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背后——广州市脑科医院见习报告
钮则圳
2014年5月21日,在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哲学系选修福柯研究课程的部分同学来到广州市脑科医院进行见习。见习内容以了解精神病医院的运作、精神病人的生存状况以及探究“精神病”本身的情况为主。见习形式有两个部分,其一为参观病区并与主治医师交流,其二为与精神病患者的典型个案进行交流。在第一个部分中,我们了解了一些基本的精神病学的常识,包括一些常见精神病的病症以及目前处理各种精神病的手段和方法。在第二个部分中,我们得到了与两位情况较为典型的精神病患者直接接触的机会。通过这些接触,我们对精神病人的真实状况有了更加生动的印象,在了解渐渐深入的过程中也对“精神病”本身有了更多的理解。在此本报告将分为四个主题记录笔者在这次见习活动中的见闻与收获,它们分别为:精神病医院之初印象、“电疗”参观及与精神病患者的接触、见习之旅与福柯研究及我的几点感悟。
一、精神病医院之初印象
21日上午,我们前往广州市脑科医院参观学习。据杨老师及上届师兄师姐介绍,广州市脑科医院又名广州市精神病医院,是中国第一间精神病专科医院,始建于1898年,由美国人约翰·克尔所创办。在得知了要去脑科医院参观学习的消息之后,我的心情一度十分复杂,并且在前一晚的舍友夜谈时发现我们的心情也是很相似的:既对“精神病患者”这个群体感到陌生,甚至还有一丝丝的恐惧,也好奇这个被外界很多人所避之不及的、几近忽略的群体,他们的真实面目到底是怎样的?他们与我们有什么不同?他们这些看似“非理性”的人与我们所谓的“正常人”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伴着淅沥沥的小雨,我们一行人走进了广州市脑科医院,在住院楼驻足的一瞬间,审视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我甚至有些惊异:医院的绿化做得非常的好,门诊部、司法鉴定部、住院部等不同用途的大楼有序地分布着,一点都不显得局促,在住院楼对面甚至还有着颜色古朴的老年人治疗中心的一栋二层小楼,整个医院不仅和我印象中的其他医院没什么不同,甚至就其环境而言还有几分“疗养院”的味道。突然,有几位医护人员带着一队病人从住院楼走出,穿着蓝色病服的病人们有秩序地排成两队,安静地跟随医护人员走着,他们的年龄跨度很大,既有步履显得有些蹒跚的老者,也有看似只有十余岁的少年儿童,他们默默走着,只是有人间或和医护人员聊几句,或者互相之间耳语几句,并无一人有掉队或者大声喧哗的现象。如果不是他们身上特殊的蓝色病服,你甚至很难将他们与其他病患的患者相区分开来,我瞬间觉得自己之前设定的关于精神病患者那种“可怕”的、“歇斯底里”式的预想都被颠覆了,也更加升起了一探究竟的好奇心。
二、“电疗”参观及我们与精神病患者的接触
进入住院大楼之后,我们班的同学被分为两队,由杨老师带领一部分同学前往十楼的情感区,由我带领九位同学前往五楼的中医区。首先接待我和几位同学的王医师向我们介绍了一些关于精神病的基本知识及医院所对应的基本情况,王医师说精神病的致病原理现在在科学上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精神病患者一般有三大方面的典型特征:思维上容易出现幻觉、妄想等症状,情感上易有高低起伏等明显波动,行为上也经常出现一些在常人看来较为失常的行为。精神病患者一般会出现幻觉(幻觉有真性幻觉与假性幻觉之分),而且大部分患者自己的大脑或身体都可以感应到所言的幻觉,一般患者都会在青年时期发病,发病时间通常长达八到九年。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一般不进行外界干预的话会不断发展恶化下去,患者会逐渐变得退缩、孤僻,与外界的社会关系也会变得愈加疏远。就目前我国的情况而言,难度最大的不在于精神病患者的治疗问题,而在于对于患者的判断及收治问题,判断一个人是否为精神病患者由于缺乏客观的科学依据,所以在收治一个病患的时候医院需要询问病患的精神病家族谱,即前后三代的情况,还需要接触家属来询问病患的具体表现,更需要医生以其临床经验来判断病患是否真的患有精神疾病。而且由于精神病有很长的年龄跨度,对于不同年龄段的患病人群的判定及诊治办法也不一样,所以医院住院部还特别开设了少年儿童区、老年康复区等区域来分年龄段对病患施行治疗。另外,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效果也不尽相同,有的发病一次即可被治愈,而大多数病人则会反复发病、需要屡次返回医院继续治疗,还有一些病人甚至长时间无法出院。
