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文献综述
1.3.1 国外研究现状
1.3.1.1 关于蜂产业重要性及其贡献方面的研究
蜂产业虽然在农业中所占的比例不高，但其所发挥的作用却非常重要，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蜜蜂与农业生产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
关于蜜蜂授粉能够显著增加作物产量、改善品质方面的研究较多。如Kedar Devkota等（2016）的实验结果表明，如果野生授粉者数量下降，蜜蜂将会成为荠菜作物的主要授粉者。研究证实，蜜蜂是满足荠菜生产的良好授粉者，能够显著提高荠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Md Ruhul Amin（2020）的研究表明，孟加拉国多种栽培作物都高度依赖蜜蜂授粉。充分的授粉可以提高种子的产量、质量和发芽能力。此外，蜂蜜和蜂蜡是养蜂业的副产品，也是良好的创收来源。Tura Bareke等（2019）的研究证明了蜜蜂授粉在提高一些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方面的作用。由于蜜蜂授粉，作物的产量增长率为33.5%～84%。然而，不明智的农药应用导致蜜蜂死亡成为埃塞俄比亚农作物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这是由于社会公众在授粉对农作物产量的价值贡献方面认识不到位。因此，应重视对蜜蜂和其他昆虫授粉者的法律保护，特别是保护蜜蜂免于农药中毒，制定授粉者保护政策，作物授粉的思想应纳入国家作物生产战略计划。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在贫困地区发展养蜂业可以提高农民收入，减少贫困。Yusuf等（2017）在研究中指出，在世界上很多地区，养蜂业被成功地用于解决普遍贫困问题。在最近的15年，发展养蜂业来解决脱贫的倡议已经在南非广泛实施。Anu Joshi Shrestha等（2016）的研究证实，在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当地农民获得的收入极其有限，发展小规模的商业养蜂能大大提高农民收入，促进民生保障。为了促进养蜂业的发展，他们提出了应加强蜂蜜生产销售的价值链管理，包括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价值链。基于养蜂业面临的风险而发起的一些保险项目也在试点推行中，如美国农业部已从2010年开始对部分地区开展蜂产业保险试点项目；欧洲的Buckfast蜂业联盟也在积极地推行蜂业保险；加拿大2011年推出的冬季不可控原因造成的蜂业损失保险项目，主要针对气象原因和病虫害造成的损失；在澳大利亚，养蜂者可以获得的保险有公众责任险、财产险、收入险和个人人身意外伤害险等。Lietaer（2009）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通过蜜蜂授粉可以保护森林、维护森林生态系统与减少贫困。因此建议蜂农与林场的股东（包括政策的制定者）考虑蜜蜂养殖的商业化，将其列入国家森林发展计划及其他的发展计划中。在尼日利亚，蜂蜜的生产被证实在提供就业与减少贫困方面有积极的作用，Dan Babatunde等（2007）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蜜蜂种群数、劳动力和固定资产的投入对蜂蜜产量的增加有显著影响，建议政府部门应出台政策鼓励更多的当地农民加入养蜂业，并为养蜂者提供信用贷款，从而实现减少贫困与促进农村发展的目标。Aurora等（2011）实证分析了在罗马尼亚西北部地区，获得财政支持与企业的导向、竞争性战略有很大关系，因此获得欧盟的基金支持对于发展养蜂业及当地农业有积极的决定性作用。Bodescu等（2009）提出，政府应将养蜂业授粉供应者的地位予以合法化并给予必要的支持，支持的方式有给授粉供应者投资以刺激蜂群数增加、给授粉服务一定的补偿，以及投资资助蜂业的科学研究等。Brian Mazorodze（2020）研究了养蜂业对津巴布韦Honde Valley地区农村收入的贡献，试图探讨养蜂业作为Honde Valley地区农民替代生计战略的作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户主性别、获得信贷的机会、受抚养人比例、教育水平和拥有土地的规模是影响该地区农村收入的重要因素。关于调查变量、协方差的分析结果表明，养蜂农户的人均收入明显高于非养蜂农户，在此背景下，养蜂业可以作为农村社区的替代生计。
另外，最近已有学者开始研究在城市社区中，蜜蜂授粉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了。David M. Lowenstein等（2014）以芝加哥为例，研究了城市中人类、蜜蜂与授粉服务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虽然城镇化已成为全球的发展趋势，但是人类对于城市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配置模式却知之甚少。在城市中，无论是对小规模的城市农业还是对原生花园而言，蜜蜂群落及其所提供的授粉服务都是很重要的。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重要的生态问题，David M. Lowenstein等以芝加哥的25个社区为例，研究了蜜蜂群落及其对新花源的反应，以及蜜蜂提供授粉服务的潜力。Andrew Potter等（2015）研究了授粉服务对旧金山都市农业的影响。都市农业可以通过减少生态足迹、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城市生活质量，提高城市的可持续性。鉴于都市农业的环境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了解和维持都市生态系统服务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蜜蜂授粉作为一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其对都市农业的贡献是极其显著的。Andrew Potter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与David M. Lowenstein等学者的研究结果类似。Andrew Potter等的研究表明，不用考虑城市中花园面积的大小、花园的历史、周围环境的地面覆被等因素，通过发展都市农业，在城市地区也可以支持足够的授粉服务，花卉资源密度是影响授粉服务的主要因素。David M. Lowenstein（2015）研究了野蜂授粉与城市景观之间的作用。在城市中，住宅区的花卉植物能够维持野生授粉昆虫的生存，他们设计了一个“移动花园”的实验。研究结果发现，授粉者数量的增加直接导致了所有植物果实和种子产量的增加，不同种类的野蜂对不同的花源造访频率是不一样的，比如，黄瓜授粉与小蜜蜂（lasioglossum spp.）的造访相关，茄子的授粉与大黄蜂（bumble）的造访相关，而紫松果菊的授粉是由很多种类的授粉昆虫来完成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城市中应该种植尽可能多的植物品种，从而维持野蜂物种的多样性，研究结果凸显了在城市中保护授粉昆虫的重要性。
还有些学者认为养蜂业是发展有机农业、保护森林、流域管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Elias H. Bloom等（2016）研究了有机农业的生物控制和授粉服务。他们认为保护授粉者对发展有机农业非常重要，传统农业是以牺牲生态系统服务，包括生物控制、授粉和土壤保护来谋求短期内提高产量的。有机农业产量通常会比传统农业稍微低一些，但是其生产投入却是显著减少了，生产利润大于传统农业。以后应对授粉者进行积极的保护，通过蜂产业的发展来促进有机农业的发展。W. Bosma等（2017）的研究认为，发展养蜂业作为农民收入多样化来源的一种渠道，对保护森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Tolera Kumsa Gemeda（2014）的研究区域位于埃塞俄比亚Oromiya地区的Sasiga和Sagure流域，该区域将整合改良养蜂技术作为社区流域管理的经济诱因。养蜂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保持自然栖息地的经济诱因，是流域保护计划的理想活动。因此，当地实施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将改良养蜂技术作为流域保护的动力。Tolera Kumsa Gemeda（2014）的研究发现蜂农经过培训后，熟悉了改良养蜂技术的知识，这导致了蜂蜜产量的增加，蜂农通过养蜂活动保护了不同的蜜粉源植物，在达到最大的蜂蜜产量的同时有助于该地区水域的恢复和保护。研究表明，在流域地区改良养蜂技术是社区流域管理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激励活动。通过生产蜂蜜、蜂蜡等产品发展了经济，同时也对流域进行了保护。因此，政府应提供必要的养蜂技术和投入支持，以确保蜂场生产，同时促进流域的恢复和保护。Vidushi Patel等（2020）研究了蜜蜂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该项研究探讨蜜蜂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他们认为蜜蜂可能对17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的15个做出了贡献。因此，他们确定了蜜蜂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共同主题，并建议提高公众关于蜜蜂对可持续发展贡献的理解与认可，这对确保养蜂业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1.3.1.2 蜜蜂授粉及其经济价值评估方面的研究
