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意义
潮人善堂乃源于宗教组织和由地方政府与乡绅所办的慈善机构的结合，是潮人独特的文化资源。一个世纪以前，善堂随移民从中国潮汕地区“过番”到新加坡，并在当地传播与发展。今天，新加坡的潮人善堂已经通过更为广泛和多元化的社会活动，成功地纳入不分种族、宗教、语言和社会阶层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对当地的慈善事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据彭松涛编《新加坡全国社团大观（1982～1983）》的记录，在20世纪80年代，单是在社团法令下注册为非营利民间慈善机构的新加坡善堂就有26所之多。而据中华善堂蓝十救济总会（简称“蓝十总会”或“蓝十”）所做的不完全统计，新加坡目前有28所潮人善堂。[1]这些善堂虽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理念和施善活动大体相似，“均奉祀神、佛以及宋大峰祖师……平时主要活动为诵经礼佛、超度亡魂、施医赠药、赈灾济贫，兼及一切慈善公益事业，故不但为宗教团体，亦属慈善机构也”。[2]
笔者认为善堂虽是一个宗教场所，它所从事的各种善举也是一种慈善精神的体现，但其组织与活动却不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社会现象。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原乡还是在东南亚各地，潮人善堂文化的形成都有其复杂的历史和人文因素，其内涵以及和社群的互动关系尤其重要，这一点经常为人们所忽略。国学大师饶宗颐就曾指出：“善堂文化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提倡‘潮州学’，如果摒弃善堂文化的研究，就有遗珠之憾。”[3]同样的，我们若要研究海外潮人，善堂文化亦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课题。新加坡潮人善堂的百余年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潮人社群在当地的发展轨迹，为我们审视新加坡早期移民社会和现代慈善福利体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渠道。仅从这个层面来看，本书选题的重要意义已然显而易见，不言而喻。
二 研究回顾
潮人善堂虽然自明代后期就一直存在于潮汕各地区，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受到学者关注。学者梁其姿和夫马进（Fuma Susumu）虽然较早便对善堂善会产生兴趣，但他们都把研究焦点置于江南一带，他们的专著也迟至1997年才付梓。[4]在中国，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等的影响，潮汕善堂于20世纪50年代初即停止活动，其发展备受冲击，一直到1984年，潮阳和平报德古堂才以“福利会”的形式恢复一些福利慈善活动。在这段时期，潮人善堂的研究条件面对许多局限，且不受学者的重视，其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饶宗颐的倡导和呼吁下，潮州地区才重新关注善堂文化的重要价值。1996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汕头市升平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印《潮汕善堂专辑（1）》，收录于《升平文史》创刊号。[5]个别善堂福利会也出版纪念刊。[6]这些出版物对潮州地区善堂的历史做了详细的介绍，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此外，民间学者出版的善堂史略汇编也颇为全面，出版年份较早者有林俊聪编著《潮汕庙堂》，马希民、际云《潮汕善堂大观》。[7]这两本书，无疑为后来学者在搜集潮汕善堂参考资料方面提供了许多方便。2003年，金文坚和陈景熙陪笔者走访潮汕善堂，将他们收集的其中三所善堂（潮阳报德善堂、潮阳棉安善堂和揭阳梅云觉世善堂）的部分原始资料，包括碑版、匾联、柱石、铭刻、稿本等，详加辑录、校点，整理成《潮汕善堂文征》一文，供研究者参考，为潮汕善堂研究做了重要的基础工作。[8]
迨至2000年以后，中国学者才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关潮汕善堂和大峰祖师信仰的学术论文，包括陈春声的《侨乡的文化资源与本土现代性——晚清以来潮汕地区善堂与大峰祖师崇拜的研究》、徐苑的硕士学位论文《大峰祖师、善堂及其仪式：作为潮汕地区文化体系的潮汕善堂综述》、郑群辉的《论潮汕善堂的历史起点》，以及王惠的《海外移民与宗教仪式回传——甲午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宋大峰祖师金像百年回銮》。陈春声指出，作为一种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潮人善堂“自19世纪末以来，在侨乡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不同背景的商人和华侨所利用，在具有复杂国际色彩的文化环境中，不断改变形象及其‘合法性’相关的历史记忆”。