之后王医师带领我们几位同学参观了国内先进的治疗兴奋躁动及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电疗过程。据王医师介绍,目前电疗法的具体科学原理还尚未被完全明晰,但是据临床效果证实电疗法可以缓解精神病患者的症状,缩短疾病发病时间,减少患者的意外及危险状况的发生,等等。一般而言,情绪极度兴奋者、抑郁者、身体处于木僵状态及药物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患者比较适宜做电疗,电疗频率为每天或者隔天一次,大约12次为一个疗程,其具体副作用为病人在电疗过后短期内也许会出现记忆力衰退、短期遗忘等现象,超疗程治疗更会对大脑产生一定的损伤。
我印象最深的是所见的一位男子的治疗全过程:一名中年男子因为有躁动情绪及自伤行为,所以全身被医生束缚捆绑着,医生先是对其进行了麻醉,然后他从脸部开始肌肉逐渐放松,两分钟左右整个身体逐渐变得松弛下来,脚趾抽搐了几下后也渐渐安稳,之后医生对其进行了通电治疗。据医生介绍,患者在全身被麻痹放松及通电后是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的,无法自主进行呼吸,需要对其进行人工供氧。大约十分钟左右,该名患者逐渐恢复了意识,整个电疗过程基本结束。在医生为其输氧的时候,看着该名男子安静的、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我甚至有些微的恐惧,我们人自诩为“万物之灵长”,认为我们有着比其他生物更为高等的智慧,有着所谓缜密的思维及“第六意识”,但是我们在现代科学还无法触碰到的领域,诸如原理不明的精神病问题、电疗手段等问题上,我们却显得十分卑微。为什么通电就可以使得非常躁动的病患瞬间变得镇定,是电流与我们的大脑皮层发生了怎样的反应吗?在被麻醉通电的几分钟内,我们的大脑究竟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我们所谓意识的界限,究竟又在哪里?我认为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精神病学家,更将困扰着有好奇心的人们很长一段时期。
参观电疗过程之后,我们几位同学获得了难得的进入患者病房的机会。推开五楼病房大铁门的一刹那,第一眼看到的场景着实让我终身难忘:在狭小的患者活动区域内,集中了好几十位女患者,大部分患者都在闷头干着自己的事情,有的在无言地看着电视,有的趴在桌子上睡觉,有几位拿着水壶坐在凳子上攀谈,还有几位目光呆滞地在过道上散着步。也有几位患者情绪比较激动,一直用我听不懂的白话在高声吼着什么,在她们身边不断有医生在对她们进行着安抚工作。最令我诧异的是,精神病患者的病房并非是十分冷清单调的,不仅有电视在直播节目,更有球台、麻将桌等娱乐区域,有几位患者在怡然自得地打着麻将,看她们的表现与享受的神情,似乎与外面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整个病房区域还是给人一种很喧闹的感觉,尤其因为地狭人多,只有几架小风扇且没有空调,所以当时我和几位同学还是倍感压抑的。之后我们进入了病房,小小的屋子内摆了大约八张床位,入门第一张床上躺着一位全身被束缚的孕妇,她情绪十分激动地对护士说:“大夫,我要出去,我根本没病!这里环境太差了,这屋子的精神病人都随地大小便的,我受不了了!我不要像猴子一样在这里被‘展览’! ”王医师一直在旁劝她要为了腹中的胎儿着想,不要妄动肝火,并说等她情绪平稳后自然会“放”她出去,等等。在离开病房之后,王医师向我们介绍该名妇女已经怀胎四个月了,但最近她产生了强烈的躁动情绪及自伤行为,家属出于保胎的目的,才将其送入了脑科医院。不过我观察该名孕妇的表现及言谈,觉得如果在“外面的世界”我也许只会觉得她是一名脾气不太好的普通妇女而已,并不会觉得她会有精神病一类的问题,让她与一些随地大小便的患者在一起,我觉得确实是一种煎熬。不过王医师却不太赞同我的观点,他认为很多精神病患者在我们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尤其是患者家属看来是很难判断的,而且病人也需要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如果与正常人在一起生活的话,病人通常是很缺少判断力的,精神病医院病房这种集中病人进行诊治的方式其实可以让病人之间多一些交流,可以互相为一面镜子,来观照、审视自己的种种行为,从而对自己的精神状态有更清醒的认识,促进病情的进一步好转。
为了更好地帮助我们几位同学了解精神病患者的状态及情况,王医师特意找了两位愿意与人交流的、病情较为典型的女患者来到示教室与我们进行交流。第一位患者曾经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于1993年发病入院至今,住院已经20余年了,中间只是断断续续地在亲人陪同下回家几次,从未正式办理过康复出院手续。这位阿姨的性情确实十分开朗,在得知我们是中大的学子之后,先是向我们环视一圈并且投来了赞许的表情,之后还开起了玩笑,说王医师人很好,将来必将步步高升,搞得整个示教室的氛围甚至一下子就轻松起来了。这名阿姨十分健谈,紧接着就开始向我们介绍她的发病情况,在1993年的一天中午,她感觉有炽烈的阳光在照射着她,办公室外还有人在不断喧哗,这些都让她久久不能入眠。