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并非童话般的童年

不饮菊花，不佩茱萸，母亲

你不曾给我兄弟

分我的哀恸和记忆，母亲

茱萸的孩子

“每个人的童年未必都像童话，但是至少该像是童年。”[5]

余光中的童年，虽然不像童话那样充满神奇幻想的色彩，但也有过美好的记忆。后来他把阅读和回顾童年生活当作一种乐趣时，发现童年是舅舅手上的风筝，小狗和蟋蟀，用石片漂水花，还有垂柳依依的江南，表妹很多的江南。他曾在一首题为《春天，遂想起》的诗中，这样歌咏江南：

春天，遂想起

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

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

（可以从基隆港回去的）

江南

小杜的江南

苏小小的江南

遂想起多莲的湖，多菱的湖

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

……

春天，遂想起遍地垂柳

的江南，想起

太湖滨一渔港，想起

那么多的表妹，走过柳堤

……

复活节，不复活的是我的母亲

一个江南小女孩变成的母亲

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

喊我，在海峡这边

喊我，在海峡那边

喊，在江南，在江南

多寺的江南，多亭的

江南，多风筝的

江南啊，钟声里

的江南

（站在基隆港，想——想

想回也回不去的）

多燕子的江南

由于童年大半在柳绿花红、莺声燕语的江南水乡度过，因而余光中自称是“半个江南人”。

余光中其实并不是江南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闽南人。在他六岁那年，父母曾带他回老家：群山环抱里的永春县桃城镇洋上村。余氏祖籍福建永春，由于父亲余超英在国民政府海外部做侨务工作，余光中便出生在南京，那是1928年重阳节，“这是个诗和酒的日子，菊花的日子，茱萸的日子”。重九节那天，江苏武进人孙秀君挺着大肚子随家人一起登高，第二天便生下了余光中。

余光中对陶令赏菊、孟嘉落帽的重阳节情有独钟。他怎么也不会忘记“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这些佳句，同样不会忘记与重阳节有关的动人传说。南朝梁人吴均在志怪小说《续齐谐记》中写道：“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登高饮酒，妇人戴茱萸囊，盖始于此。”

台湾出版的傅孟丽所著的《余光中传》，正标题用的就是“茱萸的孩子”。余光中在七十寿辰时，解释重阳节对他的意义，提到“重九之为清秋佳节，含有辟邪避难的象征。然则茱萸佩囊，菊酒登高，也无非象征的意思。诗能浩然，自可辟邪，能超然，自可避难。茱萸的孩子说，这便是我的菊酒登高”。

茱萸的隐喻，笼罩着余光中一生。他说：“每年到了重九，都不由我不想起这美丽而哀愁的传说，更不敢忘记，母难日正是我的民族灵魂深处惴惴不安的逃难日。”把母难日与民族的苦难联系起来，这正是余光中的过人之处。在三十四岁生日那一天，他写下这样的诗句：

不饮菊花，不佩茱萸，母亲

你不曾给我兄弟

分我的哀恸和记忆，母亲

不必登高，中年的我，即使能作

赤子的第一声啼

你在更高处可能谛听？

永不忘记，这是你流血的日子

你在血管中呼我

你输血，你给我血型

你置我于此。灾厄正开始

未来的大劫

非鸡犬能代替，我非桓景

孙秀君经常带小光中返回常州漕桥，去看亲戚朋友。舅舅家人丁兴旺，近房再加远房的表兄弟姐妹凑在一起，竟有三四十人之众。他们均对远来的客人分外尊敬。那些表姐妹们更喜欢浓眉大眼留着平头的小光中。当她们得知小光中有绘画的天分时，都请求这个表兄弟为她们画马，到春节来临时则请他画门神之类。

余光中小时候并不是一位安分守己的乖男孩。据他的一位表姐回忆：有一次，余光中和几位表兄弟模仿武侠小说中的故事情节玩游戏，在没有道具的情况下，调皮的余光中竟把孙秀君的一件皮大衣的狐皮做的领子剪下来捆在头上，看起来像神气活现的山大王。玩伴们哈哈大笑，母亲看到自己的衣服被破坏，气愤得要打自己心爱的儿子，表姐们连忙出来保护，把小光中藏在房间里面，等他母亲气消时，才让其恢复“自由”。