他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侨乡文化”的某些特质，也可能成为中国社会未来民间信仰发展的某种新的形式。[9]徐苑尝试从潮汕地区善堂网络的现状以及其特有的仪式两个层面，审视并重构这一信仰文化体系形成的历史。作者强调潮汕善堂自清末以来的扩张过程“不仅包括了外向的，地理上逐渐将整个潮汕地区地理面积包融进该网络体系的过程，也包括内向的，向纵深的农村及山区渗透，将这些社区吸纳入更大的潮汕善堂体系的过程”。这样，善堂文化体系不仅成为地方社区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且对后者起着一定的形塑作用。[10]郑群辉考察地方志的记载，指出潮汕最早的善堂应是位于揭阳的慈济会堂。潮汕善堂的出现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受明末清初以来全国性善堂善会大量产生的潮流所影响；二是潮人底蕴深厚的慈善传统基础。他认为潮人善堂体现了儒家的“善与人同”思想和佛教的布施功德观念的有机统一。[11]王惠则以当代为时间轴，讨论海外华人将原乡的传统信仰习俗回传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她指出，大峰祖师百年回鸾及仪式促成该信仰体系的循环与完善，结合中国本土宗教文化的复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原乡地方社会的信仰体系，对发展地方慈善事业也产生积极的作用，还会促进乡村的地方经济发展。[12]以上这几篇论文颇见功力，为过去逾半个世纪备受忽略的潮人善堂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视角和理论。
日本学者志贺市子也加入潮汕善堂的研究行列，发表了《潮汕善堂所刊鸾书及其救济思想》一文。作者以潮汕善堂所刊印的鸾书为文本，从救济思想切入，探讨潮汕地区善堂于清末扶鸾结社运动中的普遍性和地域性。她指出潮汕善堂鸾书与其他地方的鸾书有不少共同点，但也有其他地方鸾书所没有的特色，这说明了潮汕善堂跨越潮汕地区的普遍性和限于潮汕地区的地域性。[13]此文的特色在于作者突破前人的研究视角，将潮汕善堂和同时代兴起的宗教运动有机地联系起来讨论。这一点对笔者在论析新加坡潮人善堂的扶乩活动和乩文的内容方面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志贺市子的另一篇文章《潮人善堂仪式在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传承与转化》，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中国香港及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的潮人善堂为个案，介绍彼等超度亡灵仪式的特征，讨论其对建构和维持“潮州人”族群的作用。作者指出潮人善堂在各地区社会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但从仪式这一点来说，却有惊人的共通性，仪式的程序和内容、法坛的布置、经师作法、服装、乐器以及音乐等基本上相同。作者因此认为各地潮人善堂对潮州式超度亡灵仪式的结构、做法和音乐具有一定的共识，这些是上一代传承下来的潮州式超度亡灵仪式的标准。此文采用了大量田野调查所得的原始资料，对案例的分析不可谓不详尽，也提出许多值得思考的观点。可惜的是，此文选择的案例不包括新加坡，故作者的结论是否可以概括和说明新加坡潮人善堂的情况，则有待更全面的研究。[14]
关于潮人善堂的研究，必须提到的还有中国学者林悟殊撰写的《泰国大峰祖师崇拜与华侨报德善堂研究》。这本专著在1996年出版，可谓开潮汕善堂研究风气之先。林悟殊对大峰祖师崇拜在泰国的推广及当地报德善堂对泰国华人的深远影响，做了微观深入的研究和精湛的论述，是研究东南亚潮人善堂不可缺少的参考专著。[15]
关于新、马潮人善堂的介绍及其史略之汇集，最早见于潘醒农1950年编著的《马来亚潮侨通鉴》一书，[16]其后，有彭松涛于1983年编写的《新加坡全国社团大观（1982～1983）》。[17]潘氏在书中“慈善团体”一栏，辑入同奉善堂、同敬善堂、南安善堂、修德善堂及普救善堂互益社史略，也简单追述了“新加坡中华善堂蓝十字救济总会”的创立与发展历程。彭氏则对新加坡善堂组织及其活动，以及日据时期五间善堂（修德、普救、南洋同奉、同敬、南安）组成的蓝十总会的结构与运作予以介绍。这两本出版物均对两地潮人善堂近况略做介绍，没有太多的讨论，但不失为基本的参考资料。
步入21世纪，新、马两地大学的研究生相继完成了三本有关善堂文化、大峰祖师崇拜和仪式的论文。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陆秀玉最早以“新加坡善堂的功德仪式”作为其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其《新加坡善堂及其功德仪式研究》不仅叙述了新加坡潮人善堂的发展历史和组织结构，还以蓝十总会属下各善堂为案例，通过田野调查，图文并茂地说明善堂一些常见仪式的由来和特点，记录仪式的过程，并说明科仪背后的意义，是一篇结构严谨、内容翔实的学术论文。[18]《宋大峰崇祀、新加坡修德善堂暨其新马分堂：创建历史及其仪式研究》是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曾衍盛2013年的硕士学位论文，[19]该文以马来文撰写，笔者因不谙马来文，未曾阅读，故不做评论。另一篇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黄洁馨于2016年完成的荣誉学士学位毕业论文《新加坡潮人善堂的扶乩仪式——修德善堂的个案研究》，同样是通过文献考据结合田野调查，聚焦于善堂扶乩仪式的研究。该文指出扶乩仪式具有“中华性”和“当地性”，也讨论了扶乩仪式与新加坡社会的关系，具有突出的分析视角，但整体而言，论文没有太大的原创性，未跳脱出前人研究的框架。[20]