之后她闯出房门拿东西去砸喧闹者,这些喧闹者才消失。之后她躺在床上时就会看到屋里遍布的蛇、老虎、鸭子等动物,蚊帐上还布满了令她作呕的男人的精液、女人的月经等秽物,尽管她天天清洗蚊帐,可是这些秽物也都还经常出现,让她难以入睡。而且她还经常看见有无身的人脸浮现在她眼前,其中经常浮现在她眼前的有她的情夫,还有一个名叫“李建宁”的男子经常在她身边耳语。同时,她还怀疑自己的老公出轨,并且有次跟踪自己的老公,看到了在一间屋内她的老公和情妇,还有他们的孩子其乐融融的景象,等等。这位阿姨还经常有严重的幻听,比如她说她在向我们描述病情的同时,就有一位小女孩在她背后耳语着,学着她说话,她还好奇为什么我们几位同学都无法听到这么“明显的”声音。交流后根据王医师介绍,她的老公其实为人非常正派,并不存在着婚外恋的情况,可是她却患上了嫉妒妄想症,并且时常跟踪她老公。在她患病伊始她老公本也对她不离不弃,到了最后才无奈与她解除了婚姻关系。但是在整个交流过程中,可以看出这位阿姨除了具有精神分裂症之外,她本身性格中开朗大方、善开玩笑的一面并未失却,而且在和我们交流的过程中情绪也还是十分镇定的。
第二位患者相比于第一位患者则显得温柔内向了很多,戴着口罩,温和地与我们进行交流。她年龄应该也在50岁上下,已经患病20多年了,20多年来,她一直觉得有“狼牙星”人通过脑波传递控制了她,对她不断地念经,不断地进行诅咒,使她的身心备受束缚与打击,活得十分痛苦。据王医师介绍,她的临床表现主要为假性幻听,并且有不停地拍床等自伤行为。不过最让我诧异并且还有些许感动的是,这位阿姨在与我们道别的时候竟然还嘱咐我们:“作为中山大学的同学,你们要努力学习啊。”
时长半天的见习很快就结束了,但是一上午难得的参观学习经历以及与王医师的交流讨论却引起了我的很多思考。
三、见习之旅与福柯研究
西方哲学史上的主流话语充斥了侧重于讨论人理性与“正常”的一面,而福柯的哲学却反其道而行之,讨论疯癫与“非正常”的一面。在其成名作《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将常人目之为自然现象或疾病的疯癫视为一种文明现象,将自己的注意力由哲学转向精神病学并用一种历史的全新视角去看待这一问题,通过对理性时代疯癫史的考察,揭示了人们如何以纯粹理性的名义禁闭非理性,理性如何将非理性压制得“沉默无言”。① 在福柯看来,疯癫比理性更接近幸福和真理,疯子对事物的感受和认识往往更真实。但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疯癫却逐渐被理性所控制,近代以来的疯癫历史在福柯看来其实也是“理性压迫”“理性疯狂”的历史。所以福柯才说:“我们却不得不撰写一部有关这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的历史,因为人们出于这种疯癫,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互相交流和互相承认。我们有必要确定这种共谋的开端。”②在此研究框架之下,福柯揭示出了以往的哲学是如何受到时代与权力——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所左右的。福柯立足于人性、权力、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知识考古学等诸多层面,深入分析了疯癫的内涵;指出疯癫是人性的一个构成和底线,疯子和正常人无严格界限,他们应享有人的权利。我们这些“理性的人们”不应该监禁、关押、处罚或歧视疯子,而且疯癫是一种生命力,许多天才人物的发明创造都与“精神错乱”相关。
笔者认为福柯的这些观点对我们有着极为深刻的启发意义。首先从哲学上看,福柯对于我们如何理解理性与非理性及其二者的关系开辟了新的视域。他对于非理性的注意、对理性的批判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可以从根本上打破了理性与非理性的主客二元对立结构,从根本上拆除了由理性所划定的横亘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界限,并将其置于文明史的大语境之下,推倒了理性“仗势欺人”之“势”,强调了非理性的生存权利,主张理性与非理性开展平等的对话。也因此,福柯才被称为“理性与非理性的调停者”①。而从现实来看,福柯的思想对我们今日的社会也有着很深的教益。放眼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人们对于精神病的定义,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和社会风俗习惯的不同而改变着的,这无疑具有明显的相对主义的色彩。福柯本人并不否定“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或行为现象的客观性,也不否定人类社会中的确存在这样一个松散和特殊的群体——疯子或愚人。