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的开国——鸦片战争

白银的去向

鸦片的输入不仅造成了中国的财政负担，也造成了中国人的健康问题和社会问题，以及官员的道德问题。

据说，吸食鸦片的习惯是从印度传入东南亚，后由葡萄牙人在通商中带到了宁波、泉州、厦门一带。明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就有采集鸦片的记载。到了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与东南亚通商的地方贸易商颁发许可证，准许他们把鸦片运往中国，鸦片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问题。

到了19世纪初，鸦片的输入开始引起广东官府的注意。嘉庆帝根据官府提交的报告，下令禁止鸦片输入。因而鸦片从可以在广州商馆中进行公开交易的物品变成只能在黄埔河停泊的船只内秘密交易的物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1821年（道光元年）。在此期间，鸦片年平均走私进口量达4500箱（每箱100至120斤）。

然而就在这一年，鸦片禁令进一步严格。装有鸦片的船只无法在黄埔入港，只能沿珠江口南下在伶仃岛停泊。从印度来的船只在这里卸下鸦片，仅携带合法商品从黄埔入港。鸦片被这艘货船通过现银交易卖给了中国的走私船。走私船一路北上，在所经之处进行走私买卖。

这些走私船为被称为“窑口”的鸦片批发商所有，他们通过贿赂收买了官员和巡视船的船员。1833至1834年（道光十三至十四年），每季度中国的鸦片输入量约2万箱，折合钱币约1200万银元。

纵观从1817年起33年间的广州贸易，东印度公司每年向中国输入以毛织品为主的商品，输入金额约为400万至600万银元，中国每年出口以茶叶和丝绸为主的商品，出口金额约为600万至900万银元。中国每年都有300万至500万银元的贸易顺差。

然而，在印度与中国的地方贸易中，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和棉花金额约为800万至1900万银元，而中国的生丝和茶叶输出额为400万至800万银元，所以地方贸易商每年会有400万、500万乃至1000万银元以上的收益。

地方贸易商的这部分收益被兑换成伦敦或加尔各答的支付票据，弥补了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出茶叶的资金，或者成为高利贷资金，被借给行商。此外英国每年还能从中国输出大量现银，从1825年（道光五年）起，中国的现银出口为400万至700万两。不仅如此，原本每年携带大额现银来买茶叶的美国商船也开始携带伦敦的票据，然后在广州将票据兑换成现银使用。因而，1826年（道光六年）以后，广州贸易中进口开始超过出口，现银开始外流。

进入19世纪20年代，鸦片已经成为连接美国、伦敦、加尔各答、广州经济链条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