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人口流动、城市化及工业化发展
人口流动、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一个互动的发展过程。在产业革命以及人口增长的背景下，从以土地为主的农业经济解放出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以各种方式流向城镇，加速了城市化的发展。而城市化的发展为工业化的专业分工协作、规模化生产、集中的市场等提供了发展的条件。同时，工业化对劳动力和人口集中消费的需要，吸引了更多的人口向城市流动和集中，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
3.3-1 人口流动加速城市化的进程
城市化过程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该国家或地区以第一产业为主的乡村型社会向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的现代城镇型社会转变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城市化具体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长和城市人口数量的增长。城市人口数量的增长又依赖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性增长和城市新出生人口的自然增长两种方式（Tisdale，1942）。一般来讲，处于发展中的国家的人口城市化主要依赖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因此，本书所涉及的人口流动主要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关于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关系，学术界已有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也主要是以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和流动为基本落脚点。除了刘易斯提出的农业人口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有利于推动一国的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外（刘易斯，1989），兰登特从人口统计学角度分析城镇化问题，认为城镇、农村之间的人口流动强度是影响城镇化的因素之一（Ledent，1982）。国内学者郭庆和胡鞍钢（1991）研究认为，城市化进程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郭庆、胡鞍钢，1991）。当然，也有学者针对中国特殊的户籍管制制度，认为中国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很难成为市民，这决定了中国城市化的“半市民化”现象（辜胜阻等，2006）。总之，学界对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进而促进一国城市化发展的论述已达成一致。
从国际发展事实来看，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迁移能改变城市的经济重心和城市的体系结构，能促进城市化的发展。自15世纪开始，英国实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爆发，随后带动了欧美其他国家的工业革命，这些国家都先后从农业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实现了高度的人口城市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城市化途径基本一致，虽然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转化的措施上有被强制转化和自愿转化的差别（见表3.2），但最终都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转移的过程中得以实现。
表3.2 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流动的特点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城市化的国家。14—15世纪的英国为了开拓世界市场，加快资本积累和输出，并发展“世界工厂”，强制开展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强制迫使大量农村居民背井离乡，大量失地农民没有了生产资料，只能被排挤出农业生产领域并迁移到城市充当工业市场的劳动力，而此时的农场主也不再是农民的身份而是属于资产阶级（陈昭雪，2015）。因此，圈地运动的结果是不仅促进了小农经济的解体，为实现农业的农场经济奠定了基础；还加速了英国的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了国际市场的开拓。
随后，法国、德国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也相继实现了以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自由流动为前提的城市化发展。17—18世纪，法国为补充高死亡率造成的城市人口亏空，城市不断吸收资本家、精英阶层、工匠及无产阶级劳动力，且部分城市中的农村移民占到总移民人数的2/3（洪庆明，2015）。19世纪中叶是德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正值工业革命开始，整个国家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业人口向工商业和服务行业流动，大量农村劳动人口自由流动到城市，加速了德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肖辉英，1997）。美国是世界上人口流动最频繁的国家，同其他国家一样，伴随着美国工业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巨大的城市磁场吸引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向城市转移。著名的人口“西进运动”属于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跨区域流动，不仅促进了美国经济结构的转变，也带动了美国中部中心城市的兴起（王新华，2010）。
