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暨南大学重建和复办

黄卓才

2008年，暨南大学复校50周年、复办30周年。这是百年校史上的两件大事，两次绝处逢生，意义非同寻常，值得好好纪念。

1958年暨大复校，我考入中文系，成为首届学生；1978年夏天，母校发出商调函，召我回中文系任教。这样，我就有幸亲历了这两次复兴。半个世纪过去了，回忆往事，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

创业维艰

复校伊始，极为艰辛。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暨大并入复旦大学等校。1958年复校，地点却是广州，筹办者也完全是新的人马。所以除了继承一个校名，实际上等于新办。组建一个新家庭，柴米油盐，床铺被席，一切从零开始，已经是够头疼的了，何况办一个大学！当年国力尚未强盛、财物缺乏，其难度更可以想见。图书、设备不说，单说校园地皮就来之不易。从华侨补校接收过来14万平方米的校园实在太小，征地是必须的。但新征来的40多万平方米土地都是市郊农民的菜地。农民想不通，不时有摩擦。有一次竟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扛着锄头，举着扁担，在今经济学院大楼旁的大榕树下，气势汹汹，那棵大榕树上还挂着生产队往日开工敲打的铁钟。万事开头难，好在师生团结一致，不怕困难。好在有陶铸，有梁奇达，一个是广东省委书记（后又任中南局书记），一个是教育厅副厅长，都曾金戈铁马，驰骋疆场，指挥过千军万马。他们威信极高，足智多谋，办事果断灵活，给农民满意的安置和补偿，终于化解了矛盾。随即，大兴土木，明湖挖出来了，老六栋教师宿舍、明湖南岸小山上的教授别墅群、西南区学生宿舍群、黄宽诚教学楼、“蒙古包”食堂等陆续建起来了。校园扩展到60万平方米，由岗顶马路（现在的中山大道）直到黄埔公路（现在的黄埔大道），南北贯通，一个初具规模的暨南园在广州石牌高校区雄踞一方了！

如果说50年前的复校创业维艰，那么30年前的复办，则还有如凤凰涅？般钻心的痛楚。“文革”内乱，暨大遭到浩劫，正当奄奄一息之时，林彪反革命集团又横砍一刀，把暨大校园交给从东北迁来的第一军医大学。暨大停办后，人员分别并入中山大学、广东师院（现华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化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也被瓜分。如果林彪集团和“四人帮”没有彻底覆灭，如果没有党中央、国务院迅速做出复办暨大的有力决定，如果没有叶剑英元帅、廖承志先生等关键人物的鼎力支持，暨大就不会有今天。

记得复办之初，许多校舍还被军医大占用着，分散在四校的老暨大们迟迟不能搬回来。我调回母校时，与从全国各地抽调来支援的教师一样，几乎无处栖身。当时学校的应急办法是：家属未随调的，暂住办公楼（现在的艺术学院），三四个人同住一间斗室，或在明湖北面的三层楼学生宿舍（后已拆除重建）住架床；有家属的，则两三家人同住现苏州苑教工宿舍楼一个套间。彼时，宿舍的楼梯、过道上堆满了行李家杂。有的老师只能在房间门前或房间内用煤炉烧菜煮饭。办公环境更差。中文系没有会议室，四五十位教师开会，只能挤在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简陋办公室里。凳子破破旧旧，也不够用，有的人只好站在走廊上侧耳旁听。这样寒酸的日子，熬了好几年！

教师敬业

复校之时，正值全国“大跃进”，高校都搞“教育革命”，重实践、轻理论，体力劳动占去了很多时间，正常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入学第一年，我们上课很少。第二年，大家都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了，学校决定延长学制（本科四年制改为五年制），狠抓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办好大学，关键是师资。学校领导千方百计延聘良师来校任教。我们中文系最初的师资班子，全是从中山大学中文系和中大工农速成中学调过来的，多是中青年教师。不久，萧殷先生被请来了，当系主任。他是著名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也有办学经验。他尊崇学术，敬重教授，但不走学院派办学路线，而强调理论与实际结合。他从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请来几位老教授讲文艺理论、古代汉语、训诂学、文学批评史和逻辑学课程，又从各地聘来了一批既有学养又有创作实践经验的诗人、作家、名记者，如陈芦荻、曾敏之、杜桐、何芷、杨嘉、艾治平……使教师队伍得到充实，教学质量迅速提高。