马来西亚学者陈志明发表了“Shantang—Charitable Temples in China，Singapore and Malaysia”一文，重点在于指出地方精英和绅商对推动中国和东南亚善堂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陈氏发现不同政治环境中的善堂都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稳健发展，而宗教性和慈善活动都有助于提高对政治和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21]另一位马来西亚学者苏庆华分别于2003年及2016年发表了两篇论文《新马潮人的宋大峰崇奉与善堂：以南洋同奉善堂为例》《新、马潮人的宋大峰崇祀与善堂：以修德善堂养心社为例》。前者阐述新加坡南洋同奉善堂及其属下三所分布于马来西亚柔佛、雪兰莪和槟城的分堂，“如何在以宋大峰为号召的崇拜系统和组织架构下，开展其宗教和社会福利活动”，并通过潮人善堂扶鸾宣谕和宣化的传统切入，突出了“善”与“乩”两个因素如何影响善堂之运作；后者讲述了新、马两地修德善堂在海外开枝散叶的历程和新加坡总堂如何完成宋大峰祖师乩谕建立修德一系“一总六分”的组织架构，并讨论其对中国潮安大吴乡母堂的重建所做出的贡献。这两篇文章对后人研究新、马潮人善堂的网络建构和它们与原乡善堂组织的互动，以及宗教仪式的回传有一定的启发，也为笔者撰写本书提供了许多思考的空间。[22]
笔者自21世纪初即往返于新加坡与潮汕之间，热衷于潮人善堂的研究，并陆续将十数年来积累的研究心得整理为文，自2004年开始，于国内外学报和论文集发表。这些论文包括《新加坡潮人善堂溯源——兼论其在早期移民社会的建构基础》、《柳缘渡人：从宗教仪式看新加坡潮人善堂信仰的文化内涵——以“扶乩”仪式为例》、《跨越南中国海的信仰网络——潮人善堂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发展模式》、《香茶水的信仰网络——新加坡潮人善堂宗教仪式的观察》、“Charity，Ritual and Business Network of Teochew Charity Halls in Singapore”、《做功德：新加坡潮人善堂的救赎仪式》、《潮人善堂鸾治与中医活动之考察：以新加坡修德善堂为例》。[23]这些论文或讨论新加坡潮人善堂的建构与早期移民社会的互动，或审视新加坡潮人善堂拓展其跨域网络的三大层面，即宗教仪式、慈善活动、经济关系以及三者的内在关系，或分析其宗教仪式和各种科仪的内涵与象征意义，或提出潮人善堂未来要面对的挑战与发展趋势。这些研究成果都为笔者日后深化对潮人善堂的研究打下重要的基础，提升了研究问题的逻辑思维能力，也组成了本书的主要框架、内容和观点。
三 问题意识与章节分布
客观而言，新加坡人对善堂的了解不深，就连潮籍人士对自身社群这个独特的宗教和慈善组织也是一知半解。新加坡潮人善堂的历史、组织、运作和活动如何？有些什么特色？自创立至今的一个世纪里，它如何与不断变迁的时空对话？善堂自身的思维、结构、性质和功能发生了什么变化？它如何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而又备受西方文化冲击的社会里，寻找到新的定位以凸显自己的角色？面对21世纪的资讯化时代和全球化的大趋势，新加坡的潮人善堂又将何去何从，以迎接更大的挑战？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本书所要探讨的重点。
本书的问题意识与核心内容可归纳为三方面。其一，通过回顾与梳理新加坡中华善堂蓝十救济总会及其下属10所团体会员善堂的历史与发展脉络，并以之为案例，论述新加坡潮人善堂如何从一个源自中国侨乡的传统宗教组织，蜕变转型，成为现代社会慈善与福利体系的重要一环；其二，分析潮人善堂的宗教仪式及其所体现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进而说明善堂如何有效地融合慈善活动与宗教仪式，在潮人社群中强化归属感与认同意识，增强社群凝聚力；其三，探讨善堂如何在日常运作中通过以崇奉大峰祖师的信仰为核心，结合其他群体，产生多层面的互动，建构起一个跨区域的信仰网络。
除“绪论”“余论”外，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探讨潮人善堂的起源与变迁，以及其在早期的新加坡移民社会的建构基础；第二章主要论述新加坡中华善堂蓝十救济总会的初创背景，考证其成立年代，厘清其组织结构，分析其对本地善堂组织的制度化和网络构建所起的关键作用；第三章梳理新加坡中华善堂蓝十救济总会10所会员善堂的历史和发展脉络，勾勒出个别善堂的特色和整体的社会功能；第四章介绍潮人善堂经常举行的重要仪式，凸显其反映潮人传统观念和民间习俗的科仪特色与程序，观察其作为善堂文化载体的内涵和象征意义；第五章论述新加坡潮人善堂建构其跨域网络的三个主要层面（宗教仪式、慈善活动、商业关系）如何相辅相成，促成善堂与社会的紧密联系与互动，从而在现代化的社会场域中仍然占据一席之地。本书余论部分除总结前面各章内容要点外，还提出大峰祖师信仰传承和潮人善堂未来发展的趋势及所面对的挑战。书末还附录了新加坡中华善堂蓝十救济总会现行章程、总会与10所团体会员善堂的通讯录、大峰祖师崇拜大事年表、报德古堂珍藏的祖师佛像、祖师灵签与药签。
