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境的学术” ——近代日本学者对华学术调查及其文献

张明杰

从学术史来看，在国际汉学（或称中国学）研究领域，近代日本确实有举世瞩目的一面，知名学者辈出，研究著述显赫，成为清末以来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大据点。甚至连陈垣、胡适等学人都曾一度哀叹：汉学正统要么在法国巴黎，要么在日本京都。

近代日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研究上令人刮目相看，究其原因，可以说，除得天时、地利，以及良好的研究环境之外，还有研究者自身的一些因素。譬如，赶超欧美中国学研究的强烈意识、注重文献考证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治学方法等。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凭借良好的汉学功底，借鉴并融汇中国学理，尤其是乾嘉考据学路径与成果，同时积极参用西方所谓科学的研究方法，以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研治中国学的有效途径。

受对外扩张的国策影响，在域外实地考察方面，近代日本学者捷足先登，其所作所为尤为醒目。这与当时足不出户的大多数中国学者形成鲜明对照。尤其是在建筑、考古、宗教、美术等领域，近代日本人的对华实地调查更是令人惊叹，涌现出诸多知名学者和一批影响深远的著作，如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大村西崖、木下杢太郎等，即是其中之佼佼者，其著作如《中国建筑史》《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中国文化史迹》《中国佛教史迹》《中国雕塑史》《云冈日录》等，至今仍为学界所推崇。

从时间来讲，甲午战前，日本学者来华考察尚属个案，如史学家市村瓒次郎、美术学家冈仓天心等。甲午战争之后，来华考察的日本学者才开始多起来，尤其是20世纪前30年，堪称日本对华实地调查之繁盛期，进入战争年代，则达到顶峰。以甲午和日俄两大战争为标志，日本加快了对中国的扩张侵略步伐，与此相应，各种形式的对华学术调查亦迅速开展起来。

建筑领域，伊东忠太（1867—1954）是最早来华实地考察的日本学者之一。其一生涉华调查不下十次，著有《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装饰》（五卷本）、《东洋建筑之研究》（上下卷）、《法隆寺》等大量著作。他不仅是近代日本建筑学科的创始者，而且也是东亚建筑研究的先驱，甚至有“工学泰斗”“建筑巨人”之称。其于1925年撰述的《中国建筑史》，是日本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中国建筑通史，在学界影响深远。这一著述的问世受惠于多次来华实地调查，是其二十余年来对中国建筑考察与研究的结晶。此前，他已先后六次来华开展建筑考古活动。

第一次是在1901年7、8月份，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伊东忠太受官方派遣，偕同摄影家小川一真等来到北京，参观史迹，并重点对紫禁城及其建筑进行了详细考察、测绘和拍摄，事后出版了大型图录《清国北京皇城》以及附有大量实测图的《清国北京紫禁城殿门之建筑》等。伊东也因此而成为第一个对皇城进行全面实测调查的外国人，其所得调查资料也是最早关于紫禁城建筑的公开文献。直到20世纪20年代，瑞典汉学家喜龙仁（Osvald Siren）才获准进入紫禁城考察，并留下测量和拍摄记录。

第二次是1902年3月开始的长达3年的海外游学时期。其中有一年多时间在中国境内考察，足迹遍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贵州、云南等十余省市。这次长时间大范围的调查，收获颇丰，仅事后发表的相关论文或考察报告等就多达十余篇。其考察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各地建筑，而且还有云冈、龙门、千佛崖等大型石窟以及五台山、峨眉山等佛教圣地。其中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发现”，可谓此次考察的最大收获。他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寻访，找到了这一湮没已久的艺术宝库，并公之于众，轰动一时。随后，有众多日本学者来此考察，并留下大量考察文献，仅近代日本人的云冈石窟调查一项，其分量就足够一本书来记述了。

第三次是1905年对东北地区的调查。日俄战争硝烟未泯，伊东等人即奔赴旅顺、奉天等地，对寺庙、古迹，尤其是宫殿建筑等进行考察。事后发表《满洲的佛塔》（1907）、《满洲的佛寺建筑》（1909）等论文或报告。