在又温柔又漂亮的众多表姐妹面前，小光中显得一枝独秀。余家和孙家的长辈均希望余光中长大后能找个表妹同结秦晋之好。后来，余光中的配偶果然是一位表妹，只不过不是当年的那一群中的一员罢了。

余光中曾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哥哥余光亚，在最好的青春年华病故。后来，孙秀君再没有生育。由于余家人丁不旺，小光中没有兄弟姐妹做伴，故儿时的生活比较沉闷。好在舅父家人多热闹，且有一定的文化品位，便弥补了这一不足。

在太阳旗的阴影下

就在余光中三岁的时候，即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发动了侵华战争，占领了东北。1937年12月13日，举着太阳旗的日军占领南京，此后大开杀戒，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受难者达三十多万人，酿成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幸好余超英已随中央政府撤至江城武汉。在这之前，孙秀君念念不忘风景秀丽的常州，带着余光中到那里小住，才躲过了这一劫。

大概是吹了过多的腥风血雨的缘故，余光中这时得了重感冒，说几句话就伴随着一阵阵的咳嗽声。后来常州也不安全，孙秀君只好把九岁的小光中装在箩筐里挑着，开始了逃亡生活。正当孙家一行人在江苏、安徽一带东躲西藏时，突然在高淳县与日军狭路相逢，孙家无奈之下只好躲进佛寺内。冤家路窄，日军后来也在此安营扎寨，孙秀君只好抱着小光中连忙钻进佛像的香案下藏起来。虽然躲在暗处，但眼睛总不能老闭着，只要一抬头便可看到鬼影拂拂，穿着大皮靴的日本兵在眼前晃来晃去，喊声骂声还有马蹄声吵得人无法安睡。孙秀君蒙眬中只见日本兵直奔香案而来，以为是抓他们来了，却发现是虚惊一场：日本兵在向佛爷行礼。可这些慈善动作丝毫掩盖不了他们屠杀生灵的罪行。

在这样恐怖的气氛中过日子，时间过得很慢，真是苦海难熬。余光中有一位表姐妹，由于白天受惊吓，到晚上便做噩梦，梦中还喊着救命。这下可把守夜的日军惊动了，但他们只是例行公事看了一下，没有深究，有惊无险。

后来日军接到上级命令西进，便离开了古刹。余光中回忆起那个恐怖的夜晚，至今仍历历在目。从噩梦中醒过来的孙秀君，带着儿子到太湖附近藏了好几个月，最后乘麦船去苏州，再由苏州经过曲折的道路抵达上海。这时，初尝亡国奴滋味的余光中，在其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短短几天的逃难，他看到了诗情画意的江南被蹂躏，放眼所见满地是难民和旷野中的死尸，这更加速了他的早熟。他在一篇散文中记下了当年仓皇逃难的经历：

在太阳旗的阴影下咳嗽的孩子，咳嗽，而且营养不良。南京大屠城的日子，樱花武士的军刀，把诗的江南词的江南砍成血腥的屠场。记忆里，他的幼年很少玩具。只记得，随母亲逃亡，在高淳，被日军的先遣部队追上。佛寺大殿的香案下，母子相倚无寐，枪声和哭声中，挨过最长的一夜和一个上午，直到殿前，太阳徽的骑兵队从古刹中挥旗前进。到现在他仍清晰记得，火光中，凹凸分明，阴影森森，庄严中透出狞怒的佛像。火光抖动，每次都牵动眉间和鼻沟的黑影，于是他的下颚向母亲臂间陷得更深。其后几个月，一直和占领军捉迷藏，回溯来时的路，向上海，记不清走过多少阡陌，越过多少公路，只记得太湖里沉过船，在苏州发高烧，劫后和桥的街上，踩满地的瓦砾，尸体，和死寂得狗都不叫的月光。[6]