在国外，蜜蜂授粉技术及应用推广已广泛普及，很多国家非常重视蜜蜂产业的发展和相应配套技术的研究，关于蜜蜂授粉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也相应产生，如Randal R. Rucker（2001）从福利方面着手运用模型分析方法，通过考虑交易成本以及对蜂产品进行补贴的福利因素，对蜜蜂授粉市场和外部性同时存在的状况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授粉市场的存在一定意义上是有效的，而且授粉费用的数额会随着其他经济因素的变化而变化。Randal R. Rucker（2003）对授粉市场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授粉市场制度的演变，养蜂者在通过签订授粉合同获得收益的同时，应该把由于外部性而产生的潜在收益也考虑进去，即所谓的授粉“外部性收益内部化”。此外，Davis（2010）从生物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模拟了养蜂者从一种正处于开花期的作物转换到另一种处于开花期的作物的放蜂经济行为，分析了蜜蜂的种群动态有助于解释授粉市场的季节性，通过生物经济模型预测了作物开花早期应收取的授粉费用，并认为冬季蜜蜂数量的减少部分原因是蜂蜜价格和授粉服务相对价格变化。
到目前为止，确定授粉服务价值的方法已经引起了很多争论，至今没有形成一致被接受的测算方法。由于授粉是对农业的一种生产投入，生产函数法是最合适的一种估算方法（Hein, 2009）。替代成本法也被用于很多研究中，如Allsopp、de Lange和Veldtman（2008）的研究，但这些研究都没有测算出授粉带来的真正福利。在发达国家，授粉服务已经商业化，有四种方法被用来估算商业授粉服务的价值：第一种方法是假定授粉服务的价值等于为授粉所支付的租金和费用，如Rucker等（2005）用该方法估算了美国每年蜜蜂授粉的价值为15亿美元。该方法没能够考虑消费者对保证授粉服务质量的支付意愿，同时也忽视了生产成本。第二种方法是计算所有依靠昆虫授粉的作物总价值。很多学者用过该方法（Levin, 1984; Costanza et al., 1997），但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把作物的总价值都归于授粉（Gallai et al., 2009）。第三种方法对第二种方法进行了改进，即在作物总价值的前面乘一个代表作物对授粉依赖程度的系数。该方法被称作生物经济学方法，被Robinson等（1989）使用过。这种方法把作物的市场价值简单地归为授粉，忽略了其他投入所做的贡献。第四种方法是Gallai等（2009）使用的方法，他们使用生物经济学方法和Klein给出的授粉依赖系数，调查了全球授粉昆虫的减少对用于人类直接消费的作物的影响，从而计算出了世界不同地区授粉的经济价值。这些方法都没有认识到蜂蜜的供给会提高作物的价格，也会改变对授粉服务的需求，这些方法也引起了很多争议。Ashley Barfield等（2012）使用改进的生产函数和生物经济学方法，应用局部均衡分析对“州”水平进行研究，调查了乔治亚州地区直接用于人类消费的作物并进行分类，经过测算，该地区授粉总的经济价值为6.08亿美元，通过估计作物脆弱性比率（CVR），表明在缺少授粉者的情况下，作物潜在的产量价值损失大约占21.1%，授粉服务对整个州农场出场价值（Farm Gate Value）的贡献约为5.4%。在发展中国家没有授粉管理的实践，评估农作物授粉的经济价值更具有挑战性，Kasina等（2009）以肯尼亚西部卡卡梅加的小农场为例，估算了小农场系统蜜蜂授粉的经济效益。估算过程中采用了生产要素法，该方法属于揭示偏好法的一种，可用于评估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蜜蜂授粉，农田里大部分作物的产量都得到了提高，农产品的品质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在被研究作物中，几乎40%的作物（以每年净收益表示）的价值都来自蜜蜂授粉，而超过99%的这种收益归功于野蜂的授粉。Kasina等还讨论了要素生产法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及缺陷。另外还有Ványi等（2011）使用被称为HEEM（Honey-bee Economic Evaluation Model）的模型估算了匈牙利蜜蜂授粉产生的外部效益，每年大约6000万欧元，这个数字远远大于蜂产品的销售价值。Dawit Woubishet Mulatu（2020）采用了生物经济学方法，利用2003—2013年埃塞俄比亚年度农业抽样调查数据，估算了授粉的经济价值和因授粉者减少而造成的生产价值损失。该项研究是以埃塞俄比亚为例，填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估值和授粉服务测绘时空变化方面的研究空白。研究结果表明，这一时期授粉的平均经济价值约8130万美元。估计的作物脆弱性比率约为8.4%，授粉服务约占农场阈值（total farm gate value）的4.2%。他们估计的空间分析结果揭示了埃塞俄比亚地带性水平变化的离散模式，对授粉价值和脆弱性的估计及空间分析提供了重要信息，为确定不同机构和生态层面下合适的授粉者管理策略提供决策参考。研究结果对解决地方一级授粉者减少的问题也具有政策和管理方面的参考价值。
Garratt等（2013）检验了授粉服务对英国两个重要的苹果品种（嘎啦苹果和考克斯苹果）产量的影响。首先，通过大田对比试验定量计算出了授粉对苹果产量和质量的影响，进而使用扩展的生物经济学模型，估算出了昆虫授粉对英国苹果生产贡献的价值，并提出了改进授粉服务管理的对策建议。估算结果显示：昆虫授粉对英国苹果产业平均每年产生的经济价值为3670万英镑。使用该方法计算结果要比使用传统的依存度系数计算结果高出600多万英镑。研究还发现，昆虫授粉不仅能够提高苹果的产量，而且显著地改善了苹果的质量，具体体现在苹果的大小、形状以及苹果在市场上销售时候的等级划分。然而，昆虫授粉对不同品种苹果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昆虫授粉对嘎啦苹果的产量和质量都有显著影响，由此估算出英国苹果潜在的产值每年将会提高570万英镑。虽然，授粉者数量的持续下降将会对苹果产业造成严重的经济问题，但通过在较大范围内管理野外授粉者、增加人工授粉昆虫数量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进一步研究表明，当评估授粉服务对任何一种作物产生的经济价值时，应当考虑影响作物生产的所有参数，包括质量、品种和管理成本等，这样计算也有助于授粉管理者依据昆虫授粉的贡献来确定相应比例的投资。
Melathopoulos等（2014）对现在所使用的估算授粉经济价值的方法持有不赞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当前，无论是从国家尺度还是从全球尺度，都不能准确地估算出野外授粉者对农业生产的贡献。首先，生态系统授粉服务仍然是从人工授粉者方面来进行考虑的，这与作物的授粉依存度相联系，而把这个参数作为一个固定不变的常数并没有反映出授粉者密度的变化。其次，当前各种估算方法在授粉者减少及其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等方面都做出了一些过分简单化的假定，尽管对保护野外授粉者做出的努力及野外授粉者对农业生产的价值贡献仍然被一些概念和经验限定在研究范围之外。他们提出了一种通过计算作物授粉赤字（crop's pollen deficit）来准确估算授粉服务经济价值的理论框架，该方法可以为保护授粉者提供更为公正的依据。然而，这种方法处于起步阶段，具体如何实施仍有待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1.3.1.3 养蜂业生产及其技术经济方面的研究
Rakesh Kumar Gupta（2014）认为，养蜂技术对蜂业生产至关重要，蜂业生产技术创新有助于提高蜂产品生产效率，减轻蜂农的体力劳动，使蜂农的工作相对舒适容易。虽然人类早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发现了蜂蜜并开始进行生产，但世界上很多地方仍然在使用传统古老的养蜂技术。因此，Rakesh Kumar Gupta（2014）提出在养蜂业中应该实施“包容性技术创新”。他认为：为了促进蜂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减少贫困，发展中国家需要进一步追求养蜂业潜在的技术创新，依靠创新导向型和促进包容性增长的相关政策实现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而养蜂业的包容性创新被定义为为了满足减贫需求而与之相关的养蜂生产知识创新和相关技术创新。Amanuel Bekuma（2018）研究了埃塞俄比亚地区推广现代养蜂技术的影响因素。在该地区，一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通过向养蜂分部门提供现代蜂箱的技术开展了创收和推广工作，但该技术的采用和传播率却非常低。影响现代蜂箱技术应用的决定性因素大致可分为个人因素、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该研究同时强调了进一步推广现代蜂箱技术的政策建议。Walellign Wotro等（2018）研究了移动框架蜂箱技术采用的社会经济决定因素，并测量了它们的响应性。二元概率模型回归的结果表明，年龄、正规教育、传统养蜂经验、移动式蜂箱附件的可得性、畜牧饲养、收入和示范对移动式蜂箱技术的采用没有显著影响。而财富状况、市场准入、推广服务和培训对此有显著影响。