第四次是1907年对江苏、安徽、浙江、江西诸省的调查。有《南清地方探险记》（1908）、《南海普陀山》（1908）等报告。

第五次是于1909年末至1910年初对以广东为主的中国最南端省区的考察。发表《广东之建筑物》（1910）、《广东之回教建筑》、《北、中、南清建筑之特征》（以上1910）等，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建筑总论》（1-6）。

第六次是1920年山东省调查。东自青岛，西至泰安、曲阜，对齐鲁大地之遗物、遗迹进行了详细考察，并多有所获。此次考察详见于《山东参观旅行记》（1920）。

通过以上六次调查，伊东忠太几乎踏遍中国主要省区，基本掌握了各地古建筑实况，并在此基础上，发表有关中国建筑与遗物的论文或报告四五十篇，还与人合编《中国建筑》图集。当然，这些实地考察及其成果为其撰写《中国建筑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他仍谦虚地承认：“其实中国广大无边，予既往之探查，只不过是大海一滴、九牛一毛而已。”因此，他认为中国建筑史之大成，需建立在全面彻底地考察中国所存文献与遗迹之基础上。其后又多次来华考察，并出版了五卷本《中国建筑装饰》。可以说，这是其中国建筑艺术研究之辉煌成果，也是对前述《中国建筑史》之补充。

在实地调查的同时，伊东忠太还与营造学社、中国画学研究会等机构及成员多有交往。营造学社成立后不久，伊东即前往拜访朱启钤先生，“晤谈竟日，颇恨相见之晚”，还应学社之邀，做“中国建筑之研究”的讲演。其在讲演中指出：“在古来尊重文献、精通文献之支那学者诸氏，调查文献绝非难事。对于遗物，如科学之调查，为之实测制图，作秩序之整理诸端，日本方面虽亦未为熟练，敢效犬马之劳也。但最为杞忧不能自己者，文献及遗物之保存问题也。文献易为散佚，遗物易于湮没。鄙人于支那各地之古建筑，每痛惜其委弃残毁；而偶有从事修理者，往往粗率陋劣，致失古人原意。……在理想上言之：文献遗物之完全保存，乃国家事业。一面以法律之力，加以维护；一面支出相当巨额之国帑，从事整理。然在支那现今之国情，似难望此。然则舍盼望朝野有志之团体，于此极端尽瘁，外此殆无他途。”因此，他将保存中国古建筑文献与遗物之理想，寄托于以朱启钤为首的营造学社同仁。其在讲演最后所言，尤震人耳目：“鄙人为支那建筑计，以为将来所取之针路，不在模仿外国，必须开拓自家独创之新建筑。独创之新建筑，如何可以出现？曰：以五千年来支那之国土与国民为背景而发达之样式为经，以应用日新月异之科学、材料构造设备等为纬，必于其间求得清新之建筑。此为目的，即支那古建筑之研究，亦为当急之务，不辩自明。温故知新，虽属老生常谈，实历久如新之格言也。”伊东的这一建议或忠告，在时过八十余年后的今天读来，仍不失其意义。

继伊东忠太之后，又先后有关野贞、塚本靖、伊藤清造、藤岛亥治郎、村田治郎、长广敏雄、水野清一等来华进行建筑及建筑艺术考察，并留下一大批考察报告或研究成果。

其中，关野贞（1867—1935）是与伊东忠太齐名的另一建筑史学者。他在对华建筑与实地考古方面，也是一位先驱者，一生来华不下十余次。将伊东忠太与关野贞两人的建筑调查与研究对照着看，更富有意义。伊东重视建筑史，尤其是建筑美术与工艺的研究，擅长建筑史宏观建构。而关野则侧重建筑与考古研究，尤其是运用考古学方法，对建筑及其艺术作翔实考证，以微观研究见长。可以说，两者各有长短，互为补充，综合来看，则可得到较为客观全面的中国建筑印象。

