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人口与经济关系理论的回顾与评述

西方发展悲观派和适度人口理论等，认为地球上人口的增长是造成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的主要原因。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和减少人口数量是一个主要的解决办法。

3.1-1　适度人口论与人口控制主张

在西方人口理论中，英国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理论扮演着关键性的作用（Dean，2015）。其人口理论可归结为“人口若不受抑制，会以几何比率增加，但生活资料却仅按算术比率增加”（Malthus，1809）。在他的人口原理中，几何级数式增长的人口无限性与粮食生产和生活资料等算术级数式增长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矛盾关系，人口与资源很难进行有效平衡。因而，应对环境与资源危机，需要降低人口增长、削减人口数量和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其主要逻辑在于人口增长总比食物增长快得多，每当食物短缺时，饥荒、贫困、瘟疫、战争等灾难就会对人口进行削减，自然事故和衰老等也会对人口进行限制，使得人口与资源进行平衡。当人口被大量削减后，丰足的食物供给又促使人口快速增长，这时候，贫困与罪恶等限制因素又会起作用，对人口进行抑制（Malthus，1809）。

马尔萨斯提出“人口论”，正值工业革命后，当时社会经济变动，工人贫困，暴动频繁。拿破仑在欧洲大战中造成大量的人民伤亡，而粮食供应好转之后，人口又开始增长。因此，人们认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正确性。

20世纪50年代，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中国著名人口经济学者马寅初认为，为了适应有限的耕地、粮食和生产资料供给，国家需要控制人口规模的增长。其《新人口论》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能称其为计划经济”（马寅初，1979）。面对当时新中国快速增长的人口和严峻的经济问题，马寅初在他的人口论中指出，“惟一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普遍推行避孕和提倡晚婚；在每对夫妇生几个孩子最合适的问题上，马寅初指出，“我们认为两个就够了，男孩代替父亲，女孩代替母亲。我们还主张两个有奖，三个有税”（马寅初，1979）。

虽然我们可以理解理论研究都是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因素和特定历史背景而存在一定的局限，然而，马寅初人口学说坚持的通过计划生育从而控制人口数量主张，所带来的人口结构、经济发展等诸多被当今学术界广泛热议甚至批判的问题，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深入探讨和验证。

3.1-2　《增长的极限》与人口资源悲观论

1972年，罗马俱乐部撰写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公开出版。这份研究报告主要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系统论的观点，即人口增长、资本投资、粮食生产、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这五大因素相互影响并构成一个大系统。第二，在追求利益的增长和最大化上，人类一直永不停止和满足。第三，资源始终都是有限的（Meadows, et al.，1972）。

基于上述三个假设，梅多斯等人使用两种路径来分析大系统中五个主要因素的作用。路径一为正反馈，即增强；路径二为负反馈，即消耗和抵消。正负反馈机制使得这五大因素处于不断的动态平衡之中；然而，这五大因素都将呈几何指数增长。人口不断增长，资本连续投入工业生产，促使资源、能源不断消耗，污染排放不断增多，最终导致污染过于严重、粮食短缺和人口死亡率不断上升，迫使人类社会在2100年前崩溃（Meadows, et al.，1972）。

马尔萨斯人口论和《增长的极限》这些思想正好影响了当时日益开放的中国，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当时人们都认为，如果不对生育进行控制，人口的指数式增长会造成资源国土消耗、能源供应不足、环境污染以及粮食短缺等悲剧性结果。

然而，现有诸多研究却用各国发展实际对“增长的极限”这一悲观主张进行了有力反驳。诸多研究指出，单单利用梅多斯等人的预测模型，很难准确评估和论断各类相互影响而又具备极大不确定性的因素，诸多研究用各国发展经验和历程实现了对“增长的极限”的突破（Bisk，2012；Smith and Marsden，2004；Stokey，1998）。

从我们后面的讨论中将可以看到，发展经济学的有关文献已经对人口增长不同阶段的演变进行过总结，含义是人口不可能像马尔萨斯、马寅初、梅多斯他们假想的，会右上线性甚至是指数性地一直增长下去，而是最终会发生下行的趋势。

《增长的极限》中的模型和理论，一直备受争议。其中，认为人口增加会带来巨大问题和危机的这一观点存在着显著的缺陷甚至谬误之处。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口的增加很多时候反而会对工业发展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尤其在《增长的极限》理论提出之后，人口增加和集聚创造了各类颠覆性的科学技术和工业产业成果，进而促进了粮食生产、能源供给，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近代历史告诉我们，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增长的极限》发表后的40多年发展时间里，并没有出现其所预测的悲剧性状况。人类近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实际过程，并不符合马尔萨斯和梅多斯等的预测，因而他们的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现代社会发展中人口与经济的内在关系。

3.1-3　市场机制调控家庭生育决策的基本过程

人口不会无节制地增长，因为市场经济和近现代社会，形成了一套抑制生育及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相协调的机制。其中，生育成本—效益这一主要的经济机制，决定了它在家庭生育决策之中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中，由于经济的发展会促进社会和劳动力需求的变化，而劳动力价格、生养子女的成本和机会成本，使得家庭要在其支出可能线内进行决策，形成与自然经济不同的生育观念，进而影响生育的数量和人口增长的速度（如图3.1所示）。

