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各界对西北开发的关注

1.学术界、文化界对于西北开发问题的关注与讨论

西北边疆问题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尤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甚。其原因主要是民族存亡危机的逐渐加深，西北地

区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但其贫穷落后，乃至愚昧的局面使得中国学人开始寻找发展西北地区之路径，并展开了积极的调研与实践。

1927年6月，瑞典人斯文·赫定牵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正式成立，由赫定本人与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徐炳昶分别担任中瑞双方的团长。对于中国学人在考察团中的作用，赫定表示：“他们的合作使得我一月一月地愈是觉得，怎样地不可少与怎样地贵重。”[12] 考察团从北京出发，经包头、百灵庙至额尔济纳河流域，于1928年2月到达乌鲁木齐。在长达六年的考察里，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了包括地质学、气象学、考古学、植物学、人类学等诸多方面的考察，从1937年起，以“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瑞典考察团在中国西北各省科学考察的报告”为总标题，在斯德哥尔摩陆续出版，现已达50种。黄文弼负责部分，被撰写为《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在中国出版。另外，1930年中国与法国也组织过类似的西北问题考察团，计划在西北地区进行地理、经济、人文等一系列考察研究，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考察草草结束。

1929年，担任过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院长的马鹤天鉴于中国边疆问题突出，遂与一批有志于边疆研究的学人一起成立了西北研究社，并相继刊行了《西北》与《新亚细亚》两种西北问题研究杂志，并向政府及社会呼吁开发、建设西北。[13] 值得一提的是，马鹤天高度重视当时西北地区教育水平落后的问题，并提出了“多请内省特殊人才到西北去，多送西北学生留学内地……创办大规模并由特殊设备之农林学校……以学田补助教育经费……谋各民族之教育普及……设立汉语学校……利用寺院设民众教育馆”[14] 等一系列西北教育建设设想，这些设想之后大多数都成为现实。

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陕西籍学者刘文海[15]于1928年11月借回乡探望其父的机会[16]，沿途考察了西北各省的实际状况，并于1930年出版了《西行见闻记》一书。刘文海在其书中感叹道：“此次见闻所及，尤惊心触目。内地政治既未尽清明，西北积弊亦日深一日，二者尤似形影声响，关系密切。”[17] 呼吁国民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教育上重视西北边疆地区的建设。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三省及热河地区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南京国民政府的退让换来的是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一·二八事变”与“华北事变”后，东南地区与华北地区岌岌可危，此时西北地区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危险程度已达极点，国人如不速自奋起，以谋挽救，则西北疆土，即将为东北四省之继矣”[18]。学术界亦越来越意识到西北对于中国存亡之重要性，开始了西北研究的又一次高潮。

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后又入伦敦大学学习航空技术的华侨女飞行家林鹏侠女士“鉴于西北文化闭塞，宝藏丰富，恐其为东北之续，故愿牺牲一切，决心赴陕甘宁青四省考察文化政治，沿途并为宣传航空建设……女士此行，抱有三不怕主义，即不怕冷，不怕苦，不怕险”[19]。林鹏侠女士在考察过程中目睹了西北地区军阀统治的腐败，人民生活的贫困。联想到国势衰微，列强虎视眈眈，对西北垂涎欲滴，而国民政府尚视若无睹，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愤然说道：“观今日之国势，危在旦夕，而诸多不良之分子，仍花天酒地，争权夺利，诚可痛心！然又非灰心之时，创痛之秋，凡稍有血气者，总宜负一份国民之责任，继续往前，努力奋斗，作最后之努力，以期于极短时间内得收回失地。报国仇，雪国耻，将来之成败，在所不计。”[20]考察结束后，林鹏侠利用其华侨身份向海外侨胞介绍西北幅员广阔，物产丰富，投资实业潜力巨大，“此鹏侠亲身考察所得，特以贡献我海外侨胞。并望速组织团体，前往调查，便知西北之优点，尚非笔墨所能罄书者矣。我侨胞苟能戮力同心，前往开发，则今日荆莽荒僻之区，将来或为巴黎纽约，亦未可知”[21]。

《申报》记者陈赓雅于1934年至1935年考察西北数省，并将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想连载于《申报》上，备受读者欢迎。1936年，陈赓雅所著《西北视察记》[22] 出版，《申报》评论此书为“近今不可多得之巨著，凡有志从事建设研究西北者均当人手一册”。此书与范长江于1936年所著《中国的西北角》[23] 一书被并称为“南陈北范”[24]。