二战后，韩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也通过人口的自由流动，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的城市化进程。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全面工业化和城市化，形成了“大量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流动、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从大城市向首都首尔移动”的路径，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为各个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加速了韩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袁城，2009）。日本为了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城市流动，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专门列有农村劳动力动员计划，还发展农村合作事业、调整农村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村城市化。日本只用了30多年时间完成了欧美发达国家80—120年完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张季风，2004）。中国台湾地区发展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主要通过在农民中发展非农业进行实现，并非是大量农村剩余人口涌向大城市的途径进行实现，台湾当局主导的农村工业分散化城市化模式发挥了关键作用。
因此，通过以上各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事实来看，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虽然受到政府或当局的规划意志、工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但起基础调节作用的仍然是市场机制。其调节作用表现在：发展及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是一个地区和城市吸引人口向其流动和集中的机制，而生活成本、创业及找工作的难度是一个地区和城市向外排斥人口的机制。发展和工作机会及其收益大于生活成本，吸引人口向内流入；反之，则排斥人口使其向外流出。因此，国家和地区政府不能主观地在战略上决定重点发展某一规模的城市或者城镇。与以上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流动机制和城市化有较大差异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的二元城乡结构减缓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3.3-2 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互动
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是两个互动的过程。两者的相互关系主要表现为：以工业化为起点的产业革命推动了现代城市化的发展，工业化推动了现代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化发展的加速器；同时，城市化适应了工业大规模集中生产的需要，促进了工业化进程和经济的发展。
关于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相关理论，最著名的是钱纳里和塞尔昆的研究。他们对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经济资料进行归纳分析，构造出著名的“世界发展模型”，即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所具有的经济结构的标准数值，这其中包括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Syrquin and Chen-ery，1989）。即随着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能带动城市化率的升高（见表3.3）。从工业化导致的产业结构转变看，制造业生产比重与就业比重的增长基本同步，但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与生产比重的上升则表现出阶段性差别：即在人均GNP达到500美元（1964年美元）以前，生产比重的上升较快，而当人均GNP超过500美元之后，就业比重的上升明显加快。从产业结构转变对城市化进程的作用看，城市化率上升主要与就业结构的变化联系紧密，而且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联系更为密切。因此，如果说工业化带动了非农产业化，非农产业化带动了城市化，那么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带动趋势是明显的。
表3.3 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
从国际经验来看，工业化水平上升对城市化率的提高加速作用显著，但是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呈现不同变动趋势（见表3.4）。从1965—2016年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工业化、就业机构变化及城市化率变化的数据可以观察到以下特点。第一，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城市化水平随着工业水平的上升而明显上升，城市化率与工业产值比重的变动关系较为紧密，并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第二，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包括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相关数据来看，在1965—1980年间，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变动相关，1980年后，工业化水平基本稳定，工业产值占经济的比重甚至有所下降，此时城市化水平随着非农产业比重增长而增长，包括非农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第三，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没有太大的相关关系，城市化率的上升与服务业相联系，主要是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带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表3.4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关系的变动趋势
从钱纳里的研究和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了产业结构的转变，进而带动国家城市化率的升高。工业化对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作用有以下经济学解释：