在经济相对落后时，农村大部分小农经济主导的区域，还未能形成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状态，父母往往通过压低生育孩子成本，缩短儿女受教育年限并提前让子女参加劳动等形式，尽量规避生育成本—经济效益的制约（鹿立，1993）。

然而，工业化后期和经济较为发达地区，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机制对生育决策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近期以来，学术界在市场机制下低生育问题上做了大量研究。多项研究表明，当前全球超过一半的国家和地区人口的生育率低于理论上人口正常替换生育率（每1妇女生育2.1数量的新生儿）。在影响生育决策的多项原因中，成本和机会成本机制对生育决策的调控，是一种直接有效的方式。在市场机制的影响下，家庭生育理念会自行调整自身生育决策，无需政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生育管制和干涉。

在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宏观环境中，由于潜在生育夫妇面临极大的工作压力，生育孩子会占用工作时间和升迁机会，因此需要考虑工作上的机会成本。同时，养育孩子成本较高，需要对孩子后期养育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孩子教育等方面需要长期投资。这些原因都很可能促使潜在生育夫妇做出减少甚至不生育的决策，这也是当前全世界多个国家面临严峻低生育问题的主要原因。由于家庭生育决策是一种个人行为，一旦这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在人口严重下行危及国民经济繁荣和增长时，政府和社会有时很难通过其他经济和政策手段干预个人低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

人口总和生育率2.1是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繁衍代际平衡再生产的一个关键常数。由于男女物质生产和人类本身再生产的分工被淡化，妇女人力投资的昂贵及其对收入的追求，加上生育抚养直接和机会成本的不断上升，市场机制对生育向着收缩方向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强。从人类本身平衡再生产看，这是一种市场机制的负作用，或者说市场调节在人口再生产方面的失效。

综上，在经济相对欠发达情况下，由于市场对生育决策影响的机制还不够成熟，潜在生育欲望相对较高；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情况下，市场机制对生育决策的影响较强，即市场机制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占主导地位，潜在生育欲望较低，促成了现代社会普遍的低生育率现状和困境。

当然，除了核心的生育抚养成本和机会成本的约束外，农村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消费日益从自给自足向货币化转变，城乡妇女受教育水平持续提高，结婚年龄不断推迟，职业妇女越来越多，独身或者不育家庭比例也上升，都改变了个人和家庭的生育观念，形成了低生育文化，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和行为，导致了人口生育和增长从高到低，甚至生育滑向替代率以下，人口规模陷于零增长和负增长。

3.1-4　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述评

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现象，主要是个人受一定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而产生的迁移过程。现有理论一致认为人口流动主要源自经济因素影响，同时，社会文化、自然环境、教育和地方政策等因素也在人口流动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刘易斯（Lewis，1954b）提出的以城乡二元经济为特征的剩余劳动无限供给的古典主义人口流动模型中，由于在相对欠发达的地区中，尤其在偏远农村中，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在城市中有较好的就业机会并提供高于农村原有维持生计的工资待遇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被吸引而大量流入城市之中，人口流动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入城市地区（Shrestha，1987；Mendoza，1997）。在这一古典经济模型之中，人口的流动将有利于区域的经济发展。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20世纪60年代分析了“人口流动—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出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和推动因素是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的相当部分是在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中形成的（周天勇，2006）。近期人口流动理论对早期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进行了拓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流动与经济理论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在经济增长的总体框架下，人口流动受到广泛的讨论，收入差距已不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人力资本积累、较低的流动和转移机会成本、流动人口福利等因素也被综合考量（马颖、朱红艳，2007）。

国际学者围绕着多个微观层面对人口流动与经济的关系进行讨论。从人口结构层面，现有研究已达成了共识，即随年龄增加，人口流动一定程度上呈现下降趋势（Adams，2015；Hui and Yu，2009）。年轻人由于受较高工资水平、工作待遇和更强的独立性等因素影响，更容易做出社会流动与迁移的决策（Lesthaeghe and Moors，1995）。而人口结构老龄化，由于年纪稍大的人相比年轻人活动范围更加受限，或导致对外出旅行或者工作流动的减少，产生局限于本地范围内的活动模式。这也是诸多学者所提出的“地域依赖”观点（Hidalgo and Hernandez，2001；McHugh and Mings，1996；Adams，2015）：年轻人愿意迁移和流动，人口从劳动力丰裕和低收入的地区，流动到劳动力稀缺和高收入的地区，其形成的收入之差，就是国民经济的增长。因此，一个社会，年轻人越多，流动越充分，经济增长越有活力。而老年人口增多，流动率下降，则使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变弱。

从经济成本与收益层面考虑，人们在面临长期居住地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与面临较大的流动成本和较高的预期收益这两种境况之间，进行均衡选择（Caruso and De Wit，2015；Coulter and Scott，2015）。也有学者提出了政府市场经济政策对人口流动的管制不应该被鼓励，因为其所起到的作用微乎甚微（Strassmann，1991）。