在另一篇散文中又说：

舟沉太湖，母与子抱宝丹桥础始免于溺死。然后是上海的法租界。然后是香港海上的新年。滇越路的火车上，览富良江岸的桃花。高亢的昆明。险峻的山路。母子颠簸成两只黄鱼。然后是海棠溪的渡船，重庆的团圆。月圆时的空袭，迫人疏散。于是六年的中学生活开始，草鞋磨穿，在悦来场的青石板路。令人涕下的抗战歌谣。令人近视的教科书和油灯。桐油灯的昏焰下，背新诵的古文，向鬓犹未斑的父亲，向扎鞋底的母亲，伴着瓦上急骤的秋雨急骤地灌肥巴山的秋池……

这里有家愁，有国恨，对灾难岁月的回忆就像从眼前伸展到天际的铁轨一样长。

正因为余光中经历过抗战的灾难岁月，尝过当亡国奴的滋味，所以他对抗战文学特别有兴趣。他认为，台湾文坛阴柔已久，诗情日深，民族大义的阳刚之声几成绝响。小说家们应接受抗战文学的挑战，去写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去再现以长城为墙的大壁画，以长江为弦的大悲歌，为一整个民族的八年噩梦，勾出难忘的轮廓。[7]

坐火车的快感

在人生地不熟的上海，孙秀君唯一的亲友是丈夫的老师宋渊源。宋氏后来不再教书，从教坛走向政坛，担任国民政府委员。他热情地接待投奔自己的孙氏母子，并做了周到的安排。

这是法租界，比外面安全得多。在中国的国土上，中国人居然要靠外国人去保护，这自然是莫大的讽刺，但这是日本人进攻中国的岁月，不这样做就无法安身，因而孙秀君也就顾不上这么多了。

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告一段落后，孙秀君想和丈夫联系，可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年代，这不是容易办到的事，因而孙秀君只好把小光中先送进小学学习。孙氏原先学的是师范，她深知如果孩子失学，将意味着什么。

灯红酒绿的上海，比南京显得更洋气，因而余光中对上海最深的印象是这里西化之风劲吹。正因为西化，所以英语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很吃得开，因而余光中刚上四年级，课表上就出现了英语。头一次看到外国文字，余光中觉得像五线谱那样生动，那样好玩。为了使半路插班的儿子学习不致滞后，孙秀君从字母教起，26个字母一个个教余光中。金陵大学外文系出身的英文老师孙良骥，也整整教了余光中六年。少年余光中从发音、文法到修辞，都得益于他。到了高二，余光中已能自学像兰姆的《莎氏乐府本事》这样的英文原版书。就这样，天生好奇的余光中，对这些豆芽般的文字越学劲越大，这便为他后来入外文系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尽管宋渊源对孙氏母子照顾得很好，但寄人篱下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历经漫长的等待，孙秀君终于有了丈夫的信息：1939年初，余超英从重庆发信要他们母子俩马上动身，以便全家团聚，并告诉她走陆路太辛苦，说不定还会碰上车匪路霸，改走水路就要安全多了。这样一来，要绕很大的圈子，从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贵阳，最后才抵达重庆，但这样做毕竟没有危险。

绕道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但对年幼的余光中来说，也有好处，甚至可以说是求之不得：一来途经香港时可以开阔眼界，尤其是坐海船，可以一路欣赏蔚蓝色的波涛；二来从越南到昆明，可以坐火车。后来少坐火车多坐飞机的余光中，对这生平第一次坐火车的感受终生难忘：“坐火车的最早记忆是在十岁……滇越铁路与富良江平行，依着横断山脉蹲踞的余势，江水滚滚向南，车轮铿铿向北。也不知越过多少桥，穿过多少山洞。我靠在窗口，看了几百里的桃花映水，直把人看得眼红、眼花。”“后来远去外国，越洋过海，坐的却常是飞机，而非火车。飞机虽可想成庄子的逍遥之游，列子的御风之旅，但是出没云间，游行虚碧，变化不多，机窗也太狭小，久之并不耐看。哪像火车的长途，催眠的节奏，多变的风景，从阔窗里看出去，又像是在人间，又像驶出了世外。所以在国外旅行，凡铿铿的双轨能到之处，我总是站在月台——名副其实的‘长亭’——上面，等那阳刚之美的火车轰轰隆隆其势不断地踹进站来，来载我去远方。”