关野贞初次来华调查是1906年，此前他主要从事日本及朝鲜的古建筑、古寺社调查或修复。关野与东京大学同事塚本靖以及帝室博物馆平子铎岭三人于1906年9月至翌年初，自北京出发，经郑州至西安，对沿途各地的古迹遗物，尤其是陵墓碑碣、石窟造像等进行了详细考察，从而探明了中日朝三国在建筑及其艺术上的部分渊源关系。这也是他多年来一直十分关注的课题。

为弥补初次来华未能于山东境内详细考察之遗憾，1907年秋，关野贞又专程奔赴齐鲁大地，对建筑遗迹、石刻造像等展开调查，还从嘉祥县和济南府各获得一方汉代画像石，千里迢迢运回日本，成为当时东京大学的珍贵藏品，甚至得到天皇“御览”。此次考察后，发表《中国的陵墓》（1908）、《中国山东省汉代坟墓表饰》（1916）、《山东南北朝及隋唐之雕刻》（1916）等论文，为其探讨中国雕刻艺术和陵墓及碑碣变迁夯实了基础。

1913年对中朝边境考察之后，1918年初，关野贞又受文部省派遣，对中国、印度及欧美古建筑及其保存情况进行调查。这次他经朝鲜陆路进入中国东北，一路考察到北京，再由北京至大同、房山、保定、彰德、开封、巩县（今属河南省郑州市）、洛阳、郑州、太原等地。回到北京后不久，又南下历访济南、青州、青岛等，然后从青岛海路抵上海，再由上海至浙江、江苏等地考察。此次在华考察长达7个月，大有收获，其中最得意的当属在太原近郊探访到天龙山石窟遗迹。为众多精美的石窟造像所吸引，他放弃当天离开的原定计划，在天龙山上住了一宿，翌日又接着攀登浏览，并对大多数石窟进行了初步考察和拍摄，事后撰写了考察报告《天龙山石窟》（《国华》，1921）。他的这一所谓“发现”与伊东忠太十余年前找到云冈石窟一样，在学界亦引起不小轰动。也许正缘于此，日本至今仍流行着伊东忠太发现云冈石窟、关野贞发现天龙山石窟之说。其实，这些石窟遗迹并非什么隐秘之所，地方志等文献多有记载，且当地人也都知晓，甚至有的石窟之前已有外国人曾经踏访过，根本不存在发现之说。伊东、关野等人的这类探查活动，之所以被盛传或渲染，与近代日本日趋膨胀的国家主义思潮不无关系。

从规模来看，天龙山石窟虽远不及敦煌、云冈和龙门等大型石窟，但其石刻造像几乎涵盖了中国佛教造像史上各时代的经典之作，故备受学界关注。继关野贞之后，又有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田中俊逸、常盘大定等学者，以及美术商山中定次郎等先后来此考察或拍摄。这一艺术宝库本应得到珍惜或妥善保护，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自关野贞“发现”之后，仅七八年时间，石窟造像几乎惨遭灭顶之灾，无数佛首被生生凿取，有的整体被盗，其惨状难以言表。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与日本美术商山中商会头目山中定次郎的两次造访以及该商会大肆搜购转卖的行为有直接关系。