部分效应分析表明，财富状况、市场准入、推广服务和培训对移动蜂箱采用决策的影响分别为26.043%、23.876%、15.390%和29.982%。因此，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努力提高分部门的生产力和推广移动框架蜂箱技术时，应把重点放在这些决定因素上，以实现预期的目标。Dereje Tulu等（2020）研究了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养蜂技术采用情况，包括养蜂人对养蜂技术的观点、技术采用率与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大多数被调查者指出，高产、易于检查和蜂蜜质量是主要优势，而高成本、技术掌握难度大是采用改良养蜂技术的主要障碍。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教育水平、技术认可、参观示范点、参与田间管理的时间、营销问题和获得信贷是采用改进养蜂技术的决定因素。蜜蜂的病虫害、养蜂设备的缺乏和信贷是导致蜂群潜逃和降低蜂蜜产量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采用适当的蜜蜂病虫害防治方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养蜂人应获得养蜂的材料设备和信贷服务，并应向他们提供适当的培训。Deborah Ruth Amulen等（2019）通过量化当前生产资产（设备和知识）对农村收入流的影响，估算了乌干达北部养蜂人的生产潜力。研究结果表明，使用的蜂箱组合类型和数量影响养蜂收入。应用良好的管理技术、引入可靠的花蜜来源以应对既定的旱季挑战（蜜蜂潜逃），可以提高乌干达北部的养蜂生产力。
还有学者对蜂农的生产行为及蜂农进行的技术培训效果进行了研究。Josephson（2013）使用二元probit离散选择变量模型研究了埃塞俄比亚地区农民养蜂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得出的主要结论为：从事养蜂生产的农民比不从事养蜂生产的农民拥有更高的家庭收入，目前从事养蜂的农民相对更富裕，并且他们一般经营的土地规模较大，同时种植更多品种的作物。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民是否从事养蜂生产没有影响。Lal等（2012）研究了Kullu和Mandi地区的养蜂培训对农民和当地农村青年人社会经济价值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多数接受培训的对象对培训效果表示满意，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所有的被调查对象都对养蜂业在提高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予以认可。
在养蜂生产的技术经济评价方面，也有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Aburime等（2006）使用C-D生产函数测算了尼日利亚奥约州地区养蜂生产的技术效率为54.9%，这意味着对养蜂人来说，通过增加投入和改进现有的技术来提高技术效率还有很大的潜力，因此需要研发新的生产技术来提高生产率，但提高技术效率通过增加已有的投入也能实现。两年后，Olarinde等（2008）使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同样研究了该地区养蜂生产的技术效率决定因素。结果表明养蜂生产的平均技术效率为85.4%，各个蜂场的技术效率差别不大。直接投入变量如蜂群数、其他设备与饲料会显著增加产量，所有变量的综合作用会大大提高蜂产品的产量。社会经济变量中已婚男性蜂农的蜂场产量最高，专职蜂农的技术效率大大高于兼职蜂农。所处环境本质上应保证资源的可获得性、产品的价格稳定以及掌握现代最新的养蜂技术。与Olarinde等的研究类似，Abdulai Abdul-Malik等（2012）也使用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测算了加纳北部托隆—昆本吉区蜂农的养蜂生产技术效率。结果显示，决定技术效率的最重要的因素是蜂农的年龄、主要职业与蜂蜜生产者在社会组织中的资格地位，尽管养蜂生产一般被认为都是高效率的，但在资源使用和有利的环境方面仍存在提高的空间。N. M. Kuboja、A. C. Isinika、F. T. M. Kilima等（2017）应用随机前沿模型对坦桑尼亚塔博拉和卡塔维地区小规模养蜂人的经济效益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养蜂利润取决于养蜂人的劳动成本及其所使用的其他材料的成本变化。降低这些成本可以显著增加养蜂业的利润。小型养蜂人经济效益较好，平均技术效率为92%。这意味着，在不改变利润边界的情况下，仍有8%的改进空间。与养蜂推广人员联系和跟进、获得关于改进管理做法的养蜂培训是影响小规模养蜂人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因此，定期并及时地向养蜂人提供推广服务和技术培训可以改进他们的做法。Eman T. Alropy等（2019）使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白蜜的生产技术效率进行了测算研究。研究结论显示，生产1吨蜂蜜的平均成本随着生产能力的增加而降低。当生产能力增加时，1埃及镑的平均总回报、净回报和投资回报都会增加。此外，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分析结果表明规模报酬是递增的。极大似然估计的结果表明，技术效率低下有助于解释实际产量与最优产量之间的偏差问题。Chian Jones Ritten等（2018）研究了从事蜜蜂授粉服务企业的效率与规模效益。他们认为经济因素可能是导致美国蜂群供应量减少的原因之一，但还没有得到广泛的研究。研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落基山北部地区参与授粉服务市场的蜂群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益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尽管25%以上的蜂场在技术上是有效率的，但蜂场规模报酬有的递增有的递减。规模较小的养蜂场（80群以下）的规模报酬不断增加，但缺乏资金可能会阻碍它们达到经济上可持续的种群水平。规模较大的养蜂场（超过1000个蜂群）报酬正在下降。这些养蜂人可能因经济动机来减少蜂群数量。研究者采用双自助法发现养蜂场的位置和非农就业对养蜂场的技术效率有影响。怀俄明州的养蜂场比犹他州或蒙大拿州更有效率。此外，参与非农就业提高了养蜂场的技术效率。通过非农就业和规模不经济提高效率的综合效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蜜蜂数量下降的历史原因。
Michael（2008）与Bianca（2011）分别分析了尼日利亚与罗马尼亚国家养蜂业生产与成本收益状况，研究认为养蜂业是一个利润较高的产业，应加以鼓励支持。Kedar Devkota等学者（2016）通过对蜂农做问卷调查及田间试验的方法评估了尼泊尔Chitwan地区蜂产品生产及蜜蜂授粉管理实践的经济价值。对养蜂生产数据计算分析结果显示：养蜂收入为平均每群蜂4475.23卢比，生产力为每人每天1506.30卢比，平均成本为每群蜂2526.66卢比，总利润为每群蜂1948.57卢比。养蜂的效益成本比率显著高，为1.8。几乎100%的样本蜂农养蜂的目的就是获取蜂蜜，至少20%的蜂农还生产其他蜂产品。大约50%的蜂农已经认识到了蜜蜂所提供的授粉服务，并且他们也开始思考授粉问题。Kedar Devkota等学者（2016）还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计算了养蜂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力及资源的利用效率。结果显示：如果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劳动力成本或者物质投入增加1%，蜂产品产量将会分别增加0.49%和0.47%。总投入的生产弹性为0.96，意味着如果总投入增加1%，蜂农可以增加0.96%的回报。B. Tesfaye等（2017）研究了埃塞俄比亚东南部Bale地区养蜂的饲养方式、发展趋势及养蜂发展的限制因素。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受访者（占总调查者的98.26%）遵循传统的养蜂生产体系。目前，该地区养蜂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应用除草剂和杀虫剂对蜜蜂造成的伤害、存在蜜蜂的天敌、缺乏养蜂设备、蜜蜂饲料短缺、缺乏改良蜂箱、缺乏技术推广服务，分蜂（swarming）与蜂群死亡等问题。指出在Bale地区乃至整个国家范围，需要高度重视发展养蜂业、采用适用的养蜂技术才能使养蜂人受益。Verma T. C.等（2018）研究了拉贾斯坦邦哈达提地区成功的养蜂人的社会、个人特征以及定地养蜂和转地养蜂的经济差别。研究发现他们大多是年龄较小的专业养蜂群体，大部分具有农业背景，他们把养蜂作为副业。然而，一些失业青年从事转地养蜂，他们却以养蜂为主要职业。转地蜂场的平均规模为192个蜂群，定地蜂场平均有78个蜂群。转地蜂场5年内平均产蜜量为40.97kg/群，定地蜂场的平均产蜜量为28.33kg/群。在2014—2015年，转地蜂场和定地蜂场的成本效益比分别为2.61和4。总体而言，2011—2015年的平均成本效益比率：定地蜂场为2.34，转地蜂场为3.36。随着蜂群数量的增加，养蜂人的净收益增加。Sudhanand Prasad Lal等（2018）以印度实施“绿色革命”的省份为样本区域，研究了该地区养蜂的效益、成本及制约因素。研究表明，养蜂业在该地区是有利可图的。Ebojei等（2008）研究了尼日利亚的蜂业组织化情况。在该国卡杜纳州成立了蜜蜂推广协会，该协会是一种非政府组织。Ebojei等对是否参与该协会的蜂农生产情况进行调研，分析结果显示参加协会的蜂农收入显著地高于不参加的蜂农收入，因此建议政府应给蜂农提供小额信贷，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都应给蜂农提供更多的蜂机具，协会应更方便地帮助蜂农改进养蜂技术。
