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甲骨、金石

一、甲骨

中国文字的雏形大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象形文字。而真正意义上最早的中国文字，则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因甲骨文已经脱离了图形的阶段，向着线形发展，并已具备了中国文字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

由于甲骨文是在殷商时代用坚硬的契刀凿刻于龟甲或兽骨上的，故甲骨文又称为“契”“契文”“殷契”“殷文”等；又因当时刻写在甲骨上的文字内容主要为与占卜祭祀有关的纪事，故又称“卜辞”。

甲骨文的被发现和受到重视，是中医医疗活动中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意外收获。1899年清代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因患疟疾而服用中药，不经意中发现药剂中有一块龙骨上面竟然刻有文字，于是派人至药铺高价选购了一些文字比较清晰的龙骨，经仔细考订，推断这是一种比西周铭文还要早的古文字。从此，深埋地下3000多年的殷商甲骨文得以昭然于世，并由此开启了甲骨文研究之先河。

自王懿荣率先对甲骨文进行辨识之后，目前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约有4500个，已经辨识的近2000字。2008年2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由彭邦炯编著的《甲骨文医学资料释文考辨与研究》，对甲骨文中的医学资料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分上编、下编、附编三部分。上编为释文与考辨，下编为殷商生育与疾病研究，附编为选片图版，共选865片，基本囊括了迄今发现的甲骨文中有关生育与疾病的所有涉医资料。

古代将医术与卜术归为同类，《三字经》谓“医卜相，皆方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始皇焚书时，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其列。据此可以测知古时医药、占卜是相近的学科门类。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曰：“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隋书·经籍志》著录葛洪《龟决》2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孙思邈《龟经》1卷，可见古代名医多精于此道。

据著名甲骨学者胡厚宣1944年所撰《殷人疾病考》统计，“殷人之病，凡有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产、妇、小儿、传染等一十六种”，并与今日之分类加以比较，认为“具备今日之内、外、脑、眼、耳鼻喉、牙、泌尿、妇产、小儿、传染诸科”。而在其后更多的甲骨文献中作进一步统计，卜辞中载有各种疾病达40种左右。此外，与医学有关的内容还包括药物名、针灸按摩等治法、个人与环境卫生等多个方面。每一条涉医卜辞，大都记载了一则病例，故可视作医案的最早源头，比《庄子》中的医案雏形及《史记》所载仓公“诊籍”要早1100~1300年。

二、金石

我国古代称铜为“金”，所以“金文”主要是指青铜器上的铭文。石指刻石，大至摩崖，中至碑碣，小至玉版、玉佩，皆可属之。

1.金文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青铜器的铸造代表了物质文明的最高水平，其时凡重大的历史事件，大多要铸造青铜器并刻以铭文记载。

青铜器主要分为礼器、乐器两大类。金文多铸于乐器钟、礼器鼎，故又称“钟鼎文”。其中大多是凹下的阴文，称为“款（刻）”；也有一些是凸出的阳文，称为“识（zhì，记）”。

商代的金文铭辞字数较少，一般只记载作器者名、族氏和祭祀对象等，如出土的目前已知体量最大的商代“后母戊鼎”，腹内壁仅有铭文“后母戊”三字。而西周时期青铜铭文得到了高度发展，西周三大青铜器——毛公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均以其长篇铭文和精美的书法著称于世。

现存金文中的医药内容较为少见，仅有一些单独的涉医文字。历史上有两件与医药有关的铜器：一件是汉代的医工铜盆，出土于河北满城汉墓，铸有“医工”二字铭文；另一件是北宋王惟一主持铸造的针灸铜人，体表上铸有穴位名称。严格地说，这两件器物属医史文物，只能算广义的医药文献。

2.玉文　玉版上刻字，较早期的可见于商代“甲子表”。在传世玉刻文献中，有一件与中医关系较为密切的战国时期的气功文物——《行气铭》，为十二面棱柱形小玉柱（即玉佩，故又称此物为“行气玉佩”），中空不穿顶，每面阴刻篆文3字，连重文共计45字。郭沫若释读：“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几舂在上，地几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此段文字描述吐纳呼吸的一个回合过程，这是迄今发现的有关气功的最早文字记录。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纪念银盘特将此段文字铸于背面，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在养生方面具有代表意义。