关野贞多次来华调查，不仅获得研究上极为重要的感性认识，而且于各地拍摄并制作了大量图片、拓本等，为此后的研究与著述奠定了基础。他与常盘大定合编的《中国佛教史迹》（6册，附评解，1925—1931）以及遗稿《中国碑碣形式之变迁》（1935）等，即实地考察成果之体现。尤其是前者六卷本图集可谓中国佛教建筑与佛教美术调查研究之集大成，至今仍为学界推崇。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东亚考古学会（1927）和东方文化学院（1929）等涉华重要调查机构的设立，日本学界的对华考察步入频繁化、规模化、综合化阶段。从1930年开始，关野贞又先后六七次来华从事古迹调查工作，地区多集中于东北以及热河，调查对象主要是辽金时期的建筑、陵墓以及热河古迹等。因为伪满洲国成立后，出于国策需要，日本方面主动协助伪满政府保护热河遗迹。关野贞、竹岛卓一等受日方委托，对热河进行了多次详细考察，后结晶为五卷本《热河》，除其中一卷为解说之外，其余四巨册均是相关图集，收录图版300余张，600余幅。这是日本人最早对热河进行的全面系统考察，其图版资料等对日后热河遗迹的修复保存起到了一定作用。另外，在对东北、华北等地的辽金时期建筑进行多次考察之后，关野贞与竹岛卓一又编辑出版了《辽金时代的建筑及其佛像》。直到去世前一个月的1935年6月，关野贞还曾来华调查辽金建筑。

关野贞在先后十余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并编辑了大量有影响的论著和图录资料集。图集除上述几种之外，还有与常盘大定合著的《中国文化史迹》（12辑，各辑均附解说，1939—1941）。但这套大型系列图集尚未完成，关野就病逝了，编辑出版工作只好由常盘大定完成。

关野贞生前有关中国的论考等，后汇编为《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1938），由岩波书店出版。可以说，这部书是其在中国古建筑与美术研究方面所获成果之集大成，与伊东忠太所著《中国建筑装饰》一起，一直被学界视为中国建筑与艺术研究领域的杰作。

常盘大定（1870—1945）是著名宗教学家，也是真宗大谷派高僧，曾任母校东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佛教史。生前来华七八次，仅1920年代就五次来华考察宗教文化遗迹，在佛教实证研究领域属先驱者。他第一次来华是1920年9月至翌年1月，考察路线为沈阳、北京、房山、大同、张家口、太原、洛阳、汉阳、宜昌、庐山、南京等，考查了各地的石窟、寺庙、道观等遗迹、遗物。事后出版了《古贤的踪迹》（又称《古贤之迹——中国佛迹踏查》，1921）。

常盘大定第二次来华在1921年9月至翌年2月。到过青岛、济南、泰安、曲阜、兖州、济宁、北京、石家庄、郑州、开封、洛阳、汉口、长沙、九江、南京、扬州、镇江、苏州等地，回国后撰写出版了《续古贤的踪迹》（原名为《中国佛教史迹》，1923），书中附有11幅地图和作者实地拍摄的112幅图片。第三次（1922年9—12月）和第五次（1928年12月—翌年1月）来华主要是对南方各省的调查。包括上海、宁波、汉口、庐山、杭州以及广东、福建等省市。加上第四次（1924年冬）对东北大连、旅顺以及山东青岛、济南等地的考察，常盘大定踏遍了中国南北各地主要的文化胜迹，尤其是佛教遗迹。在踏访中，常盘注重对史迹的拍摄、拓制和记录，所作日记也一丝不苟，留下数量可观的图文资料或日录。《中国佛教史迹踏查记》（1938）即其多次来华探访记录之汇总，成为学界了解当时中国现状，尤其是佛教史迹或文物的难得文献。作者于踏查过程中的所得所感也时有披露，因此读来颇有趣味。

如前所述，在对中国多次考察的基础上，常盘大定与关野贞合作，编辑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国佛教史迹》，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增加儒、道等部分，扩充为《中国文化史迹》。

《中国文化史迹》共12辑，自1939年5月开始，历经两年，才由法藏馆陆续出齐。此书分图录和解说两部分，图录采用大开本珂罗版印刷，散页蓝布帙装，限定470套发行，这在当时物资匮乏的战争条件下，可谓豪华版了。每辑收录图版百余张，全套图片两千余幅。解说独立成册，便于对照研究。这是一部全面介绍中国建筑等文化史迹的大型著录，网罗了中国十余省区的文化胜迹，尤其是宗教建筑、石刻雕像等，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部重要图鉴，取材范围之广、收录内容之丰富、附加解说之详细可以说在当时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无出其右者。当然，美中不足的是，内容排列显得凌乱，不够系统谨严，如山西大同之史迹，分别收录于第一辑和第八辑；河南省史迹分录于第二和第五辑；山东史迹，如长清县史迹亦分散于第七和第十一辑，利用起来确有不便之处。另外，欠缺图版的摄影日期，也是一大缺憾。