1974年8月，余光中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从投稿的“新秀”变为替人写序的“前辈”。这位由乌丝到白发的教授，他的一个重要的交通工具变为从不担心堵车之苦的电气火车。可余光中觉得现代化的火车仍无法取代童年时乘坐的旧式火车的韵味。他在《火车怀古》中云：

我却更怀念古老的车头

火性子那一尊黑彪彪的悍兽

总是气冲冲犁着地来，锄着地去

顽硕的阴影压歪了大半个月台

吐不尽满腔满膛的浓烟

旧世界的旷野我怀念

它奔时铁蹄重重地踹踏

铮的筋骨错磨有声

加速成金属刚烈的拍子

把铿锵拍成慷慨的调子

风来时更扬起狂放的长发

黑飘飘一直拂到腰际

最难忘是出站的时候

车上和站上依依的挥手

要不是它仰天长啸那一声悲怆

一出离情怎会到高潮？

火车的记忆，据《火中龙吟：余光中评传》的作者徐学“考证”，这对余光中是一种触媒。“正是这种童年的快感，使余光中有了旅行的观念，也早早对地图产生了一般儿童无法企及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大约就是从那时起，旅游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兴奋点，而速度成为他生命中的一种不可抑制的律动。后来，他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诗文，如《咦呵西部》《登楼赋》《逍遥游》《西螺大桥》《敲打乐》《高速的联想》都回荡着高速铿锵的律动。”

“再后来，在台湾疾驶的火车中，未来的诗人侯吉谅读了余光中《高速的联想》觉得‘意外的惊喜’，他把这感受写信告诉远在香港的余光中，触动了这位五十岁的教授心中永不衰竭的敲打乐，灵感大发，写下《超马》一诗，赠一切喜欢高速的摩托车骑士。”

“余光中崇拜速度，他非常欣赏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传奇人生，欣赏劳伦斯的名言，‘速度是人性中第二种古老的兽欲’。余光中说，‘可怜的凡人，奔腾不如虎豹，跳跃不如跳蚤，游泳不如旗鱼，负重不如蚂蚁，但是人会创造并驾驭高速的机器，以逸待劳，不但突破自己体能的局限，甚至超越飞禽走兽。’他在《轮转天下》《记忆像铁轨一样长》《高速的联想》中，更就速度与他的人生历程、文学创作的密切关系详加说明。”

“人们追求高速，不仅满足生理上的快感，更是对自然法则的反抗。追求速度的运动员，每打破一项世界纪录，就标志着人的体能前进一步，神（自然法则）退后一步。余光中那些标举高速的诗文，是对超凡激扬的生命律动的礼赞。”[8]

国文启蒙

北有剑阁、南有巫峡的四川，孕育了一个未来蜚声两岸三地的著名诗人和学者。余光中永远也忘不了在四川的岁月，他深情地回忆道：“丰硕而慈祥的四川，山如摇篮水如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时他当然不至于那么小，只是在记忆中，总有那种感觉。那是二次大战期间，西半球的天空，东半球的天空，机群比鸟群更多，他在高高的山国上，在宽阔的战争之边缘仍有足够的空间，做一个孩子爱做的梦……”余光中在诗作中还有“是枕是床？筑温暖一如四川”的句子。

由于武汉失守，1937年底，国民政府由武汉迁入重庆，重庆便有战时大后方首都之称。它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之间，是游三峡的始发站。鉴于重庆地位的重要，日军恨不得炸平它，但重庆巍然屹立。就在这座山城，余光中总共住了六年，一直到日军投降才离去。

1939年夏天，余光中正好十一岁，他这时进入位于四川江北悦来场的南京青年会中学。这是一所从外地搬迁而来的教会学校，因而只好借用民房当教室。余光中的父亲离此地不远，住在十里外的朱氏祠堂中。余光中平时不回家，就委身在简陋的校舍里，遇到星期天才回去。

青年会中学虽然没有高大的楼房，但周围是青翠的树林和连绵起伏的山脉，那里空气清新。余光中曾在一篇散文中，这样描绘母校的风光：“校园在悦来场的东南，附近地势平旷。大门朝西，对着嘉陵江的方向，门前水光映天，是大片的稻田。农忙季节，村人弯腰插秧，曼声忘情唱起歌谣，此呼彼应，十分热闹。阴雨天远处会传来布谷咕咕，时起时歇，那喉音柔婉，低沉而带诱惑，令人分心，像情人在远方轻喊着谁。”

