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 葬他，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我第一次见到银丝半垂、眼神幽淡的余光中，是在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上。在欢迎晚宴上，我和他坐在一起聊天、碰杯，他忽然慨叹台湾政坛投机分子何其多，文坛知音何其少，因而顺口将宋代欧阳修的两句诗“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颠倒过来：“酒逢千杯知己少，话不半句投机多！”他的机智和幽默，顿时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以后我和他鱼雁往来，其中第一封信云：
远清先生：
先后承赠大作《台港朦胧诗赏析》《诗歌分类学》《中国当代诗论五十家》等多种，十分感谢。尊著对拙诗屡加谬奖，很不敢当。曾请香港中文大学的黄维樑博士从香港寄上我的专集数种，不知可有收到？请示知尊处有哪些拙作，俾将所缺之书陆续寄上。
我在台湾办了一份诗季刊《蓝星》，已出版多年，不知曾见过否？最近我主编了十五册《中国现代文学大系：台湾，1979—1989》，为20年来台湾在诗、散文、小说、戏剧、评论五方面的选集。另外还出了一本散文集，以游记为主，叫《隔水呼渡》，当再奉寄。至于诗集，不久也会再出一册，所收均为1985年自香港迁来高雄以后的作品。约于今年三月出版。匆此，即颂马年腾达。
余光中拜上 1990年1月29日
又及：另邮当寄奉《中国现代文学大系》之总目。
过了四年，余光中又来信云：
远清教授：
苏州之会，得晤海内外学者，畅三日之谈，兼游名园，望太湖，值得珍忆。惜回台后即忙于他事，尚未“有诗为证”。近接维樑信，附来《文汇报》上大作《四海学者聚苏州》，图文并茂，记事亦详，姑苏种种，历历似在昨日。
附上近作《作者·学者·译者》，乃七月八日在“外国文学中译国际研讨会”上之专题演讲词。现正忙于为八月底在台北举行之“世界诗人大会”撰写之专题演讲《缪思未亡》。匆此即颂暑安。
余光中 1994年7月20日
1997年在高雄拜访他时，余老赠我手稿和多部他的签名本大作，我后来则编著有《余光中评说五十年》等。
在余光中文学史上——如果真有这部文学史的话，那其中充满了论争、论辩和论战。余光中自己说过，作家并不是靠论战乃至混战成名的。但一位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要逃避论战很难做到。在社会变革和文学思潮更替的年代，有责任感的作家不应回避大是大非的问题，他应该入世而不应该遁世，应该发言，应该亮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保卫现代诗的论战中，余光中正是这样做的。但在乡土文学大论战中，余光中的表态和发言对乡土作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精神压迫，呼应了国民党整肃不同文艺声音的铁腕政策，余光中的正面形象由此受到挑战，他在台湾文坛的伟岸身影由此打了不小的折扣，少数青年诗人甚至做出了“告别余光中”的痛苦抉择。
晚年的余光中，已由热血的青年诗人变为冷眼阅世的老教授，其诗风不再激烈而趋向平和，对诗坛论争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巩固国防”的兴致。他认为，自己“与世无争，因为没有人值得我争吵”，并自负地认为“和这世界的不快已经吵完”。可只要还在写作，还未告别文坛，要完全躲避论争是不可能的。这就难怪在海峡两岸部分学者、作家质疑“余光中神话”时，他不得不著文答辩，十分不情愿地再扬论战的烽烟。
经历过一系列论战的洗礼和考验，余光中在两岸三地读者的心目中，还能傲视文坛、屹立不倒，像一座颇富宫室殿堂之美的名城屹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吗？
答案仍然是肯定的。
一是从创作的数量和质量看，余光中半个世纪来已出版了多本诗集、散文集、评论集，另还有多本译书。百花文艺出版社多年前为其出版的九卷本《余光中集》，更是洋洋大观，全面地反映了他创作和评论等方面的成就。当然，光有数量还不行，还要有质量。余光中虽然也有失手的时候，写过平庸之作乃至社会效果极坏的文章，但精品毕竟占多数，尤其是传唱不衰、脍炙人口的《乡愁》，已足以使余光中在当代文学史上留名和不朽。
二是从文体创新看，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做到了“诗文双绝”，乃至有人认为他的散文比诗写得还好。这还表现在他那纵贯中西、兼及古今的散文，为建构中华散文创造了新形态、新秩序。他还“以现代人的目光、意识和艺术手法，描写现代社会的独特景观和现代生活的深层体验，努力成就散文一体的现代风范”[1]，这是余光中为当代华语散文所做的又一贡献。
三是理论与创作互补，创作与翻译并重。以评论而言，他较早地提出了“改写新文学史”的口号，并在重评戴望舒的诗、朱自清的散文等方面做出了示范。在翻译方面，他无论是中译英，还是英译中，既不“重意轻形”，也不“得意忘形”，在理解、用字、用韵以及节奏安排上，都比同行有所超越。他既是一位有理论建树的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从翻译的经验与幅度，翻译的态度与见解，译作的特色与风格，译事的倡导与推动等各方面，余氏的翻译成就均“展现出‘作者、学者、译者’三者合一的翻译大家所特有的气魄与风范”[2]。
四是在影响后世方面，张爱玲有“张派”，余光中在香港也有“余群”“余派”乃至“沙田帮”。在台湾虽然还没有出现自命“余派”的诗人，但至少是“余风”劲吹。在内地，“余迷”更是不计其数，不少青年作家均把余氏作品当作范本临摹与学习。他的作品进入内地中学、大学课堂，许多研究生均乐于把余光中的文本研究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
五是在对待别人的批评方面，有大家风度。如“我骂人人、人人骂我”的李敖，直斥余光中“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定性为“一软骨文人耳，吟风弄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3]。可余光中对这种大粪浇头的辱骂，不气急败坏，不暴跳如雷，更不对簿公堂。这种不还手的做法，是一种极高的境界。如不是大家，必然申辩和反击，就不可能坚守古典儒家的准则：“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正如王开林所说，余光中“诚不愧为梁实秋的入室弟子”[4]。
2017年12月14日，死神终于召唤余光中的消息传来，使我想起他当年在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作为离乡背井、郁郁寡欢、思念着遥远祖国的游子，在寒夜中临窗西望时欣然命笔，写下有名的《当我死时》：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
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
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
余光中这时只不过37岁，就有了浓郁的乡愁。他由此想到了人生的大限，希望自己死后葬身祖国大陆，“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最美最母亲的国度”。可见，他对祖国感情之深。
我不久前在台南“台湾文学馆”演讲时，认为如果有台湾作家得诺奖，他应是呼声最高的一个，可惜生前他未能得到。老天对他不公，这次又让阎罗王的铁锤击中他垂老的病躯，使他不能实现自己90岁制订出的“五年规划”，他已无法做到比佛洛斯特更长寿。可以告慰的是，余光中为后人留下的情深意长、音调动人的不朽之作，是死神再使大力气也无法偷走的。用余光中自己的话来说，“就算大索三日，秦始皇也未必能逮到张良”。如今斯人远行，我们在外头，他在里头。事实上，余光中已葬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永远值得我们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