互补互动。

中华文明的起源并非单一文化中心，而是由大量散在于长江、黄河流域的古文化融合而成。考古发现了大量文化遗址存在于上古传说的三皇五帝时期，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半坡文化等众多文化聚落，显示出各自不同的风格与趋势。历经夏商周数千年的整合与发展，在西周时期形成了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极具包容性的中华文明。这种多元发展的特性也在中医学中有很多表现，如《黄帝内经》就认为地理位置影响人的生理特征、疾病因素，不同地域的人群在治疗方法上也有针灸、砭石、汤药、祝由等区别。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繁荣继承并发展了中华文明的和谐观和包容性，产生了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世界观，以天人合一为目标的人生观，以和谐共处为原则的价值观，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基本内容。而以“儒学”为核心的国学主体则从西汉的独尊儒术开始，经历了道教兴起、佛教传入的汉唐时代，吸收佛教、道教的影响形成宋明理学、阳明心学；又在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天主教文化影响下，产生乾嘉汉学、道咸实学。从秦汉到明清两千余年间，中国传统文化在不断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繁荣。中医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其理论发展参与了各个时代文化的发展和变化。

中医学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探讨“医道”和“医术”两方面内容。其中“医术”的部分有其内在发展趋势，多受社会生产力水平制约。而“医道”的内容则更多受上游学科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影响。因此，以农耕文明为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

中医的阴阳与平衡观来源于易文化。“易”是中国最古老、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代表。以阴阳为基础的八卦相传由伏羲所创，其历史甚至早于文字的产生。据记载，夏朝有“连山易”，商朝有“归藏易”，可惜都已失传。周文王父子在伏羲八卦的基础上演生六十四卦以表示世间万物，为“周易”。后有孔子做“十翼”解释《周易》的内容，称为《易传》，经传合称《周易》，为“六经”之首，博大精微，包罗万象，是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一阴一阳之谓道”，易学的核心思想是以阴阳及其相互作用为基本工具，来认识和解释万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和规律。中医学将阴阳引入生命认知，以之认识生命和疾病现象；同时将易学中阴阳的互根互用、消长平衡，以及五行的消长平衡、生克乘侮等关系，作为诊断和治疗的基本依据。这是中医思想的核心理论，也是中华文明的独特精髓。

汉唐时期，佛教传入和道教发展对中华文明的理论发展有很大影响。道家思想的世界观是对“阴阳”的进一步阐释和丰富，认为“道”和“气”是化生万物的根本。中医受到这种影响，认为人体生命发生和人体生命进程推动调控的根源为“阴阳二气”，并遵循此规律来指导人体的生命结构、生理功能以及诊断、治疗、养生等各个方面的研究和运用。此外，道教在养生方面对中医颇有影响，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在《养生主》中也提出“依乎天理”，将养生的法则归结为遵循自然，顺应节律，克制欲望，致虚守静。在道教盛行的两晋隋唐时期，很多著名医学家都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如葛洪、陶弘景、巢元方、孙思邈等。

佛教在印度本土创立时以部教为主，但其传入中国时，以龙树等人提倡的大乘佛教更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吸收和改造，很快融入了中国本土文化，演变出汉传佛教的各大宗派。其中吸收儒道思想最多的是“禅宗”一派，即中国特色的本土佛教。佛教尤其是禅宗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医学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佛教“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创始说与阴阳五行结合成为病因阐释的重要理论，如佛学指出“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陶弘景将《肘后方》增补后改称《补阙肘后百一方》，并用四大学说解释生理病理现象；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恶风候》中说“凡风病有四百四种，总而言之，不出五种，即是五风所摄”。将五行配四大之“风”，阐释风病的病机病因，孙思邈更进一步将四大与五行结合起来。此外佛教的慈悲观念、因果报应思想等，对中医的医德、医风和诊疗模式等都有影响。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中医的影响尤为巨大。早期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经学的概念与思维方式，中医基本的“气”、“精”、“神”的概念都来自于儒学典籍，后来中医流派分立、百家争鸣的理论创新也受到儒学门户相争、理论发展的影响。自宋代以来，文献中出现了“儒医”的提法，这是由于科举考试制度化，士农工商四民阶层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士人进入医学领域。他们作为当时社会知识精英阶层，促进了中医和儒学的紧密结合。“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的现象，与大量儒士参与到中医理论与临床的社会现象有重要关系。儒学以“仁”为本的价值观、以“孝”为本的道德观，以及注重学术传承、重视经典释读等学术方法和理念，也都对中医学著述的丰富和繁荣产生重要影响。在认识和诊疗疾病中，借鉴宋儒明“理”通“经”的思维模式，强调医者当明医理，通医经，才能将医道之妙存于心而应于手。

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之中医学，它孕育于几千年没有断层的绵绵不断的中华文明，与中国哲学融为一体。基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中医早在几千年前就以艺术性的、整体化的视角提出，人体是个具有自组织、自适应、自调节、自稳态、自演化的开放的主体系统，从反映生命规律、健康与疾病的本质与相互转化规律以及有效地防病治病，保障人民健康的角度看，中医的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同时中医用艺术的形态承载科学与人文的内涵。中医学科学、人文与艺术的融合是中医学的特征。

长期的农耕文明、象形文字造就了中国人的形象思维。王永炎教授在《概念时代应重视中医学原创思维的传承与发展》一文中提出：“中医学原有的概念与形象思维是中医学原创思维的基础与源泉。对于其原创思维的传承、创新应以形象思维来阐述中医学的天人相应、形神兼备等有关学说，并联系综合集成的思想，论释辨证论治，然后从我国首创的复杂巨系统的观点阐述中医理论。从思维科学出发，与现代系统论相结合会为我国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基于经验，结合现代科学前沿方法学的构建，并运用其方法系统阐释与发展中医学的原创思维。”王永炎教授对象思维高度重视，指导团队开展系列的象思维研究，包括涉及中医“意象”思维理念、中医“象”与“意”的哲学思辨、象思维与中医辨证的相关性等，于智敏将象思维的路径从“观天地以察象”、“立象以尽意”、“得意而忘象”、“依象而思虑”、“据象以辨证”、“象思维与创新”六个方面论述了导师的学术思想。此外，还有其他学兄从心象与中医理论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者，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