1932年7月，西北问题研究会在上海由胡庶华、郭维屏等人发起成立，该研究会旨在研究西北问题与促进西北开发，并致力于给国民政府提供西北开发的政策性建议，其创办的《西北问题季刊》《西北问题研究会会刊》以及《国防知识丛书》都是当时西北问题研究领域影响力较大的刊物。该研究会成员还积极组织赴西北地区的实地考察与西北物产与出土文物的展览，在当时有着很深的社会意义。开发西北协会于1932年6月成立于南京，该协会设理事会总理一切会务，以傅作义、邵力子等人为名誉理事，首任理事长为陈立夫，萧铮、戴弘等为理事。下设总务、业务两部，并聘有西北通讯员和调查员。陕西、甘肃等地设有分会。其会员均为有专门学识或技术之人员及有志于西北事业者。该协会以“协赞政府开发西北，达到国家社会之繁荣”为宗旨。由于有南京国民政府在职官员的加入与支持，该协会“渐渐成为一个半官方的组织，在全国影响也逐渐扩大”[25]。在开发西北协会主办的期刊《开发西北》创刊号上，蒋介石、林森、于右任、汪精卫、戴季陶、蔡元培、何应钦、居正、宋子文、黄绍竑、罗文干、褚民谊、王世杰、杨虎城等国民党军政要人都为该刊题词，并对开发西北协会以“开发西北”为宗旨给予高度评价。“西北问题研究会和开发西北协会团结了一大批研究西北的专家学者和开发西北的热心人，当时关于开发西北较有影响的文章与专著大多出自两会会员。”[26] 其中影响力较大的著作见表1-1所示。

表1-1 西北问题研究会与开发西北协会会员主要著作

资料来源：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中总数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在众多学者对西北地区的考察中，不得不提的还有顾颉刚先生的西北之行。1935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拟设补助西北教育的专款，并委派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戴乐仁等人赴西北地区视察。次年4月，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到北平，与戴乐仁赴北平研究院访顾颉刚先生，拟集合北平方面关心西北之人士共同讨论如何开展西北教育事业。4月13日，顾先生陪同杭立武、戴乐仁二人参观成达师范、西北公学，据顾颉刚先生《西北考察日记》，此次北平研究院会议，“出席者立武与戴先生外，有李润章（书华）、查勉仲（良钊）、袁希渊（复礼）、杨克强（钟健）、崔敬伯、白寿彝诸君及予。交换意见之结果，主于因地制宜，俾边疆各教各族之未成年人俱有接受现代教育之机会”。次日杭立武返回南京。这是顾颉刚先生与中英庚款董事会接触之开始，他尚无亲赴西北考察之计划。1937年9月1日，顾颉刚先生至南京，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与总干事杭立武商谈，并做西行计划。时南京遭受日机猛烈轰炸，满目断垣残壁，“各机关职员离去大半，真有沧桑突变之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定顾颉刚、陶孟和、戴乐仁、王渭珍四人赴西北考察。日期为3个月，定支旅费5000元。

顾颉刚对西北的考察将教育问题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并撰写了长达5万余字的《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论述了西北地区建设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及民族教育的重要性。

顾颉刚在河、湟、洮、岷民族地区的教育考察，是民国时期一次重要的教育考察。这次考察活动中上报的《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是他呕心沥血，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完成的，但最终没能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所采用。然而，即使今天我们阅读其中的一些设计建议，仍然有不少是切实可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顾颉刚对发展甘肃民族教育有着前瞻性的认识。

2.国内高校对西北开发问题的探究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高校学生作为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群体，也积极参与到了西北建设考察与西北问题的研究中，成为当时高校社会实践的一股热潮。1936年《竞乐画报》展开了“征求大学生赴西北考察论文比赛”“亟受学生之欢迎，而且教育当局也很赞成”[27]。广州大学学生组织了西北考察团，并制定了《参加广州大学西北考察团出发考察条例》《广州大学西北考察团章程》《广州大学西北考察团出版委员会组织简章》《考查科目大纲》等具体规定和计划。河南大学农学院也组成乐农艺、森林及农村社会调查三组，对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活动，并对西北地区的农业发展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国立浙江大学于1932年组织了西北考察团以研究西北的农业问题，并在其校刊上发表了考察报告及西北农业建设意见。东北大学、铁路学院、朝阳大学、燕京大学、铁路专科学校都组织过类似的边疆问题调查团，并发表了相关的调查成果。国立暨南大学于1935年成立了西北教育考察团，并撰写了《西北教育考察报告书》。值得一提的是，该报告书详细描写了考察团对西北地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女子教育、童子军教育、民族教育及义务教育的实施情况，却单单没有涉及当时西北的高等教育。由此观之，20世纪30年代西北足可以被称为中国高等教育的荒漠地区。

当时国内高校主要集中于西北地区的农业考察、社会基层考察与教育考察以及西北地区学术考察等几方面，在国家危亡之际，“辽阔的西北正需要高等学府院校，特别是与西北边疆人文地理和自然资源紧密相关的高等院校教育群体的结合。民国时期高校的西北考察活动，使得西北的开发更具科学性，也为西北边疆的开发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