3.石文　战国末年，青铜器的铸造衰落，代替金文而起的是石刻文。现存最早的石刻文献是文字刻在十个形如鼓状石上的石鼓文，因其内容为纪颂秦王游猎之事，故又称“猎碣”，是秦始皇统一文字前大篆的典型代表，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汉代碑刻盛行，其中一类是门生故吏为府主歌功颂德之作，最常见的是墓碑和祠庙碑，长方形的刻石称“碑”，圜首形或形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的刻石则称之为“碣”，现一般往往“碑碣”通称；另一类是摩崖石刻，用以记录劈山开路、修治水利等重大工程。由蔡邕等倡议发起并用标准八分隶书书写的《熹平石经》，则是石刻经书的典范之作，其后有《正始石经》（三国魏）。

唐代石文著名的《开成石经》，用楷书刻《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种儒家经典，故又称《石刻十二经》，现存陕西西安碑林。其后历代陆续刻有《孟蜀石经》（五代）、《嘉祐石经》（北宋）、《绍兴御书石经》（南宋）、《卜三经石碑》（清）等。

4.石刻医药文献　古代贤德之士好集方书，不仅书诸笔墨，且往往刻石以传。先贤们认为，药剂等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轻重之舛，生死系焉。而版刻或写本，极易讹传，故刻之于碑碣崖石之上，既可昭示天下，又传之弥久而不易磨灭，可谓用心良苦，其价值意义与东汉树立标准的《熹平石经》异曲同工。

医方刻石并无定式，或刻于碑碣，或刻于洞窟，或刻于山崖，或刻于祠堂，还有的刻于厅壁，等等。

（1）南北朝、唐代石刻医方　龙门石窟药方在石刻医药文献中具有重要地位，位于河南洛阳南郊龙门石窟之药方洞口过道两壁的岩石上，其凿刻年代有北齐说、隋唐说、唐代说等不同版本（张瑞贤《龙门药方释疑》定为唐高宗永徽初年）。据不完全统计，药方洞刻有药方约140首，其中属于灸法的约为23方，药物治疗117方；能看清的病名46种，如疟、反胃、心痛、消渴、癫狂、小便不通、疰病等；剂型有丸、散、膏、汤（张瑞贤《龙门药方释疑》统计为59种疾病、153首处方）；用药方式有内服、外敷、洗、熏等多种。

唐末黄巢起义时，从南齐医家褚澄墓中掘得褚氏医书刻石18片，为萧广所得，萧广去世后，其子萧渊据此刻印百本散之，并作序将得石经过补刻一石，连同原石复埋其父墓中；南宋时萧氏后人自墓中掘出刻石，经僧义堪誊抄，刘义先雕版付印，即今之所见《褚氏遗书》，但此书刻石原物未见保存流传。

唐代还有经脉灸法刻石，据《苏沈良方·卷一·灸二十二种骨蒸法》所载：“《崔丞相灸劳法》……毗陵郡有石刻最详。”可知北宋时刻石尚存，后佚，部分佚文可见于唐《外台秘要》和宋《幼幼新书》中。崔丞相，即唐代崔知悌。

（2）宋代刻石医方　北宋医官王惟一创制针灸铜人，于天圣四年（1026年）先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又以大字刻于碑碣，立于汴京相国寺。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将此石移至大都（北京）。1965~1983年，北京曾先后发现宋碑残石7方，现藏于首都博物馆。其他宋代石刻医方有：宋代洛阳县兴国寺立有该寺无际禅师所传治疗骨科疾病之《换骨丹药方碑》；宋宣和四年（1122年）吕渭刻《养气汤方》于广西临桂刘仙岩壁；宋代宣和六年（1124年）郭思将《千金宝要》刻碑于华州公署；明代隆庆六年（1572年）秦王朱守中再次将《千金宝要》刻石，立碑于耀州真人洞（今陕西铜川耀州区药王洞）前，同时又另刻《海上方》碑，等等。

石刻医方甚至可以起到改变医疗观念的巨大作用。宋代岭南等地普遍忌医讳药，如苏东坡“书柳子厚《牛赋》后”中说：“（琼州黎人）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间有饮药者，巫辄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为却药禁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已。”《宋史·列传第八》载宋代陈文忠（尧叟）曾为官广西转运使，因见当地有患病不服药而惟祷神的习俗，于是将《集验方》刻石后置于桂州驿馆，自此以后，始有服药者。宋代范质（子旻）任邕州（今南宁）知州时，因见当地民俗好淫祀，轻医药，重鬼神，遂下令禁之，且用自己俸金购药以给病者，治愈者数以千计。复刻《疗病方书》于宣化厅壁之上，以宣传医药知识，感化民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