1.3.1.4 关于蜂产业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
Hasan Vural等（2010）分析了土耳其不同类型的蜂巢对蜂蜜产量的影响，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使用了1936—2005年共7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社会经济因素（养蜂者的年龄、受教育年限、累计养蜂时间、家庭人口等因素）对养蜂业发展的影响。Meaze Gebreyohannes Berhane（2010）运用对比法对101个使用传统养蜂方法的蜂农和99个使用现代养蜂方法的蜂农进行对比研究，评价了改进的养蜂技术及管理方法对家庭收入、人均收入水平的影响。此外较早一些的研究还有Ravinder Sharma和Ranjeet Bhatia（2001）对定地养蜂和转地养蜂经济效益的对比分析，研究表明两种养蜂方式的成本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但转地养蜂的净收益却明显地高于定地养蜂净收益。
蜜蜂对作物授粉能够保护和改进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随着蜜蜂种群数量的下降，昆虫授粉越来越不能够满足农作物的授粉需求。尤其是在2007年，蜂群崩溃失调或蜜蜂突然消失（Colony Collapse Disorder, CCD）导致蜂群数量急剧下降，已经有很多昆虫学家和应用生态学家对蜜蜂授粉行为进行了研究。公认的观点为：导致蜂群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杀虫剂的广泛使用、有害物质与寄生虫的传播以及与蜜蜂健康相关的其他因素（Gallai et al., 2009）。但经济方面的因素（如养蜂的投入产出价格问题等）却很少引起学者们的关注。Champetier等（2014）使用了由经济因素和生态因素共同组成的生态经济学模型来解释蜂群的动态变化问题，所使用的变量有蜜粉源植物的可获得性、蜂蜜价格、授粉服务的价格以及反映养蜂者行为的一些变量等。该研究模型为评估不同的生态、经济因素对蜂群数量下降的影响程度提供了分析基础。研究结果表明，蜜粉源植物的可获得性不仅对蜜蜂的生长，而且对蜂蜜的生产来说，都是一种限制性资源，该要素的减少会提高蜂蜜的价格，同时造成蜂群数量的下降。该模型也解释了蜜蜂生长的季节性问题，通过分析养蜂者的经济行为为解释冬季蜂群损失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Champetier等（2014）还使用该模型研究了美国过去的60年间，不同的生物因素和经济因素对蜂群数量变化的影响程度。
由于蜂产业具有典型的正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属性，很多国家都对养蜂业实施了政策支持，但Nazzi等（2014）却认为，对小农户进行物质方面的支持帮助虽然有助于减轻贫困，然而，给予连续不断的补贴支持却会影响相关发展项目的可持续性。他们使用了一种教育研究的方法，即把养蜂知识教育引入两个中学的课程体系中，检验了把知识作为一种手段对于促进养蜂业发展的潜在作用。研究结果认为，实施针对研究对象的需求而安排正确恰当的教育项目对于该项目的持续性（对养蜂者进行适当的教育培训）效果要优于纯粹的物质帮助（给予蜂产业直接的物质补贴）。
Alemayehu Weldearegay等（2017）以埃塞俄比亚奥罗米亚地区的Arsi、Sude Woreda两地区共90户的家庭养蜂户为研究对象，评估了养蜂业的生产制度及其制约因素。养蜂业存在的制约因素是饲料短缺、害虫和捕食者、蜂群死亡、群势、恶劣天气和市场营销。与森林砍伐相关的蜜蜂饲料短缺是最主要的因素，在所有的限制因素中排第一位。被调查者表示有兴趣改进该地区的养蜂做法。因此，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支持管理蜜蜂区系，并提供现代化的养蜂设备来提高蜂蜜的生产力，这对于提高研究地区的养蜂产品产量是非常重要的。O. W. Kareem等（2017）研究了尼日利亚奥森州地区推广改良养蜂管理方法的制约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者（78.5%）为男性，其中70%的受访者年龄在30～50岁。所有被调查者当中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占64%，只有2%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大多数（36.5%）的受访者有8～12年的养蜂经验，养蜂者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其他养蜂人。大多数（77%）受访者的年收入为51000～100000卢比，其养蜂资本的主要来源是个人储蓄。被调查者采用改良养蜂管理方法的程度为中等。在被调查者提到的10个制约因素中，缺乏蜂蜜采集加工中心的优先级指数最高，缺乏合作协会的比例最低。该研究建议，政府应通过为养蜂人提供必要的设备和加工设施，使养蜂业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农业企业，以扩大技术推广、促进就业和蜂蜜生产。Christopher A. Thoms等（2019）研究了蜂农对治疗蜂螨的态度，研究发现，蜂农对蜂螨的管理理念存在分歧，决策树分析显示了群体差异。对治疗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管理工作意味着蜜蜂不应该受到干扰或受到化学物质的影响，而应该得到饲料来做它们的“正常工作”。支持治疗蜂螨的人认为，自己是蜜蜂的管家，并坚持管理意味着积极的蜂巢管理与保持蜜蜂的健康和活力。该研究阐明了养蜂管理工作对于社会生态学如何应对具有景观水平效应的富有挑战性的蜂螨管理和复杂的人类—环境生产系统至关重要。
Euclides Reuter de Oliveira等（2019）利用动物生产的Ambitec方法，评估了巴西家庭农民在转向生产有机蜂蜜过程中的生态和环境影响。他们对8个家庭生产单位进行了评估，对2012—2014年的数据进行比较。数据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其中对所研究的每一个变量都赋予代表实施技术所带来的变化的值。将环境与生态指标变量的变化系数插入后，通过称重矩阵构建的Ambitec电子表格自动计算影响系数。研究发现，在向有机蜂蜜生产系统过渡的过程中采用的技术对养蜂人产生了积极的社会环境影响和生态影响。
Kata Wagnera等（2019）研究了坦桑尼亚的养蜂业发展问题，并分析了该地区的养蜂人成功的原因。研究目的是确定养蜂业成功发展的影响因素。该研究还评估了外部援助的类型和数量是否会影响养蜂业。结果发现，收入和食物供应是养蜂业的主要驱动因素，但这些因素的影响被受访者的文化背景和非洲蜜蜂对人类健康构成的感知风险所缓和。土地所有权、技术知识、初始资本投入和蜂箱盗窃是养蜂业的重要制约因素。正规的养蜂培训并没有提高产量，研究提出，大多数发展机构提供的培训不足以满足当地养蜂人的技术能力需求。建议成立协会以获取项目利益的要求会在社区中产生分歧，需要更加小心地处理。Emmanuel Bintaayi Jeil等（2019）调查了加纳农村和城市周边地区的男性和女性养蜂生计的安全性。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调查养蜂业的资源获取、策略、动机和生计结果。研究结果显示养蜂是男性主导的谋生活动。女性在拥有设备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来自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教育、培训与设备供应等机构支持是确保养蜂人从养蜂活动中获得最佳收益的关键。因此，为了扩大养蜂规模，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养蜂价值链中来，建议农业部应该对社区进行教育，特别是针对妇女进行教育，以促进养蜂业规模不断扩大。Kawan Sirwan（2019）以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苏莱曼尼亚省为例，对该地区的89名被调查者发放了结构化问卷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充足的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是促进该地区养蜂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主要制约因素从非常重要到不太重要分别为营销、蜂群规模、病虫害、严酷的冬天、信贷机会、缺乏熟练的人力和培训机构等。
Asaminew Tassew等（2019）采用了一种参与性情景规划方法，以了解养蜂业发展的驱动力、养蜂业未来可能的情景，探讨当地的适应性措施及其对埃塞俄比亚西北部农民生计的影响。结果表明，共有19个驱动因素有助于养蜂业的发展变化。在这19个驱动因素中，有6个驱动因素是相关性最强并且是当地可控的驱动力，这6个驱动因素分别是流域开发、毁林、农用化学品的使用、政府对养蜂业发展的重视程度、技术支持和农民的意识。对养蜂业未来发展进行情景模拟分析时，将2025年养蜂业可能出现的三种截然相反的情况设定为“压制性养蜂业”“进步养蜂业”“边缘养蜂业”三种情景。结果表明，到2025年，在“进步养蜂业”情景下，养蜂对农民的生计有很大贡献。在“边缘养蜂业”的情况下，养蜂对农民生计的贡献较少。如果养蜂系统处于“压制性养蜂业”状态，养蜂对农民生计的贡献极少。利益相关者检查了这些情景的合理性，并选择了“压制性养蜂业”作为最坏的情景，“进步养蜂业”作为最好的情景，“边缘养蜂业”作为照常情景，并制定了干预策略以实现将目前的养蜂状态转变为“进步养蜂业”的情景。研究表明，利益攸关方参与情景规划过程为了解养蜂动态变化、预测未来情景提供了相关领域的知识支撑。因此，在养蜂研究领域，相关利益攸关方采取的干预措施，需要在广泛的系统范围内运用特定的方法着重解决各种复杂的驱动力问题。