接着，余光中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他的乡愁画面：

他永远记得那山国高高的春天，嘉陵江在千嶂万嶂里寻路向南，好听的水声日夜流着，吵得好静好好听，像在说：“我好忙，扬子江在山那边等我，猿鸟在三峡，风帆在武昌，运橘柑的船在洞庭，等我，海在远方。”春天来时总那样冒失而猛烈，使人大吃一惊，怎么一下子田里喷出那许多菜花，黄得好放肆，香得好恼人，满田的蜂蝶忙得像加班。邻村的野狗成群结党跑来追求他们的阿花，害得又羞又气的大人挥舞扫帚去打散它们。细雨霏霏的日子，雨气幻成白雾，从林木蓊郁的谷中冉冉蒸起。杜鹃的啼声里有凉凉的湿意，一声比一声急，连少年的心都给它拧得紧紧的好难受。

在布谷声声和春雨霏霏的交织中，余光中首先不会忘记的是余超英及其他亲戚朋友对他的国文启蒙。余超英有一定的古文根底，他所扮演的是严父角色，给余光中阅读的均是教他如何做人和待人接物的说理文章，较为枯燥。余光中对《东莱博议》及收历代古文222篇的《古文观止》中的正襟危坐的文章，虽不反感，但毕竟更喜欢读文辞优美的作品。这一不足，由余超英用闽南腔哦哦吟诵的悦耳声得到了弥补。出身在书香门第，父亲是省立中学教师的孙秀君，有时也用常州腔帮忙吟诵。做过小学校长，家中有大批藏书的二舅孙有孚的吟诵近于吴侬软语，纤秀中透出儒雅。

乡音虽然没有国语标准，但其亲切感使少年余光中得到极大的满足。他后来回忆自己的国文启蒙时说：“我的幸运在于中学时代是在纯朴的乡间度过，而家庭背景和学校教育也宜于学习中文。”那时条件艰苦，只好在昏暗的桐油灯下学习古代诗文。他这时学得最多的是古典诗词。余光中从上初中就喜欢唐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早已背得滚瓜烂熟。

上初三时，国文老师换成戴伯琼。他是前清拔贡，学识渊博，乳臭未干的学生写的作文他自然觉得稚嫩，不在他的眼下。他布置的作文分两种：一种是文言文，写得再好他也只给六十分；白话文也无满分，最高是七八十分。余光中为了磨炼自己的文言修养，每次作文均不用白话写。虽然得分不高，但他屡败屡战，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他的文言基础。由于有这种古文训练，余光中到了高中又迷上了源于隋唐而盛于宋这种别具风姿的诗体——词。一千多年来，词坛上名家辈出，异军突起，流派纷呈，余光中最爱的是苏轼、辛弃疾等人的作品。

古代散文也是余光中喜爱的一种文类，其中以知性为主的议论文，余光中从中学到了做人的准则，明白了中国文化精华之所在，同时增强了思辨能力。至于《滕王阁序》、前后“赤壁赋”等以感性为主的美文，不仅陶冶了性情，而且提高了余光中的文学修养，这是他更喜爱读的一类文章。

当时四川由于交通便利，流传到坊间的不仅有古典韵文，还有以帝俄小说为主的翻译作品，另有《三侠五义》之类的旧小说，这也是余光中的一项重要精神食粮。在少年时期，余光中读过的古典小说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封神榜》《七侠五义》《西厢记》……余光中有时还偷偷读描写武则天宫闱秽史的禁书。他认为：“读中国旧小说，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认识旧社会的民情风土、市井江湖，为儒道释俗化的三教文化作一注脚；二是在文言与白话之间搭一桥梁，俾在两岸自由来往。”“旧小说和民谣、地方戏之类，却为市井与江湖的文化所寄，上至骚人墨客，下至走卒贩夫，广为雅俗共赏。身为中国人而不识关公、包公、武松、薛仁贵、孙悟空、林黛玉，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说，庄、骚、李、杜、韩、柳、欧、苏是古典之葩，则西游、水浒、三国、红楼正是民俗之根，有如圆规，缺一脚必难成其圆。”在这些作品中，《红楼梦》因内容太丰富太复杂，少年余光中一时读不太懂，便半途而废。他最欣赏的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他读得极入神且仔细，《草船借箭》那一回读了好几遍。作品中诸葛亮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还有杜子美《蜀相》诗作对孔明“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歌吟，均深深地感动了脚踏芒鞋的余光中。当时，他的经历也有点像杜甫：在四川没有美味佳肴，没有漂亮的衣服，坐的是漏雨的教室，睡的是稻草当床垫的通铺。