第一，工业化要求生产集中和生产规模，工业集聚促进了大规模城市的产生。蒸汽机的使用扩大了工业生产规模，生产规模的扩大一方面使得生产力迅速提高，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城市规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城市愈大，搬到里面来就越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来愈多……花费比较少的钱就行了；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市场有直接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的迅速成长”（恩格斯，1957）。这正好揭示了生产向城市的集中赋予资本家的集聚效应，所以资本家会进一步依托产业革命扩大生产规模，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第二，工业化改变了人口再生产模式，人口的快速增长为城市化提供了主体推动力。根据朗德里提出的人口革命理论，传统以农业和手工业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形势是以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人口增长率为特点的人口再生产模式。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医药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逐渐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人口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这样与工业化进程同步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的变革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口来源。
第三，工业化带来了交通工具的变革，现代交通设施系统笼络了城市范围的社会和经济。以铁路建设等为标志的各种交通工具的变革，不仅把城市外部大量的经济活动吸纳到城市辖区来，还冲破了城市发展的局限，扩大了城市发展的范围和灵活性，加速了城市的发展。交通的变革能快速解决城市发展中的能源不足、市场不大、通勤不便等交通问题。
城市化能适应产业革命带来的大规模集中生产需求，极大地促进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的作用机制可以有以下经济学解释（周天勇，2003）：
第一，城市化能降低工商业经济的协作费用。从城与乡的关系来看，城是工商业和农业分工的地理形式；就城市内部来看，民居、统治阶层、手工业者、商人等集中在一起，城市也是便于他们分工和协作的地理集聚形式；而城市又是大大降低分工和协作费用的地理形式，这是城市特有空间聚集经济的内容之一。工商业则是用地较少的产业，从空间上看，为了节约土地和便于协作，是一种需要集中的经济。分工必须有协作，没有协作，也不可能产生分工。但是，协作是有成本的，有协作的信息、交通运输、谈判等成本。在交通通信不发达的古代，只有分工者在地理上集中，才能大大降低这些成本。
第二，城市化使工业生产和商业服务规模化。只有人口、工厂、商业和金融的集中，一些需求才能规模化，进而使生产和服务规模化，而生产和服务的规模化使提供产品和服务者的固定和分摊成本大大降低，生产和服务量高于最低盈亏点规模[35]，并且规模越来越大，使生产和服务者获得规模扩大带来的收益。这是城市聚集经济的第二个内容，也是城市起源的重要原因之一。分工的形式是专业的生产和服务，人口聚集后形成的规模化需求，也即人口、作坊和店铺等等在地理上集中的城市，是专业化生产和服务的一个前提条件；而规模化生产和服务又吸收了更多的人口、作坊和店铺到城市里来，进一步使分工和专业化获得更大规模的需求，城市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并且，随着人口、工厂和商业越来越多。新的规模化需求不断出现，从而出现新的分工和行业。需求和生产及服务，互为条件，互相推动，相互作用，使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
第三，城市化使工商业发展形成外部经济。人口、工厂和商业等在地理上的集中，形成外部经济效应，而居民、工厂和商店追求这种外部经济，又不断地使其在地理上集中，在空间上形成城市，并使其不断地扩大。从供排水、道路、信息、购物等活动来看，居民、工厂和商店在城市中，更容易获得这方面的服务和供给。城市中的这些基础设施，也可能是城中公共机构（如城的管理部门）提供的，也可能是其他的工厂和商店所建设的，然而，城市中的所有居民和其他工商业者虽然没有投资和支付成本，却都分享了这些基础设施和服务，这就是集中给他们带来的外部经济。一些企业家发现在城市中，比在农村更容易和更多地得到这种不需要自己支付成本的外部经济，使得他们在地理上集中，形成城市，并使其规模逐步扩大。因此，狭义的有关城市的空间聚集经济，可以看成是集中后分工协作费用的节省，规模生产和规模服务的收益递增，以及人口和工商业集中后形成的外部经济。[36]
第四，城市化降低了工商业之间互相交易的费用。不同的分工形成不同的生产行业，而不同生产行业之间的产品要进行交换，需要有四个方面的成本。一是信息搜寻费用，包括了解要交换产品的价格、质量和数量等信息的时间和费用。二是协商谈判费用，交易者之间相互了解，要讨价还价，最后签订合同。三是交通运输费用，其费用的大小在产品数量一定的情况下，一般取决于运输距离，距离越长，成本越高。四是产品的仓储费用，产品要堆放、保管、装卸、防盗等等；也需要消耗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以上四方面成本加总起来，就是交易成本。而城市使需求、劳动力、信息、仓储、物流、工厂、商业等等，集中在一起，大大降低各方面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工商业的快速发展。
城市化对工业化的带动和影响作用，还可以从钱纳里和塞尔昆（1989）所构造的经济发展标准结构中（见表3.5）做进一步分析。他们按照人均GDP水平将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工业化前、工业化实现和后工业化三大阶段，并对每个阶段进行了细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产业产值结构、人口城市化率等的关系。
表3.5 工业化阶段评价标准
根据钱纳里定律对经济发展与人口城市化问题的分析，可以发现在资源禀赋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呈现以下规律：首先，在前工业化阶段：人均GDP不高，农业是主导产业，其产值大于工业（A＞I），在经济发展驱动下，农用地会得到大范围开垦，从而带动耕地数量增长和农业发展。人口城市化开始缓慢启动，城市空间也开始扩张（城市化率小于30%）。其次，工业化初期：第二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发展重要驱动力（A＜I），城市人口开始较快增长，城市化率在30%—50%。第三，工业化中期：在工业化强力带动下，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化率达到50%—60%。第四，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阶段：人口城市化率已经相当高（60%以上），人口城市化速度逐渐减缓。
总之，工业化对劳动力和人口集中消费的需要，吸引人口向城市流动和集中；而城市化则为工业化的专业分工协作、规模化生产、外部经济、集中的市场等提供了发展的条件。人口城市化与工业化互相影响的过程，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本身也是经济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