1.3.1.5 蜂产品市场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关于蜂产品市场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Jason Andrew Seagle（2008）以Eco-Morazan蜂产业合作组织为例，分析了资源受限的约束给当地蜂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并针对萨尔多瓦东北部地区三种不同类型的保障计划分别分析了其对应的成本、收益和市场潜力。Assefa Abebe Geza（2009）对蜂产品的市场链进行了研究，主要分析了蜂产品的成本及利润构成，结果表明，家庭主要养蜂者的受教育水平、前期的蜂蜜市场价格及产量是影响该地区蜂蜜市场供给的极为显著的因素。大部分被调查的养蜂者认为对养蜂生产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干旱、病虫害、蜂机具的缺乏、蜂群死亡、市场问题、饲料短缺和养蜂技术不足，并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提出了提高蜂产品市场供给的建议和措施。Tessega Belie（2010）认为对于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地区来讲，养蜂设备的不足、使用杀虫剂和除草剂造成的蜜蜂中毒、饲料短缺、干旱和养蜂知识技能的不足是当前该国蜂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约束。Amanuel Zewdie等（2017）研究了蜂蜜市场的效率，目的是分析蜂蜜的生产成本结构，确定产品的盈利能力，并对蜂蜜营销的结构和绩效进行评价。在调查期间，该地区蜂蜜销售的主要市场参与者是采蜜者、零售商和消费者。此外，大量生产的蜂蜜直接从采蜜者手中输送给消费者（占56.61%）。采蜜者（honey collectors）和零售商在营销中心向最终消费者销售蜂蜜时，大约28.47%的总销售毛利率被添加到蜂蜜价格中。在总销售毛利率中，采蜜者毛利率为13.15%，零售商为15.32%。Tizazu Toma等（2017）从养蜂户家庭层面分析了蜂蜜市场供应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现代蜂箱的数量、信贷的使用、培训的参与和延长接触的天数这四个变量对蜂蜜的市场供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农民合作社建设，促进以负担得起的价格提供使用现代蜂箱的条件，提供信贷，包括一揽子培训，并加强对采蜜者的推广服务。
Bianca等（2011）研究了罗马尼亚西北部地区的蜂蜜市场情况，主要研究结论为：蜂蜜产量的逐年变化取决于天气状况、政府制定的措施、市场上的商业策略及通过转地获得的产量；价格信息主要与天气状况、是否禁止进口及蜜蜂的疾病相关；购买力的下降和价格的升高并不导致蜂蜜需求的减少，蜂蜜的消费量受文化、习惯及个人购买动机的影响。Mogni等（2007）运用交易成本经济学与集体行动理论对阿根廷的蜂蜜产业链进行了分析，探讨了阿根廷蜂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不足。其认为存在一个价格链协调机制，该机制会对部门的竞争力、增值策略与产品差异化方面产生影响。Amir Mohamadi-Nejad等（2013）使用定性价格模型（qualitative pricing model）估计了伊朗的蜂蜜价格，认为蜂蜜的物理化学特性对市场价格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蜂蜜的口感、成分对市场价格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他产品特性如包装、颜色和不同的产品类型对市场价格产生负的影响。Girma等（2014）研究了埃塞俄比亚西南部地区蜂农签订蜂蜜销售合同对蜂农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与不签订合同的蜂蜜生产者相比，生产者与销售商签订合同有助于提高蜂蜜的质量，进而提高蜂蜜的价格，由此能够提高蜂农的收入水平。Adriano等（2011）使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巴西蜂蜜价格的影响因素，他们把社会经济、技术、管理及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建立经典的线性回归模型与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结果显示，影响巴西蜂蜜价格的主要因素为生产方式、获得基金与否、产量、市场竞争程度及蜂农的受教育水平。
营销渠道的选择是最重要的农场家庭决策之一，农民出售他们的农产品对家庭收入有很大影响。Kassa Tarekegn等（2017）运用多变量Probit模型对埃塞俄比亚南部Chena地区蜂蜜生产者的市场选择决策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统计分析表明，大多数样本蜂农把自己生产的蜂蜜卖给了合作社。计量经济模型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家庭养蜂户是基于收入最大化、保证投资安全的目的而进行营销决策的。模型结果还揭示了研究地区蜂蜜生产者在进行蜂蜜市场营销渠道选择决策的时候，影响因素有蜂蜜的销售数量、与客户的联系次数、养蜂经验、离最近市场的距离、每个销售渠道的市场信息、合作关系、对购买者的信任程度等因素。Mekonnen等（2018）对阿达贝尔加地区蜂蜜营销的生产效率进行了分析。研究目的是考察蜂蜜的销售渠道，以提供从蜂蜜的来源到最终的蜂蜜交易流程的系统知识。研究发现，17.5%的养蜂人将蜂蜜用于家庭消费，81.5%的养蜂人销售蜂蜜。阿达贝尔加地区没有区级和村级市场中心出售蜂蜜，蜂蜜营销者主要是年轻人、已婚人士和不识字的养蜂人。该地区蜂蜜价值链的主要参与者是生产者、Tej House、消费者和批发商。生产者主要是向Tej House、批发商和消费者供应蜂蜜的小农。建议营销人员接受有关蜂蜜营销知识的教育，将养蜂人与市场链联系起来。Tizazu Toma等（2017）运用“结构—行为—绩效”（SCP）模型对Shebedino地区的营销效率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蜂蜜市场结构为强寡头垄断，四家企业的集中度为58.18%。蜂蜜市场行为效率低下，因为一些商人是价格制定者，价格受到个别公司的影响。从营销利润率分析可以看出，较多的利润流向了中间商。因此，从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虽然Shebedino地区以蜂蜜产量高而闻名，但其蜂蜜营销体系是低效的。
Kassa Tarekegn等（2017）对埃塞俄比亚南部切纳地区蜂蜜生产者市场出口选择决策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营销网点的选择是农户销售产品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对家庭收入有很大的影响。多元Probit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研究区的大多数家庭将蜂蜜卖给合作销售点。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家庭层面的营销决策是一种长期最大化收入的策略，蜂蜜销售量、扩展接触频率、养蜂经验、与最近市场的距离、各销售点的市场信息、合作成员关系、对购买者的信任等因素决定了研究地区蜂蜜生产商的市场选择决策。建议扩大基础设施的平等可及性，在潜在生产区建立蜂蜜收集中心，增加推广联系的频率，并组织更多的养蜂人加入蜂蜜合作社。Liam等（2019）研究了欧盟蜂蜜市场的主要竞争力指数，并单独关注意大利的表现。结果表明，欧盟蜂蜜出口竞争力不强，进口导向明显。另外，对分类数据的分析显示，欧盟东部地区目前是重要的蜂蜜生产国，也是蜂蜜出口业绩和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意大利的行为与欧盟其他国家类似，在这种产品的贸易方面，与罗马尼亚或西班牙等产量更高的国家或高度专业化的德国相比，意大利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Chian Jones Ritten等（2019）研究了蜂蜜市场上出现的假冒伪劣商品对消费者购买蜂蜜支付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消费者得到有关虚假蜂蜜信息时，他们为本地无欺诈蜂蜜支付溢价的意愿增加了27个百分点。研究结果表明，通过传递蜂蜜真实信息并保证消费者购买蜂蜜不受欺诈，生产商可以潜在地增加收入并减少食品欺诈的盛行。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消费者的年龄和对不同蜂蜜特性的偏好也会影响他们购买当地蜂蜜的溢价率。Wim Reybroeck（2014）认为：世界上的蜂产品多是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发达国家却是最大的消费者。