由于当时正值日本侵华时期，为实现彻底征服中国及其人民的野心，日本更需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文化史迹》的出版正迎合了这一需求，故出版后反响强烈。出版方又筹划出版四卷作为其续辑。但随后出版的只是逸见梅荣与仲野半太郎合著的《满蒙的喇嘛教美术》（1943）。直到1975年《中国文化史迹》再版时，原定计划中的两卷本《满蒙文化史迹》才得以作为其增补出版，并改名为《东北篇》（岛田正郎与竹岛卓一合著）。

常盘与关野两人从未结伴来过中国，他们的实地考察都是分头进行的，但是从研究著述来看，两人合作可谓“黄金搭档”，因为建筑史迹研究本身需要多学科知识，尤其是美术、考古和宗教知识。关野侧重建筑与美术考古，常盘则侧重佛教及佛教为主的宗教史，两者互为补充。从两人合作的图集解说中也不难看出，关野多从艺术史角度，而常盘则多从宗教史立场出发，进行评说。这种基于各自专业而共同开展的著录及解说值得肯定。

大村西崖（1868—1927）为美术史学者、评论家，曾任母校东京美术学校教授，讲授美学、考古学、东洋美术史等课程。早在1901年即撰述《中国古代雕塑》纲要，1905年又编写《东洋美术小史》，作为讲授教材，翌年增订再版。1910年改编为《日本绘画小史》和《中国绘画小史》。1906年参与审美书院的设立，编辑出版大量以中国书画为主的美术书籍。同时提倡并致力于文人画之复兴，著录《文人画选》（系列图集）等，为中国文人书画的在日普及与研究贡献尤大。上海中华书局版《中国文人画之研究》（1922），即其所著《文人画之复兴》（1921）与陈师曾著《文人画之价值》的合刊。另著有《中国雕塑史》（原名为《中国美术史——雕塑篇》，1915）、《密教发达志》（1918）、《东洋美术史》（1925）等著作。商务印书馆民国时期曾编译过其《中国美术小史》，后多次再版。

大村西崖编著《中国雕塑史》时，尚未有来华之经历，但其著述本身多得益于其他来华实地调查者带回的图片资料，以及流失到日本的大量中国雕刻实物。另外，流寓京都的罗振玉所藏金石文物拓片资料等也助力甚大。罗氏在为其撰写的序言中曾披露：“宣统甲寅冬，为予浮海之三年，有远客扣门，持吾友藤田剑峰君介绍书以至者，曰大村西崖君。剑峰书言：西崖究心古美术有年矣，今将著《中国雕塑史》，欲见予斋所蓄古器物，及古刻墨本，以助其造述。乃与纵谈吾国古雕刻事，则称引群籍，若泻瓶水，固已惊其见闻之博矣。爰出行箧所有者遍视之。君则汲汲于谒舍中，写其影，录其文，日力不足，焚膏继之，至丙夜不止。写录不能尽者，又请以邮筒相往来。于是益叹君用力之专且勤也。”

该书是作者中国美术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述，也是最早的一部中国雕塑通史。初版于1915年8月，分本篇（即文字篇）和附图（图版篇）两部分。本篇以日本新铸五号活字印刷，六百余页。除罗振玉之外，著名作家森鸥外、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关野贞等也都为其作序。附图以珂罗版单张印行，计434张、978幅，蓝布帙装为两函。因发行数量有限，虽售价不菲，但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如今日本的图书馆等藏书机构亦罕见其初版。1917年和1920年两次再版，仍供不应求。1972年，国书刊行会据1917年版加以复制，但不久又售罄，尽管1980年又推出再版，但目前仍难以入手。其为学界所重，由此亦不难窥知。罗振玉对此书大为赞赏：“解韬绳读之，书厚逾寸，密行细字，无虑数十万言。征引至繁博，肇于太古，而下逮赵宋。叙述井井有条理，盖言吾国雕塑之书，未有如此之详且尽者也。”