四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书篇幅不小，在行文用语上力求平易简练，不用艰涩难懂的术语，以增强可读性。笔者以学者的独立身份，遵循严谨的学术规范，从学术的角度，客观地探讨和分析书中所涵盖的各个问题。笔者也避免将一些深奥玄虚的“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阐述和解释潮人善堂文化，而是着重使用新发现的一手史料，适当地运用前人学者所提出的一些简单贴切的概念，实事求是，从宏观和微观兼具的视角切入进行分析和探讨，并采用多元的研究方法，除了历史学科的文献考据，也包括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的田野调查、问卷调查、访谈、参与观察等。
必须指出的是，善堂在潮汕地区的发展情况，有地方志、金石碑文和其他文献可考，也有许多相关专著，例如前述学者夫马进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梁其姿的《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还有陈宝良的《中国的社与会》[24]等。他们运用了许多原始资料，对中国善会善堂的各个层面做了系统和广泛的研究。相对而言，现存关于新加坡潮人善堂的原始文献相当零散，至今也还未见有前人的研究专著。本书乃根据大量的档案资料，包括中华善堂蓝十救济总会和个别善堂留存下来的章程、报告书、通告、账簿单据、议案簿、便条、手抄笔记、行政文书、来往公函、会议记录、纪念特刊、通讯录、宗教经文、疏文、签诗、科仪牍文和旧照片等，辅以中英文报章的新闻、专题报道、宣传广告，以及田野调查记录、口述历史、采访和问卷调查所得的第一手资料，并参考古籍方志、专著论文和互联网资料，悉心考据，探其端倪，深入思考，批判分析，客观论述，以期对新加坡潮人善堂有较全面的了解。
笔者于2003年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院教学人员研究基金，开启了对潮人善堂的研究，此后陆续在国内外举办的多个学术研讨会上以新加坡潮人善堂的相关问题发表论文，并刊登于各地学术期刊和论文集。长期以来，笔者虽然对潮人善堂文化密切关注，研究兴趣与日俱增，投入了大部分的科研时间与精力，但大峰祖师信仰源远流长，潮人善堂文化博大精深，笔者对潮人善堂的认识实尚为肤浅，不足为道，本书所讨论的内容也只是潮人善堂文化的一小部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敬请各位方家学者和善堂诸前辈不吝赐教。
[1] 中华善堂蓝十救济总会总务杨训忠访谈记录，手机短信，2017年7月26、27日，8月1日。
[2] 彭松涛编《新加坡全国社团大观（1982～1983）》，新加坡：文献出版公司，1983，第N-203页。
[3] 参见林俊聪《饶宗颐纵谈善堂文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汕头市升平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印《升平文史》创刊号《潮汕善堂专辑（1）》，1996，第6页，原载《汕头日报》1995年4月18日，第8版。
[4]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京都：同朋舍出版社，1997。
[5] 《升平文史》创刊号《潮汕善堂专辑（1）》全册厚170页，分为“善堂春秋”、“善人楷模”、“善堂碑记”及“善堂名录”四部分内容。
[6] 出版年份较早的有潮阳和平报德古堂福利会编印《潮阳和平报德古堂：恢复十二周年纪念特刊》，1996；大吴修德善堂福利会编印《潮安：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新堂宇落成庆典纪念册》，2001；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编印《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创立百周年庆典纪念特刊（1902～2002）》，2002；陈若苹主编《存心堂务（1899～2014）》，存心善堂，2014。
[7] 林俊聪编著《潮汕庙堂》，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第545～678页；马希民、际云：《潮汕善堂大观》，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
[8] 金文坚、陈景熙：《潮汕善堂文征》，《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S1期，第93～100页。
[9] 陈春声：《侨乡的文化资源与本土现代性——晚清以来潮汕地区善堂与大峰祖师崇拜的研究》，赖宏主编《第六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潮州同乡会，2005，第666～687页。
[10] 徐苑：《大峰祖师、善堂及其仪式：作为潮汕地区文化体系的潮汕善堂综述》，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2006。