在大型的中国地图册里，无法找到四川江北县的一个芥末小镇悦来场。这地方小得可怜——不，小得可爱，有可敬的老师和可爱的同学，如教英语的孙良骥、学长袁可嘉、富家子弟吴显恕。后者家中有丰富的藏书，余光中常找他借阅。吴显恕有一次还搬来《英汉大辞典》，使余光中大饱眼福。余氏回忆道：“我当众考问班上几位高才生，‘英文最长的字是什么？’大家搜尽枯肠，有人大叫了一声，‘有了，extraterritoriality’，我慢吞吞摇了摇头说：‘不对，floccinaucinihilipilification！’说罢便摆开那本《英汉大辞典》，郑重指正。从此我挟洋自重，无事端端会把那部番邦秘笈夹在腋下，施施然走过校园，幻觉自己博学颇有分量。”

余光中的学友中年纪最小的要算罗二娃子，他是余光中上课同桌、睡觉同床、学校记过时在同一张布告的挚友。1972年，余光中写有回忆童年的《罗二娃子》，其中有这么几段：

罗二娃子他家就在牛角溪的对岸

那年夏天涨大水，断了木桥

我跟罗二娃子

只好隔水大喊，站在南岸

……

罗二娃子喊，他家的花娘娘

上星期生了一窝小狗

我喊，我那只宝贝蟋蟀死了

什么时候你再帮我捉一只？

“水一退我就过来！

我送你一只小花狗！”

……

“再见！再见！”

罗二娃子一阵子挥手

就变成夜的一部分了

后来再没有见到罗二娃子

我跟家里就离开了四川

童年，就锁进那盆地里

在最生动最强烈的梦里，现在

仍然看见他，罗二娃子

浮浮沉沉向我游过来，挥动双臂

……

作品极富生活气息，质朴如童年之木刻。由于“是一帧不朽的泛黄旧照”[9]，所以不用丽词艳语，却流露出一片真挚的情感。现在时兴大学同学、中学同学聚会，就是没听说有小学同窗开校友会。如有，余光中一定会选这个质朴憨厚的罗二娃子当会长。

2005年10月，余光中终于回到魂牵梦萦六十年的第二故乡重庆。他回想起中学六年就在这脚下茫茫的嘉陵江水投怀于母水的三角地带，涛声盈耳地度过。重返少年时的生活场景，见到当年青年会中学的老同学时，“惊喜里有错愕，亲切中有陌生，忘我的天真之中又有些尴尬”。这跨世纪的重逢，引来满街镇民的围看。当他见到最后一位老同学石大周时，“将大周紧紧抱住，像抱住抱不住的岁月，一秒，一秒，又一秒，直到两人都流下了泪来”[10]。

凭一张地图

漂泊的逃难生活，引发了余光中对天文地理的兴趣。

出远门需要地图做拐棍。据傅孟丽介绍：开始时也许是逃难的经验使然，余光中一接触地图，就十分入迷。开始只是想从浓缩的中国版图中研究自己从哪里来，现在身居何处。逃难的路线一经与地图对照，马上清晰起来。俯视着地图，他觉得自己像神一样，整个世界都展现在他的脚下。又因为喜欢英文，他由此向往西方世界，端详西方各国的地图。在《塔》一文中，余光中这样记下对地理的深情：

十九岁的男孩，厌倦古国的破落与苍老。外国地理是他最喜欢的一门课。暑假的下午，半亩的黄桷树阴下，他会对着诱人的地图出神……从一本日历上，他看到一张风景照片，一列火车，盘旋而上庞伟的落基山，袅袅的黑烟曳在空中。他幻想自己坐在这车上，向芝加哥，向纽约，一路阅览雪峰和连嶂。去异国。去异国。去遥远的异国，永远离开平凡的中国。