然而，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蜂蜜价格比他们当地的蜂蜜价格还要低，因此，出于经济原因，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蜂蜜正面临着与它的真实性有关的问题，这一国际贸易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解决蜂产品的质量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Tizazu Toma Dilebo（2019）研究了蜂蜜生产和销售的机会与限制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对本地养蜂知识的掌握情况、农业生态状况、政府组织和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支持、蜂蜜的国内市场可用性、高产量和易于许可等因素是蜂蜜生产和销售的有利因素。天气状况的变化、害虫和食肉动物的存在、农作物种植过程中使用的一些农药、蜜蜂潜逃、缺乏现代养蜂设备、缺乏养蜂科学知识、妇女在该部门的参与程度低、蜂蜜的季节性和价格波动则被认为是影响蜂蜜生产与销售的制约因素。Betela Beyene Barena（2019）研究了埃塞俄比亚的蜂蜜生产力和营销状况。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主要的蜂蜜和蜂蜡生产国。研究发现，蜂蜜和蜂蜡的生产力、质量和市场营销能力都应该得到提高。该综述文章还试图解决关于蜂蜜的生产力和营销量，以及埃塞俄比亚蜂蜜生产和营销的限制与机会的问题。养蜂部门的收入很少，主要是由于养蜂生产率低、产品质量较差，另外，市场准入有限，迫使生产者不得不以低价在当地销售。蜂蜜生产经常被推广为一种穷人的创收活动，因为它对农村社区的许多成员来说是可以获得的，启动成本中几乎不需要土地或劳动力。使埃塞俄比亚的蜂蜜生产无法充分发挥其市场潜力的因素是：蜂蜜生产技术落后（包括传统的蜂箱）、蜂蜜质量较差、缺乏资金支持（如获得贷款）。因此，政府在农业商业化的政策层面对养蜂部门的关注支持，能够刺激小规模农户和贸易商对蜂蜜生产、生产力、加工和销售的密集参与程度。
1.3.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在蜂业经济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蜂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蜂产业在授粉与扶贫等方面的重要性、养蜂生产及成本效益的技术经济分析、蜂产业支持政策、蜂产品市场与贸易等五个方面。
1.3.2.1 关于蜂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方面的研究
中国养蜂业发展现状方面。国内关于蜂业发展现状方面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定性的描述分析，大多数学者（袁宝国等，1997；李海燕等，2007；刁青云等，2010）都肯定了蜂产业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提高农作物产量、改善农作物品质、增加农民收入、有益于人类健康、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和增加出口创汇等。2010年农业部颁布的《农业部关于加快蜜蜂授粉技术推广促进养蜂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中也肯定了养蜂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然而，中国养蜂业的小农分散经营模式与国外养蜂业发达国家相比却存在很多问题，如生产方式落后、规模化程度低、蜜粉源植物减少、蜂农老龄化、组织化程度低、蜂农收入较低、蜜蜂授粉产业发展滞后、存在蜂产品质量问题等，国内学者（闫继红等，2005；宋心仿，2010；刘进祖等，2005；孙玮琳等，2009）针对这些问题做了定性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对策。还有一部分学者（娄德龙等，2020；韦小平等，2020；江武军等，2020；杨帆周等，2020；李志鹏，2020；施金虎等，2019；李奎等，2018；赵红霞等，2017）从省际区域的角度分别分析了山东、贵州、江西、陕西、甘肃、浙江、广东等省份蜂产业的发展状况，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了推动该省蜂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傅琳琳等（2019）以浙江江山蜜蜂产业为切入点，通过构建江山蜂业全产业链实践模型，系统总结了江山蜂业全产业链高质量运用模式及发展经验。
也有一些学者从国家的角度对我国蜂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研究主要目的在于发现蜂产业发展的制约性问题。陈玛琳等（2014）基于2012年全国10省市570户蜂农的调研数据，从养殖规模和养殖方式、蜂农基本特征、技术推广情况、蜂农成本收益分析及蜜蜂授粉发展情况五方面分析我国蜂产业的现状，使用SWOT分析方法罗列出了我国蜂产业的优劣势、发展机会及存在的威胁，解析我国蜂产业的发展前景，为蜂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李瑞珍等（2015）也运用SWOT分析方法对我国蜂业的运行现状、发展瓶颈进行分析。他们的研究认为我国蜂业优势明显，蜜蜂授粉可使农作物增产，但存在行业集中率低、重产品轻授粉、缺乏有效政策扶持等劣势。国家的战略导向、低碳消费理念、全面深化改革为蜂业的发展创造良好机遇。然而，蜂业正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养蜂成本提高、蜂农老龄化、国际贸易竞争力下降的威胁。张柳等（2019）从产量动态、产业结构、生产效率和生产效益四个方面分析我国蜂产业现状，提出我国蜂产业的转型升级需要从提升产品质量，形成产业集群；吸引年轻人才，提高从业人员水平；加强利益联结，创新经营机制；结合市场需求，培育新产业新业态等四个维度推进。
1.3.2.2 蜂产业在授粉与扶贫等方面的重要性研究
在养蜂业发达国家，通过授粉所获得的经济收入是养蜂者收入的主要来源，近两年，农业部高度关注蜜蜂授粉，先后三次发文积极宣传和推广蜜蜂授粉技术，国内也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授粉问题。吴杰等（2014）结合国内外当前蜜蜂授粉产业的研究进展情况，从蜜蜂授粉对农作物产量和品质影响、蜜蜂授粉的经济价值、政府部门对蜜蜂授粉产业支持及我国蜜蜂授粉产业存在问题等方面展开阐述，并对我国蜜蜂授粉产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张社梅等（2014）较为深入地剖析了蜜蜂授粉与高效生态农业互促共进的机理，最后从加大宣传示范力度、加快先进适用授粉技术的研发、促进配套的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完善蜜粉源植物保护、推进授粉农产品市场认证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加强蜜蜂授粉业与高效生态农业互促发展的政策建议。杨甫等（2008）分析了北京蜜蜂授粉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王凤鹤等（2007）研究了各种授粉技术，安建东等（2011）研究了全球农作物蜜蜂授粉概况，并分析了中国农作物蜜蜂授粉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应对措施。李位三等（2009）对安徽省5个县进行了统计调查，分析结果表明，蜜蜂授粉成本是农业生产成本中最低廉的生产要素之一，并能节约大批人工授粉劳动力和其他费用。但是，目前对蜜蜂授粉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价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国内学者对此研究得较少，从已有文献看，除了邵有全等（2006）对蜜蜂授粉效果的三种评价方法（产值比较法、公式计算法和百分比法）进行了研究外，仅有刘朋飞等（2011）采用蜜蜂依存度估价法，定量评估了2006—2008年中国36种主要授粉农作物蜜蜂授粉的经济价值，结果表明，蜜蜂授粉对中国农业生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时段内被研究对象授粉的年均价值高达3042.20亿元，是中国蜂业总产值的76倍，相当于中国农业总产值的12.30%，农业生产对蜜蜂授粉的需求很大。孙翠清等（2010）使用改进的生物经济学法测算出2008年中国蜜蜂授粉的经济价值为2548.90亿元，蜜蜂授粉创造的经济价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9.09%，蜜蜂授粉的经济价值大约是蜂产品产值的32倍。李瑞珍等（2014）利用蜜蜂依存度市场估价法、替代成本法等方法对我国蜜蜂产业的内部和外部效益进行深入估算。结果发现蜜蜂产业的外部效益远远大于内部效益，蜂产业在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建设生态文明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也有学者对国内的种植户在采用蜜蜂授粉技术方面做了相关研究。蔡琳雅、张社梅（2017）通过对四川省三个猕猴桃主产县市200户种植户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发现猕猴桃种植户相关知识和技能不足、蜂源匮乏且供给不稳定、农药对蜜蜂伤害大、支持政策不到位等是蜜蜂授粉技术推广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陈丽等（2019）采用Logit模型分析了农户对蜜蜂授粉技术的采用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户年龄、性别、学历、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是否拥有新型职业农民证书、猕猴桃种植地离县城的距离、是否有蜜蜂授粉技术指导、了解蜜蜂授粉技术程度、是否认为蜜蜂授粉技术能改善生态环境、是否认为蜜蜂授粉技术能够提高产量、是否认为蜜蜂授粉技术提高果品质量、蜜蜂授粉技术成本是否高于人工授粉等因素对农户蜜蜂授粉技术采纳决策有显著影响。