[11] 郑群辉：《论潮汕善堂的历史起点》，黄挺主编《朝学研究》新2卷第2期，韩山师范学院、国际潮学研究会，2012，第33～45页。
[12] 王惠：《海外移民与宗教仪式回传——甲午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宋大峰祖师金像百年回銮》，《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59～67页。
[13] 〔日〕志贺市子：《潮汕善堂所刊鸾书及其救济思想》，陈春声、陈伟武主编《地域文化的构造与播迁：第八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3，第130～141页。
[14] 〔日〕志贺市子：《潮人善堂仪式在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传承与转化》，张禹东、庄国土主编《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148～174页。
[15] 林悟殊：《泰国大峰祖师崇拜与华侨报德善堂研究》，台北：淑馨出版社，1996。
[16] 潘醒农编著《马来亚潮侨通鉴》，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0，第328～330、334～335页。
[17] 彭松涛编《新加坡全国社团大观（1982～1983）》，第N-205页、Q-107～111页。
[18] 陆秀玉：《新加坡善堂及其功德仪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0。
[19] Chan Yann Sheng，“Pemujaan Song Dafeng dan Tokong Amal Seuteck Di Singapura dan Semenanjung Malaysia：Tinjauan Sejarahdan Aktiviti Amal”，M.A.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alaya，2013.
[20] 黄洁馨：《新加坡潮人善堂的扶乩仪式——修德善堂的个案研究》，荣誉学士学位论文，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16。
[21] Tan Chee Meng，“Shantang—Charitable Temples in China，Singapore and Malaysia”，Asian Ethnology，Vol.71，No.1，November 2012，pp.75-107.中译文见《善堂——中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慈善寺堂》，孟庆波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24～39页。
[22] 苏庆华：《新马潮人的宋大峰崇奉与善堂：以南洋同奉善堂为例》，李志贤主编《海外潮人的移民经验》，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3，第201～212页；《新、马潮人的宋大峰崇祀与善堂：以修德善堂养心社为例》，张禹东、庄国土主编《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第2辑，第127～147页。
[23] 李志贤：《新加坡潮人善堂溯源——兼论其在早期移民社会的建构基础》，黄挺主编《潮学研究》第11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第240～270页；《柳缘渡人：从宗教仪式看新加坡潮人善堂信仰的文化内涵——以“扶乩”仪式为例》，刘宏主编《海洋亚洲与华人世界之互动》，新加坡：华裔馆，2007，第94～122页；《跨越南中国海的信仰网络——潮人善堂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发展模式》，周照仁主编《2009海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论文集》，高雄海洋科技大学，2009，第14～26页；《香茶水的信仰网络——新加坡潮人善堂宗教仪式的观察》，周照仁主编《2009海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论文集》，第38～44页；“Charity，Ritual and Business Network of Teochew Charity Halls in Singapore”，Asian Culture，Vol.33，June 2009，pp.37-55；《做功德：新加坡潮人善堂的救赎仪式》，张禹东、庄国土主编《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第2辑，第175～194页；《潮人善堂鸾治与中医活动之考察：以新加坡修德善堂为例》（与杨妍合撰），严家建主编《多元一体的华人宗教与文化：苏庆华博士花甲纪念论文集》，雪兰莪：马来西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7，第176～202页。
[24] 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