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学术史来看，在国际中国学（或称汉学）研究领域，近代日本确实有举世瞩目的一面，知名学者辈出，研究著述显赫，成为清末以来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大据点。甚至连胡适、陈垣等一代学人都曾一度喟叹，汉学正统要么在法国巴黎，要么在日本京都，从而立志要把汉学正统地位夺回北京。显然胡适与陈垣当年已经注意到以京都学者为代表的日本汉学研究的重要价值。

近代日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研究上成就斐然，究其原因，除得天时、地利，以及良好的研究环境之外，还有研究者自身的一些因素。譬如，赶超欧美中国学研究的强烈意识，注重文献考证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治学方法等。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凭借良好的汉学功底，借鉴并融汇中国学理，尤其是乾嘉考据学路径与成果，同时积极参用西方所谓科学的研究方法，以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研治中国学的有效途径。其中，赴华实地考察可谓日本学者在中国学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因素。

受对外扩张的国策影响，在域外实地考察方面，近代日本学者捷足先登，尤其是在建筑、考古、宗教、美术等领域，日本学者的对华实地调查更是令人惊叹，涌现出诸多学者和一批著作。知名学者如冈仓天心、鸟居龙藏、内藤湖南、桑原骘藏、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大村西崖、木下杢太郎、青木正儿、竹岛卓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都是佼佼者；著作如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辽之文化图谱》，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装饰》（5卷），关野贞《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常盘大定《中国佛教史迹踏查记》，关野贞、常盘大定合著《中国佛教史迹》（6卷）、《中国文化史迹》（12卷），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雕塑篇》，木下杢太郎《大同石佛寺》等，至今仍为学界所推崇。

近代日本学者的对华学术调查及研究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情况也十分复杂。总体上讲，甲午战前，日本学者来华考察尚属个案，如史学家市村瓒次郎、美术史学者冈仓天心等。甲午战后，来华考察的日本学者才逐渐增多，尤其是20世纪前30年，堪称日本学者对华实地调查之繁盛期，进入战争年代，则达到顶峰。以甲午和日俄两大战争为标志，日本加快了对华扩张侵略的步伐，与此相呼应，各种形式的对华学术调查亦迅速开展起来。

除官方之外，一些团体组织（学校、宗教团体、学术机构等）或个人也纷纷行动起来，开展对华实地考察等活动。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东京地学协会、人类学会、考古协会、东西两家本愿寺，以及其后“满铁”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东亚考古学会、东方文化学院等组织和机构即其中之代表。这些组织及个人留下的实地考察或研究文献更是卷帙浩繁，难以计数。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学术研究亦不断推陈出新，尤其是伴随着考古等新发现，学界进步早已今非昔比。今天看来，当时日本学者的对华学术调查及其著述等固然有时代局限，内容也不乏疏漏甚或错讹之处，但置身于当时的环境，不得不承认其有学术上的先导作用，尤其是在我国诸多学科发轫之际，这些日本学者的调查研究多有开拓作用，对我国学科建设及学术发展也起到一定刺激和影响。今天我们在梳理或讲述这些学科史时，也不得不提到他们的先行调查和研究。而且，当时日本学者率先导入西方近代科学方法，通过测量、绘制、摄影、拓制等方式留下了大量的图片、手绘图等视觉资料，成为今天极为难得的珍贵历史图像。在经历了长期战乱之后，本应引以为豪的中华文化遗迹、文物等多遭破坏，有的已面目全非，有的甚至荡然无存，这些视觉资料越发显得珍贵。

关于近代日本学者对华学术调查及研究，多年来我国学界已取得一定研究成果，尤其是天津大学徐苏斌教授及其团队，在建筑方面的考察研究成果十分出色，受到国内外学界高度评价。但是，总体上看，涉及各个专业领域的学术调查与研究仍显得比较薄弱或有失均衡，加上国内文献资料的匮乏，也导致相关领域的全盘研究相对滞后。近几年，随着相关文献资料的译介，尤其是中国画报出版社以系列丛书形式推出的“近代以来海外涉华艺文图志”项目，已经出版了据关野贞、常盘大定合著《中国文化史迹》翻译的《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12卷，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中国纪行——伊东忠太建筑学考察手记》，关野贞《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常盘大定《中国佛教史迹》，大村西崖《中国雕塑史》，木下杢太郎《云冈日录》等。相信相关专业领域的研究会愈来愈受到学界关注，从而进一步活跃起来。

本论集的编辑出版旨在介绍相关考察与研究成果，促进并深化今后的研究。论集所涉内容为保持原貌，文献名、引文及日方机构名称等照录原文，故存在“支那”“日支”“清国”“满洲”“回教”等表述，不代表编者与出版社立场，特此说明。由于时间仓促、篇幅所限等原因，还有一些很好的研究论文未及收录，对此不无遗憾与歉疚。

最后对文稿撰写者、出版社编辑以及为此付出努力的诸位师友表示衷心感谢！

张明杰

2020年秋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