李海燕等（2013）提出要提高蜜蜂授粉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的作用需要同时注重蜜蜂资源的保护和推动蜜蜂授粉服务的市场化。通过对山东、福建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户保护蜜蜂的意愿较高，租用蜜蜂授粉的意愿较低。孙翠清等（2017）研究了蜜蜂有偿授粉在梨树生产中推广的阻碍与对策，提出了解决我国梨树商业性蜜蜂授粉的对策，如扩大梨农种植规模、培育商业化蜜蜂授粉供应主体和中介组织、建立信息平台、做好蜜蜂授粉的宣传推广工作等。
近年来，不少学者研究了蜂产业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贡献。曾蜜等（2020）对江西省石城县发展养蜂产业扶贫进行了研究，通过技术指导和培训，赠送养蜂用具、优质蜂种蜂王及蜂药等途径进行养蜂产业扶贫，取得了一定成效。绝大部分养蜂贫困户饲养蜂群数量增加并有比较高的养蜂纯收入，说明科技对养蜂扶贫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他学者也针对不同省份蜂产业扶贫情况做了研究（龚文广，2018；张天琪等，2017；王建梅等，2013），证实发展养蜂是脱贫致富的捷径，对全国蜂业的进步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发展中蜂产业对脱贫攻坚的成效比较显著，如郭亚惠等（2020）分析了湖北省中蜂养殖扶贫模式及成效，为中蜂产业助推精准扶贫探索新思路提供参考；顾佩佩（2020）对浙江省丽水市发展中蜂产业帮助蜂农增收进行了研究。陈锐等（2019）基于对“平武中蜂＋”产业扶贫模式的系统分析，认为技术和服务是“平武中蜂＋”产业扶贫模式的重要支撑，政府制度设计则是重要的方向保证。
1.3.2.3 养蜂生产及成本效益的技术经济分析
白糖、蜂药、蜂机具和运输费是养蜂生产的主要投入要素，投入要素价格的变化直接导致养蜂成本的变动，关于近年来白糖价格的大幅上涨对养蜂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刁青云等（2010）对湖北、江苏和安徽三省做了调查，研究表明，糖价的暴涨已经对养蜂业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直接影响到养蜂者的利益和养蜂积极性，一些蜂农甚至弃蜂转行。然而，刘朋飞等（2011）对北京市密云、昌平和门头沟地区的62户蜂农进行了问卷调查，结论却与上述观点不完全相同。刘朋飞等的研究发现，糖价上涨过快是造成该地区蜂农养殖成本大幅增加的最主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对养蜂生产造成了不利影响，但是，养蜂成本上升并没有减少蜂农的养蜂收入，原因一方面是蜂蜜的收购价格同时也大幅上升，另一方面是蜂蜜产量的大幅提高。胡元强等（2007）于2005—2007年调查了浙江省缙云县80家蜂场的养蜂生产情况，研究结论认为：影响蜂场经济效益的因素主要分为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两类，外部因素包括蜂产品的收购价格、现代化的交通条件、信息沟通手段、准确的气象预报与政府的扶持等，内部因素包括科学技术的普及、蜂农素质的提高、经营管理能力等。余艳锋等（2010）首先对江西省蜜蜂养殖成本收益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江西蜂业发展受传统养殖方式、科研水平、人为干扰等因素的影响，江西大多区域饲养意蜂，饲养规模与成本收益成正比，饲养100群以上的蜂农单位收益较高，饲养50群以下的蜂农单位收益较低。其次是对养蜂技术效率的研究。覃淑杰等（2014）、刘剑等（2015，2019）、张社梅（2016）也针对养蜂生产成本收益及生产率方面做了类似的研究。柯福艳等（2011）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中国家庭养蜂的技术效率进行了测量研究，结果表明：蜂农参加资本主导的养蜂专业合作社不能提高蜂农的养蜂技术效率，非成熟蜜的比重过高会降低蜂农的养蜂技术效率，蜂农的受教育程度、养蜂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及其在村中的相对收入地位对养蜂技术效率产生同向影响。同时发现中国家庭养蜂整体技术效率不高，地区间差异较大。
在影响养蜂生产因素方面，许丽灵等（2018）基于社会认知模型分析框架，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了蜂农对天气变化的感知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蜂农对于天气变化的敏感性感知、严重性感知较强，适应功效感知、自我效能感知较弱，感知到的适应成本较高；蜂农对免费天气变化信息的获取、获取渠道的多少、与其他蜂农交流的频率以及养蜂人数等均会影响蜂农对天气变化的感知，其中，免费天气信息的获取对蜂农敏感性感知、适应性功效感知、自我效能感知以及适应成本感知影响最为显著。张社梅等（2013）以浙江省3家种蜂场为研究对象，对不同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下种蜂场运作的经验启示进行了总结，研究认为以企业经营为主体、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为支撑，并依靠科技创新不断培育适应市场需要的新品种，提升核心竞争力，是种蜂场顺利发展的关键所在。
1.3.2.4 蜂产业支持政策方面的研究
由于养蜂业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养蜂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孙翠清等（2013）就政府出台的蜜蜂运输绿色通道政策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减少转地蜂农的过路费效果明显，并且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逐年加大，转地蜂农对蜜蜂运输的绿色通道政策满意度较高。针对地方层面出台的养蜂业支持政策（北京、浙江、江西和海南的部分地区已经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的养蜂业扶持政策）研究相对较少。李海燕等（2011）研究了北京地区的养蜂支持政策，2009年和2010年，北京市连续两年出台《全市养蜂业发展扶持办法及实施细则》，每年拿出专项扶持资金300万元，成效明显。此后，李瑞珍等（2019）对北京市实施的蜂业政策包括授粉蜂群补贴、规模养蜂补贴、蜂业扶贫工程、对新型经营主体的支持、蜂业气象指数保险等蜂业扶持政策进行分析，这些政策实施后成效显著。胡元强（2012）分析了浙江省实施的养蜂业支持政策，浙江省建立了省养蜂风险救助资金和阳光信息工程，认为这些政策有利于提高蜂农产业化、组织化程度。在江西省，被授予“中华中蜂之乡”和“中华中蜂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基地”的上饶县把中蜂产业作为农业的支柱产业来抓，对到上饶县投资的蜂业企业在税收、土地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积极争取各项资金，利用《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专项规划（2008—2015年）》的资金，对规模养殖户进行资金和物化补贴，鼓励规模养殖（余艳锋等，2012），对于提高蜂农养蜂积极性、扩大蜂群规模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孙翠清、赵芝俊（2014，2016，2018）分别研究了美国的蜂蜜价格支持政策及蜂业支持政策，分析结果表明，美国的蜂业支持政策可分为五类：以稳定养蜂者收入为目标的蜂蜜价格支持政策、以保护国内蜂蜜生产者利益为目标的蜂蜜贸易保护政策、以减轻养蜂灾害损失为目标的蜂业保险和紧急援助政策、以解决蜂业病虫害和蜂群消失问题为目标的科研支持政策以及以监管养蜂生产环节为目标的养蜂注册与检疫政策。结合中国蜂业政策现状，提出了中国蜂业支持政策体系要从开发政策性蜂业保险并辅以养蜂风险救助、加大财政对蜂业补贴力度、加强对蜂业科研的支持、加强养蜂生产环节控制等方面来完善。
在蜂产业扶持政策建议方面，高芸、赵芝俊（2014）研究认为，实施养蜂车购置补贴是促进蜂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可以有效应对运输、饲料、雇工成本持续上升等问题，吸引年轻人加入养蜂行业，提高养蜂业的机械装备水平。同时实施养蜂车购置补贴也是目前最可行、最合理且经济的外部性内部化手段。4年后，高芸、赵芝俊（2018）又对蜂农购买养蜂车的意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即使蜂农愿意购买养蜂车，也将面临短期内经济压力大、安全生产风险和劳动强度增加、饲养管理复杂等多方面的困境。补贴实施后，养蜂车使用率仍然没有明显提高，关键在于在售养蜂车功能与中国蜂业生产需求不匹配。建议转地养蜂设备设计更加针对省时、省力目标，重点开发饲喂、巢础检查、取蜜、取浆、脱蜂环节的养蜂机具和车载设备研发，提高蜂农的养殖规模和收益。建议补贴额度控制在车辆购置成本的30%左右。研究可为改进完善养蜂车购置补贴政策以及促进蜂业机械化提供参考依据。