罗氏的评价并不夸张。叶恭绰在《我国雕塑漫话》的讲演中，有这样一段开场白，似可印证这一点：“我久已想做一篇论我国雕塑的文字，但因有关系的资料未曾搜集完整，故未下笔。后来看见日本人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编得很好，要想超过他的，极不容易。因此更懒于动手。此次全国美展要我说些关于雕塑的话，我想这个题目恐怕说的人很少，因此为供给需要起见，不得不将我的意见写出这一篇来。其实无甚专门的价值，不过大概说说罢了。”此讲演作于1929年，距大村西崖该书问世的1915年，已相去14年，但叶氏仍认为要想超过他这本书“极不容易”。

大村西崖本人也曾披露，为编著这本书，十余年来披览各种文献多达四五千卷，收集观览实物拓片无数，仅造像碑铭等就多达一千五六百种。

这本书对当时及其后的学界的确影响甚大。梁思成于1929至1930年在东北大学讲授中国雕塑史时，就曾参考过此书，后来根据其授课记录整理而成的《中国雕塑史》提纲也有提及。因为当时梁思成尚未亲历云冈、龙门、天龙山等地作实地考察，其雕塑知识或研究心得大多得益于大村西崖、喜龙仁等学者的著述，以及欧美博物馆所藏实物。其在开篇所言颇能代表当时中国学者所处的环境及心境。“此最古而最重要之艺术，向为国人所忽略。考之古籍，鲜有提及；画谱画录中偶或述其事而未得其详。欲周游国内，遍访名迹，则兵匪满地，行路艰难。故在今日欲从事于中国古雕塑之研究，实匪浅易。幸而——抑不幸——外国各大美术馆，对于我国雕塑多搜罗完备，按时分类，条理井然，便于研究。著名学者，如日本之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法国之伯希和（Paul Pelliot）、沙畹（Edouard Chavannes），瑞典之喜龙仁（Osvald Siren）等，俱有著述，供我南车。而国人之著述反无一足道者，能无有愧？”

也许正因为梁思成较早言及这些海外学者及其著述，我国学界至今仍将大村西崖的《中国雕塑史》和上述常盘大定、关野贞合著《中国文化史迹》，以及沙畹《北中国考古图谱》（1913—1915）、喜龙仁《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塑》（1925）看作是中国古代雕塑美术的“四大名著”。尤其是大村西崖的这部著作，从研究著述角度来讲，堪称最早的中国雕塑史专著。美国学者梭柏（Alexander Coburn Soper）早期研究中国佛教美术时，也曾将大村西崖这本书奉为指南，且大量节译成英文，纳入自己的著述中。

1921年后，大村西崖先后五次来华实地考察或进行学术交流。1923年第二次来华时，与吴昌硕、王一亭等发起创设中日美术俱乐部（西湖有美书画社），还曾编刊《禹域今画录》，将数十余位中国近现代画家及其创作介绍给日本读者。1924年末至翌年初第四次来华时，还应邀于北京大学作了《风俗史研究与古美术品之关系》的讲演。1926年第五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华，主要目的是前往江苏吴县甪直镇保圣寺，实地调查罗汉塑像。当他从天津南开大学秘书陈彬龢来信中得知该寺院尚残存唐代雕刻名匠杨惠之遗作后，兴奋不已，当即决定前往调查。后撰写出版了线装本《吴郡奇迹——塑壁残影》（1926）一书，内收其调查经过、研究心得，以及当时拍摄的一些大型图片。这些文字及图片，今天看来，尤为珍贵。前述梁思成《中国雕塑史》中，对此也曾有言及：“宋塑壁遗物以正定龙兴寺为重要，甪直杨惠之壁已毁，幸得大村摄影以存。”