从小就喜欢绘画的余光中，画起地图来非常顺手，故每上地理课交地图作业，都成了他的拿手好戏。他不像一些女生那样一旦画地图打格子，线就收不回。余光中这时便乐意帮助他人，充当小老师帮她们修改。据傅孟丽说：狡黠的余光中，有时会故意在不显著之处把一两处画得不标准，如把青海的一个湖泊朝北移100公里，考考老师批改作业是否一丝不苟。正因为对地图入迷，有一次他还突发奇想，想像上海小说家张资平那样去攻读地质学。

比起中国地图来，余光中最有兴趣的是画陌生而带点神秘感的外国地图。“国界最纷繁、海岸最弯曲的欧洲，他百览不厌。多湖的芬兰，多岛的希腊，多雪多峰的瑞士，多花多牛多运河的荷兰，这些他全喜欢。但最使他沉迷的，是意大利，因为它优雅的海岸线和音乐一样的地名，因为威尼斯和罗马，恺撒和朱丽叶，那颇利，墨西拿，萨地尼亚。一有空他就端详地图，他的心境，是企慕，是向往，是对于一种不可名状的新经验的追求。那种向往之情是纯粹的，为向往而向往。”

余光中在嗜书的同时嗜地图，这为他后来的游记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在回忆中有这么一个片段：初三那年，校园里来了一个卖旧书刊的小贩，同学们围上前去，“有的买《聊斋志异》《七侠五义》《包公案》，或是当时颇为流行的《婉容词》。喜欢新文学的掏钱买什么《蚀》《子夜》《激流》之流，或是中译本的帝俄小说”。和这些学友不同，余光中没有去争购作品，他用平时积蓄的零用钱买了一张又土又旧的土耳其地图。他“直觉那是智慧的符号、美丽的密码、大千世界的高额支票，只要他努力，有一天他必能破符解码，把那张远期支票兑现成壮丽的山川城镇”。

余光中非常固执，一旦认定目标连头也不回。作为一位学者和作家，他固然喜欢书香做伴，同时也喜好搜集、收藏各地乃至各国出版的不同地图，现藏三百余张。1997年秋天，香港一家电视台要拍一个以地图为主的专题节目，他们便从香港飞到高雄，其节目名就用余光中在九歌出版社出的《凭一张地图》的书名。

余光中直到老年仍离不开地图，以至于在为文作序时，竟用地图去说明写游记的好处。如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内地诗评家李元洛的散文集《凤凰游》作序时，因“书中游记多篇，其名胜古迹之地理方位，在一般地图上不易逐一指认”，便自画一幅跟书描写的有关地图置于其中。像这样图文并茂的写序方法，在别的作家中很难见到。这种别开生面的书写，属诚恳的书评，远胜于一篇敷衍的序文。所有这些均来源于逃难岁月的熏陶，尤其是四川六年的中学生活的启蒙。

地图为余光中的生活增添了全新的内容，如读到《三国演义》的赤壁之战，就想查一下这赤壁是在湖北的蒲圻，还是湖北的黄州，这一“武”一“文”的赤壁都有来历，查阅地图后无疑增长了不少文史知识。后来一个人在国外旅行，地图便成了余光中的必读“文件”。直到古稀之年，他还改不了观摩地图的嗜好。他甚至能从地图中判断出该地的人口分布和基本面积。别看他的专业是文学，可他的地理知识并不差，有时在观摩中还会发现地图的不精确之处。一旦发现，惊喜不亚于他在地图上发现新城市。在余光中的散文中很难找到史地方面的差错，其功夫正来源于他对地图乃至天文的喜好和熟谙。正如徐学所说：“少年余光中宽广而包容的知识基础，和谐健康而丰富多样的心理结构和卓越不俗的艺术个性，在显示着这是一个未来文学大师的艺术胚芽，只要有适合的土壤和气候，它就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而悦来场，这个现今地图上也难觅的偏僻古镇，也将因此进入并长存于文学史那不可磨灭的版图中，近者悦远者来。”[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