1.3.2.5 蜂产品市场与贸易方面的研究
由于蜂产品具有出口创汇优势，有不少学者（慧兴辉，2010；杨慧芳，2009；宋勇，2011）对蜂产品贸易进行了研究。杨慧芳（2009）分析了中国蜂产品出口贸易存在的四大特点：具有较强的市场生命力、产品出口主体多数已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中国蜂产品呈现多元化格局、外销价格偏低；继而阐述了中国蜂产品出口贸易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主要原因一是蜂产品药物残留问题损害了中国蜂产品的形象，二是出口成本不断增加，三是国际市场准入门槛越来越高。在此基础上又分析了中国蜂产品出口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对振兴中国蜂产品出口贸易提出了对策。张纯（2002）从实证角度分析了六大主要蜂蜜产销国的蜂蜜生产、贸易与消费情况。顾国达等（2003）分析了近20年来中国在世界蜂蜜生产和贸易中的地位变化，定量分析了中国蜂蜜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并提出了提高中国蜂蜜出口竞争力的对策措施。王云峰等（2006）运用近似线性需求系统模型（LA-AIDS）分析了中国蜂蜜在日本市场的贸易地位与竞争策略。应瑞瑶等（2005）分析了中国蜂蜜出口到美国的状况，并且测算了中国蜂蜜出口美国的“区域现实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朱俊波（2008）分析了中国蜂蜜出口面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及对中国蜂蜜出口贸易所产生的影响。高芸（2012）利用出口集中度、出口量和出口额波动、出口价格对比等贸易指标和分析方法，总结了近年来中国蜂蜜出口的特点及中国蜂蜜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徐国钧等（2016）选用蜂蜜出口贸易引力模型对2010—2014年我国蜂蜜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与出口国之间的距离、出口国的GDP、出口国的人口数量、我国与出口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汇率、我国人口数量对我国蜂蜜的出口影响显著。徐国钧等（2019）利用剩余需求弹性模型，实证测算了中国蜂蜜在日本、英国等6个国家的国际市场势力，同时测算出在这6个目标市场中中国主要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势力。李瑞珍等（2015）利用SCP模型对蜂产品进行市场分析，研究发现蜂产品市场结构、行为、绩效三者两两之间的相关程度均较高；蜂产品市场集中率较低，产品差异化程度小，进入壁垒较低但退出壁垒较高；蜂产品市场营销手段薄弱，出口蜂蜜的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RSCA）从1990年的0.86下降为2012年的0.05，新产品研发力度有待加强。
在全球蜂蜜生产贸易研究方面，徐国钧等（2020）在测算2008—2017年中国、马来西亚、美国、德国和法国蜂蜡出口的单价、质量升级指数、市场占有率（IMS）、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RSCA）和贸易竞争力指数（TC）的基础上，综合分析了这5个国家蜂蜡出口的竞争力及其发展趋势。高芸、赵芝俊（2020）对中国蜂蜜的进口情况和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进口蜂蜜仅占我国蜂蜜消费量的0.85%，不会对中国蜂产业造成冲击，但进口蜂蜜与国产蜂蜜的平均价格差明显增大，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
在中国蜂产品市场研究方面，蜂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国内该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多。如冯强等（2011）对中国蜂产品质量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做了综合性的概述并提出了解决方案，指出只有加大研发力度，从源头解决质量问题，才能使蜂产品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赵静（2002）、秦希杰（2005）、李赛男（2009）等都做了类似的研究。另外，赵静等（2010）提出了构建中国蜂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的研究框架及实施建议。王芳等（2010）运用Logistic模型研究了蜂农的质量安全认知水平，研究发现，造成蜂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相关体系和制度的不健全，产业组织化对蜂产品质量安全的作用为负，政府及制度等宏观因素对蜂农的质量安全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王芳等（2011）还研究了蜂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的质量安全动因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大部分企业具有蜂产品质量安全的供给意愿，供给动因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高芸、赵芝俊（2017）使用国内5个城市蜂蜜市场2012—2015年跟踪调查得到的价格信息数据进行研究，提出建立从原料蜜收购到终端市场的优质优价机制、建立产品信息透明机制、提高顾客对蜂蜜保健功能认知度等蜂蜜定价策略。徐国钧等（2018）实证分析了消费者对蜂蜜网购意愿的影响因素。李瑞珍等（2018）对蜂蜜的“柠檬市场”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认为蜂蜜的市场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和市场监管方面的问题是蜂蜜“柠檬市场”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应在产品、价格、渠道、促销等方面完善相关举措。
1.3.3 文献述评
从国外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国外学者对于蜂业经济领域的研究较为丰富，蜂产业的重要地位逐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蜂产业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也逐渐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关注，研究内容涉及蜂业生产、蜜蜂授粉的经济价值贡献、蜂业技术经济、蜂产品市场及支持政策等方面，研究方法不仅采用了一般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如经典计量经济分析、空间计量分析、定性分析及案例分析等方法，还综合了生态学、生物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从国内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学者关于蜂业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正在不断丰富，在蜂业经济研究领域方面，从大方向上看，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研究的方向基本相同，但由于中国蜂业经济的特殊性，国内学者结合中国蜂产业发展实际情况，还做了一些与中国蜂业发展实际密切相关的课题研究，如在中蜂保护区建设、蜂产业精准扶贫、养蜂车购置补贴、蜂农技术需求、蜂农专业合作组织状况、养蜂生产风险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是2008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蜂）启动运行以来，在蜂业经济岗位科学家赵芝俊研究员的带领下，蜂业经济研究团队以实地调研为基础，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为手段，以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为目标，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随着我国蜂产业的不断发展，结合中国蜂产业的发展情况，蜂业经济研究团队的研究工作将会不断深入，研究内容将更加丰富。
本书首先将基于蜂农固定观察点调研数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官方数据、《中国统计年鉴》等数据，研究中国蜂产业的生产特点、存在的风险及防范措施，蜜蜂为农作物授粉的经济贡献及市场需求量；其次分析蜂农的收入水平及影响因素、蜂产品的销售模式；最后运用案例分析法研究了蜂产业在助力脱贫攻坚战役中发挥的作用及效果。本书对中国蜂产业的经济发展状况做出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以期为中国蜂产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