学校方针明确了，教学是中心环节，教师的任务主要是教学，首先就要上好课。陶校长说：“不管是新的老的，谁教得好，便是好老师，要名副其实。不管白猫还是黑猫，只要能吃老鼠便是好猫。”领导狠抓教学，老师们敬业精神十足，备课上课、课外辅导非常认真。我们中文系有几位老师课备得烂熟，课堂上讲得条分缕析、娓娓动听，很受学生欢迎。陈芦荻老师讲诗歌，富于激情，落笔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随笔；彭俊老师讲《鸿门宴》，绘声绘色，把古战场上剑拔弩张的人物和场面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学生无不折服。我的同窗李大洲（秦岭雪），佩服到五体投地，刻“彭俊门下走狗”印章自勉。那时，新教师上讲台，必须经过试教，并被“老教头”认可才行。我们中文系有几门课，从中山大学中文系请黄海章、楼栖、赵仲邑等老教授来上；每次必有该校助教随行听课，并为老教授提书包、斟茶倒水，毕恭毕敬。有榜样在，暨大的新教师们都很勤奋。领导对教学质量紧抓不放，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检查督促。有一位教师口吃，上一堂课要预先在家对镜练习几天，精神可嘉，但效率太低，被调走了。另有一位教师，人到中年，半路出家，缺乏教学经验，板书中写了3个错字被深入课堂听课的领导和同事发现，不久即被“炒鱿鱼”。“以老带新”“领导听课”“教师互相听课”的制度和传统，在复办后好长一段时间得到继承和延续，对保证教学质量确有作用。

学生苦学

复校不久，国家就陷入“三年困难时期”。学生肉食少，油水不足，营养不良，时间长了，就发生水肿、肝炎、肺病等时代流行病，严重的只好退学。但是，大多数人还是熬过来了，不但坚持不缺课，不迟到早退，而且照样早起锻炼身体，参加建校劳动，如挖明湖、附属磨碟沙农场（现广州会展中心地段）的生产劳动和支援性的社会生产劳动等。当时，上课时间除有个别“病号”会留在宿舍之外，宿舍里空无一人。说个笑话：有一次，我们房间被小偷光顾，大概是顺利得手吧，不久他又来。这一次，我们因故提前下课，把他逮个正着。他竟说：“你们不是在上课吗？”

那时实验室、图书馆条件差，课室、宿舍就连一把电风扇也没有。天气闷热，或冬天严寒，不少同学还在挑灯夜读。我们的课堂笔记做得很认真。曾敏之老师让我们学习清人顾炎武写《日知录》，许多同学都天天写“生活笔记”。我记了3年，写满了6本厚厚的笔记簿，的确起到了很好的练笔作用。复办第一届（1978级）的学生，基本上是当过“知青”的。“文革”使他们失去了继续读书深造的机会，他们深切体会到能上大学是多么幸福！所以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他们对于知识的追求，真是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我讲写作课，许多同学都拼命记笔记，似乎想把老师讲的话都照录下来。也难怪，那时候“文革”刚过、百废待兴，想找一本写作参考书不易啊！但我告诉他们，写作课不需要死记硬背，听课重在理解、感悟，课堂笔记记下要点就行了，课余倒可以多做点联想笔记、心得笔记。这批学生已经很勤奋，够下苦功了，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苦学出人才，复校、复办初期的学生，成才率较高，毕业后表现优异的相对较多。这一点，在暨大校史上成为突出的现象。以中文系为例，光是我能够数得出来的，就有著名作家（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作家、华侨小说家）、诗人、书法家、油画家、戏剧舞台艺术家、影视编导、文学名编、诗词楹联专家、香港著名爱国记者、香港特首特别助理、新华社广西分社社长、华夏银行深圳分行行长，还有一人身兼广州花园酒店等几家大企业董事长的。张振金、秦岭雪、林克欢、钟晓毅、何慰慈、梁凤莲等，知名度都很高；汪国真的青春诗，曾风靡神州。当中文系主任、书记的，当大学教授的，为数不少。谢金雄当珠海市副市长和作协主席，张耀中任珠海市委常委，黄旭辉、贾益民当暨大副校长，方烈文当汕头市文化局长，刘宁任佛山市传媒集团老总等，都很出色。在县市下面基层工作的校友中，涌现了一大批中学高级教师，还有特级教师、校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笔杆子……许多人在专业或其他方面都有骄人表现（恕我孤陋寡闻、挂一漏万）。

多难兴邦，多难也可以兴校。暨南大学两次蒙难，两次复兴，每次复兴后又是更大飞跃。关键是暨南人坚忍不拔，自强不息，不断向更高的目标奋进！

（本文写作于2008年）

【作者简介】黄卓才，广东台山人。暨南大学1958级中文系，1963年毕业。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顾问。终生从教，从事写作学研究、华侨华人研究，业余进行文学创作。代表作长篇报告文学《鸿雁飞越加勒比——古巴华侨家书纪事》获第二届“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