只是福柯认为既不能把疯癫看作一种精神病,也不能把疯子不当人来看待,对他们予以歧视、排斥、打击与迫害,甚至剥夺他们做人的权利和应该享有的正常人的尊严与生活,等等。这就为我们反思由自身“反身”而建构的、对非理性处于“优越地位”的所谓理性及其所占有的“主流话语权”的位置与作用提供了反思的维度。另一方面,福柯的思想对于我们在找到划清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之前如何对待非理性提供了深刻的警示。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批判的是理性对于非理性的疯狂镇压与禁闭,而在我们当今这个自诩为“理性”的时代,精神病患者这一群体也并未得到我们更多关注的目光,甚至有很多患者并没有被当作人来对待。亲属的恐惧与疏离、社会的冷漠与排斥等等,都使得精神病患者被孤苦与恐惧所包围着。这些都在提醒我们,精神病患者们应当受到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我们整个社会对待精神病患者的态度也亟须转变。在完全弄清精神病的致病原理及判断标准之前,我想我们目下能做的,也是最需要做的,就是给精神病患者提供更多的人文关怀。
四、我的几点感悟
在整个见习活动结束之后,回想这一上午难能可贵的经历,尤其与王医师及典型病患的热烈交流,引起了我很多思考,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便是精神病背后所暗含的社会问题。精神病医院在我们常人的眼里一直是处于因“避之唯恐不及”而被忽略的社会边缘地带,精神病患者也通常被我们的理性目光排斥在外,对他们的鄙夷、排斥等态度往往充斥着我们整个社会,在这个为社会所忽略的阴暗区域,恰恰暴露出我们人性中很多不光彩的部分。具体而言,我们的社会对于精神病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还远远不够,官方预防机制及人们的预防意识也亟需加强,而且由于病患家属畏惧外界的眼光,往往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态度,羞耻感作祟及经济上的压力使得他们不愿意将患者送到精神病医院,而是残忍地将精神病患者“圈禁”起来,使得这些患者难以得到及时的救治,这无疑大大延误了患者的治疗时间。另一方面,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问题其实也在精神病问题上被放大了,一般而言,女患者由于各种原因得到救治的机会远远低于男性患者,而且男性患者求治的欲望更加强烈、被治愈人数也更多;而在配偶患病的情况出现后,女方的离婚诉求通常情况下也没有那么强烈,而对于女性病患则相反,其配偶通常会请求与女患者解除婚姻关系,这使得这些女患者极易处于一种被抛弃的凄惨境地。
还有一个问题也不容忽视,在整个社会,精神病这一疾病也存在着医疗资源分布很不均衡的情况。在农村,精神疾病的患者一般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他们往往被视为“异类”、不祥之人而被圈禁起来,丧失了尊严与人身自由。而在城市,由于社会地位差别很大、医疗卫生资源极其不均等问题,有着王医师所说的对于精神疾病“小医院没人看,大医院却排长队”等现象,比如广州市脑科医院其实就承担着病患过多的巨大压力。这才有了我们在参观时所见的空气混浊、狭小区域内拥挤着近百位病人的情况存在。以上种种,都在引发着我的思考:我们的社会,是否该让普通大众更加放下姿态,向精神病患者投去更多的关怀的目光?政府是否应该在促进更加公平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的时候向这类可怜的群体更加倾斜一些,建立健全覆盖更为广阔人群的精神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的流程化的机制?尤其在升学、就业等压力日益增大、人口过度膨胀的今天,面对精神病患者日益年轻化的现状,我们是不是更该对新一代青年人进行更多的心理疏导及“阳光心态”的灌输及抗压能力的训练呢?我认为虽然精神病的治病原理还没有在科学的层面上完全弄清楚,但是从心理学和人文关怀上入手来对待精神疾病,无疑是会对我们这个社会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7年第3版。
3.王治河:《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①参见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9页。
②[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7年第3版,前言,第1页。
①参见王治河《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