周天勇（2006）就引起人口流动的因素，以及人口流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过论述。就引起人口空间移动的因素而言，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收入水平和由此所决定的生活条件、生活水平的显著差异。由低收入、低生活水平的国家或地区向高收入、高生活水准的国家或地区移动。二是就业。由就业困难地区向较易得到就业机会与岗位的地区或国家迁移。三是自然环境和生态、气候条件方面的差异。由自然环境、生态、气候较差的地区向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的地区迁移。四是社会环境方面的差异。由社会动荡不安、政治黑暗、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和文明程度不高的地区向社会安定、政治开明、社会发育良好和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迁移。现代社会的人口空间移动，从国与国之间的移动到一国内部的地区间迁移、城乡迁移，基本上都是由上述四方面因素所引起的，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则是前面两个因素。

人口的空间迁移，其直接结果是引起各地区或国家人口数量、构成和劳动力分布状况的巨大变化，进而必然对经济发展过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其经济学意义为：

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发展的要素，要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最优配置。收入差距和就业机会是调节利用率低地区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向利用率高地区流动的机制，而人口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最优配置的最基本方式。是限制人口流动，在农村和落后地区分散投资，吸收劳动力就业，还是鼓励人口流动，将有限的资金投到城市，投到效益好的地区，吸收劳动力较充分就业？这是两种发展观。从经济学分析看，收入差距，就业机会差异，人口流动，最后使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资源利用的效率尽可能最大化，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机制和内容。

人口的空间迁移所引起的相关地区或国家的人口数量和劳动力供给的增加或减少，对促进或延缓本地区或本国的经济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对于移入地区来说，由于人口及劳动力的增加，将使该区的资源得到更加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如果该地区的人口与劳动力相对不足，则这种移入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如果是人口与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地区，则这种移入将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对于移出地区来说，如果其人口与劳动力过多，则这种移出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相反，则会产生有害的影响。

人口的空间移动，必然引起信息、知识、人才、科技等的移动和传播。伴随人口移动的这种信息、人才、知识、科技的移动和传播，对于移入地区或国家来说，其意义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例如，美国著名的科技人员中有相当部分就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真正属于美国土生土长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可以说美国若没有大量的来自其他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移民，便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美国。

人口流动是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差距，特别是缩小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过去，人们总是想通过加大对农村和落后地区投资的方式缩小差距，忽视人口流动，甚至限制人口流动。其实解决城乡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除了投资发展乡村和落后地区外，最重要的办法是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不发达地区的人口向较发达地区迁移。一是迁移到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这部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得以充分利用，其收入水平提高；二是迁移劳动力抑制了城市和发达地区工资过快增长，使其经济保持低工资成本竞争力；三是乡村和不发达地区过剩劳动力转移后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逐步规模化经营。因此，人口流动是城乡、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都获利益的社会经济过程，应当鼓励、保护和规范，而不应限制。阻碍人口流动的结果，必定是使城乡、地区、居民之间的发展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人口的空间移动，引起移入地区或国家人口总体的民族构成、文化传统构成、价值观念构成等诸多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对经济的发展往往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人口总体的这种交融和融合，犹如遗传学中的远缘杂交必然产生更为优良的子代。从典型的事例看，美国作为一个后起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与美国国民来源的广泛性不无关系，正是这种广泛性使美国能够兼容并蓄，吸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肤色和不同地域的人类文化精华，从而使其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周天勇，2001b）。

国内学者主要用人口普查数据结合人口经济学方法对中国地区间人口流动的总体结构和内在机制以及变化趋势进行定量统计和分析（蔡昉、王德文，2004；劳昕、沈体雁，2015）。也有学者通过社会样本调查或区域、国际经济统计数据等对人口和劳动力转移做了相应的微观考察和分析，探究人口流动与市场化、就业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李沐群等（Li and Coxhead，2011）以中国的发展为背景，系统地讨论了在有限的劳动力人口流动下，经济贸易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认为发达地区吸引了更多高技能的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不平等，他们还用实证检验了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力需求型产业的经济增长与从较低收入的内地省份流入的劳动人口有较强联系。徐凯（Xu，2014）则从户口制度角度，定量评估了取消中国户口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他的研究发现，由于户口制度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口劳动力的流动及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分配，取消户口制度可以提高4.7%的实际人均收入；而且，如果中国废除户口制度减少对人口流动的限制，这也将对周边国家的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比如对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越南分别降低其2.7%、3.2%和4.1%的人均GDP（Xu，2014）。其经济含义是，中国如果放宽户籍限制，改革阻碍人口流动的体制，加快人口流动，可以将流失的一部分经济增长，转移回国内。

总之，人口生育和增长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技术进步会扩大人口的容量，而以成本和收益为主的经济社会综合调节机制，会调节人口生育和增长与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相协调。人口流动，特别是年轻人的迁移和流动，则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国家对其干预，会损害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