无论在赴华调查或学术交流方面，还是在著述方面，都处于旺盛期的大村西崖，不料竟身患肺癌，于1927年3月8日离世。后来其嗣子辑录其生前诗稿出版之际，罗振玉特赋诗以赠：“洛下初相见（东邦称西京曰洛阳），于今十八年。同倾蓬岛酒，晚踏蓟门烟（在京都时君约饮圆山公园，君晚岁游禹域复相见于津沽）。翠墨千通集（君编佛教美术雕塑史，从予假六朝以降造像记千余通），新书万口传（所著《密教发达志》一时纸贵）。风徽犹未沫，插架有遗编。”

近代日本学者的对华学术调查及研究，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情况也十分复杂，以上只是选取其中几名学者为例，述其大略而已。不过，管中窥豹，亦可见一斑。

人们常说，学术无国境，然而，时代不同，呈现的情景也各异。尤其是在近代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来自日本的对华学术调查及研究，情况更为特殊、复杂。不管涉事学者是否有意识，但他们的行为本身都与国策有关。这就需要我们了解当时的背景、动机等，以做出客观正确的判别。从这一意义上来讲，这些文献本身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素材。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学术研究亦不断推陈出新，尤其是伴随着考古等新材料的发现，学界进步今非昔比。今天看来，这些著述或图录固然有时代局限，内容不乏疏漏甚或错讹之处，有的解说及观点也明显失实或欠妥。但若置身于当时的环境，又不得不承认其先导作用，尤其是在我国诸多学科发轫之际，这些海外学者的调查研究多有开拓作用。因此，不应忽视外国学者的对华学术调查与研究对我国学术发展的刺激和影响。当然，最值得重视的还是那些实地考察所得的照片、拓本、手绘图等视觉资料。在经历了长期战乱之后，本应引以为豪的中国文化遗迹、文物等多遭破坏，有的已面目全非，有的甚至荡然无存。有鉴于此，这些视觉资料越发显得珍贵。

另外，在考察或利用对华实地调查及其文献时，应突破国度或语种局限，尽可能将相关文献资料综合起来看，多方参考，比照互证，这样才有望接近史实。比如，在清王朝摇摇欲坠的1907年这一时点上，就先后有日本桑原骘藏、宇野哲人、关野贞，以及法国沙畹、德国伯施曼（Ernst Boerschmann）等学者于华北或西北大地考史漫游，他们分别留下了长短不一的考查记录或数量不等的视觉资料。另外，时任陕西高等学堂教习的足立喜六也四处寻访考察，并撰写了《长安史迹之研究》。若将这些文献记录加以比照，就有可能较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各地当时的社会风貌以及遗物史迹等实况，同时还能窥知作者各自的立场和视点。早期有关中国建筑与艺术的考察，除伊东忠太和关野贞等日本学者之外，尚有法国谢阁兰（Victor Segalen）、瑞典喜龙仁及德国伯施曼等学者，他们所留下的文献记录同样也应该对照查看，互相参证。

就目前我国人文学科而言，提高学术质量和研究水平，仍是关键，但要做好这一点，仍需要在文献材料和研究方法上大幅度提升，这是当今有识者之共识。尤其是文献材料方面，需拓展的空间仍很大，仅从本文涉及的“越境学术”方面来看，不少有价值的研究著录至今尚未介绍过来。每念及此，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同时内心又期盼基础文献资料的建设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相信这类文献资料的译介出版定会对学术研究提供诸多有益的参考和启示，同时也将为保存和修复文物古迹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原标题为《越境的学术——〈中国艺文图志〉丛书总序》，刊载于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编《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13、1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此次收录本书时稍有修改。《中国艺文图志》出版时更名为《近代以来海外涉华艺文图志》（张明杰主编，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