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暨大二次复校前后轶事

罗戈东

1978年4月，我在广东工学院任副院长，正在广州招生，突然接到省委电话要我立即去开会，原来中央政府下达了文件准备复办暨南大学，并决定杨康华、梁奇达、罗戈东三人立即飞北京，接受任务。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要求我们立即行动，务必在当年9月招生开学。从4月到9月只有6个月时间，任务有四：收回被占用的全部校舍；除恢复原有的7个系外，增设新闻系、医学院和华侨医院；接回分散在各地的教职员工800人；新增华侨医院专业人员300人。面对如此艰难、复杂、紧急的任务，我们二话没说，立即飞回广州。

起初，原占用校园的单位只退给我们一座两层400平方米的房子，那原是暨大患肺结核病学生疗养的地方。我们还是立即搬了进去，办公、食、宿都挤在那里。

杨康华、梁奇达、王越、罗戈东、李天庆负责主持复校工作。我们商定，教务、科研、招生方面由王越、李天庆负责；收回全部校舍，开具名单接回教职工，进行校舍宿舍建设，恢复日常行政、总务、财务等管理工作，由罗戈东负责；杨康华、梁奇达两人负责全面协调。杨康华当时在省委尚有职务，实际负责的是梁奇达。

1957年夏，我参加创建广州电影制片厂工作，到1963年已有6年，我本来决心以此为终生从事的事业，中央决定调我出国任文化参赞，后因国际形势变化暂缓赴京，转而奉命去暨大短期协助工作。1964年春节我便留在暨大。我以前没有做过大学教育工作，就在我留下工作的两年，发生了“文革”，1966年以后我在暨大家散人亡。那是我血泪满腔、伤心悲痛之地，尽管我内心十分不愿再回去工作，然而我从1939年参加抗日战争时起就以身许国，“我以我血荐轩辕”，从来不求名利，坚决服从上级的命令，为此我全力以赴。

在此我只着重个人负责那部分工作的情况，涉及全校和教务、招生方面则不详述。

当800名职工陆续回校后，我们商定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严正宣布将1966年以来曾遭受到迫害而强加于他们的污蔑不实之词彻底推翻。当时对暨大有贡献而受到迫害者近200人，他们恢复名誉后，奔走相告，全校教职员工欢欣鼓舞。正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瞬时掀起了“暨大热潮”，要求回来和要求来工作的信件像雪片般飞来暨大。

当时我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这对于一个曾遭受多年身心摧残、患有心脏病且已60多岁的人是超负荷的！记得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写完关于要求占用单位全部退还校舍的报告，再写完一封热情来暨大工作者的回信（我的习惯是对来访者或者给本人收的信，我定和他们见面或亲笔写信）已是深夜11点多钟。我离开办公室后，突然下起暴雨，周围一片漆黑，不见一人，我无处可躲。此时胸口隐隐发痛，如果我在中途倒下必死无疑，我坚持挨到住处，刚到门口就倒下了。那时心绞痛加剧，冷汗淋漓神智逐渐不清，不知谁把我送去了医院。直到第二天早上我竟然苏醒了，后来亲人转送我去中山二院，治疗了两三周，捡回了一条命，即回校工作。

为了抢时间，我与华南工学院建筑工程研究所联系，请求他们提供现成的宿舍图纸，稍作修收，立即施工（新设计图纸起码要一两个月才能出炉）。

当时负责建宿舍的是基建科长杨泽泉。那六幢四层的宿舍被称为教授楼。杨泽泉因劳累过度患病去世，他和许多为暨大操劳过度而病逝的职工们都应载入暨大史册永久纪念。

广州华侨医院的建筑总体规划是华工香港校友会主席蔡建中先生出资，从德国聘请原华工建筑专家夏昌世教授回来设计的，门诊部的施工图纸也是教授以最快速度提供的。后来建的诊疗和住院部的示意图也是他提供的，可以分期施工然后把三者联系在一起，门诊部建成后在大门下方填了一块云石，上面只写了施工单位的名，没有刻上投资设计的蔡先生和设计师夏教授的名字，我发现此事时已无能为力。如果蔡先生和夏教授有机会看到这篇小文，我再次向他们道歉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此外，还有基建处的陈广榕同志，他在该处资金暂时短缺时将他父亲的养老钱垫付，这种奉献应当予以特别赞扬。

占用单位未退还办公大楼，我们在大楼下侧建一简易平房，校办公室、各科室都挤在里面，严寒盛暑，大家都置之不顾。收回校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既要和该单位友好相处，又要坚持按时全部收回的原则。我和该单位的负责人三年往还，没发生过一次争吵，要求他们先退回课室和宿舍，然后限期全部退还。

总务部门职工工作十分繁重，光是清除宿舍区垃圾就达小数吨。用角铁和铁网制作的学校招牌，镶上叶剑英元帅亲笔写的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暨南大学。工人们夜以继日赶工设计制作，是一个重达数吨的招牌。当时工人们为了节约，安装时没有用起重机械设备。区奇这位50多岁的老工人用三条粗大长杉木搭成三脚架，用滑轮把它吊上去，他在下面指挥，校门左右两条枣红色的砖柱上，站着几个工人，将招牌扶正安放在柱上并加固。那时正在下雨，他们浑身湿透，我站在雨中提心吊胆，一再说：“小心！小心！”区奇面不改色地说：“唔怕！无事！”

大年初二，家家都忙于拜年。某教师给我电话说，他家的厕所塞了。刚从工人提升的科长翟锦桃接过我的电话说：“大家都在拜年，我自己来吧！”他去检查发现厕所内有许多硬物，用泵打不通，他只好用手连同粪便一把一把掏出来。

区奇和翟锦桃两位，都因病早逝，我十分悲痛，他们的智慧和忘我的品德，我永远不会忘怀。

园林科长吕恩兴也是从工人提拔上来的，校园里绿树成荫，芳草如茵，绝大部分都是他和工人一起栽的。他经常扛着锄头和斩刀巡视全校，有时爬上树砍掉多余的树枝，几十年如一日。烈日当空在树荫下走动谁都感到适意，但有多少人知道他的辛劳？

何旺兴本是个女炊事员，德才均好，我便向人事处推荐，后来她升任管理员、副科长、科长、招待所所长，教工和学生饭堂都办得很好，饭热菜香，深得师生好评。

我亲眼见到行政、总务部门的职工们日夜辛劳，我很感动，如果没有他们配合教务、科研、招生工作，暨大就不可能在半年内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当然教师们也很辛劳，才能有复办后合格的历届毕业生。

令人欣慰的是，华侨、港、澳、台和内地（大陆）学生对教师和学校负责人都很尊重和关心，师生间情意深重，使我永不忘怀。

有一次在韶关到广州的火车厢里，有几位青年一齐拥到我身旁：“罗校长，您好！我们是暨大的学生。”他们急急询问我过去的遭遇和健康状况以及将来的去向……我只说我目前在广东工学院工作，就哽咽不能成语。告别时他们一再说：“校长，珍重！”

我住在广东工学院集体宿舍时，有一批暨大学生来探望我，他们看见我家三代挤在一个潮湿漏水且与厕所为邻的房间里，一位戴眼镜的学生握着我的手，满眶热泪地问：“您怎么会住在……”哽咽不能成声，其他同学眼眶都红了，当时和以后，我每一念及此就泪湿衣衫。

（本文原载于暨南大学南加州校友会会刊1998年第5期）

【作者简介】罗戈东（1918—2004），广东南海人。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广东省文化局局长，珠江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代党委书记。罗戈东于1963年调入暨南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1978年重回暨大，任副校长、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