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布拉格学派与扬·穆卡若夫斯基

第一节 作为文论学派的布拉格学派

布拉格学派（The Prague School），原称布拉格语言学小组（The Prague Linguistic Circle），又称捷克结构主义，是20世纪语言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该派成立于1926年10月，主要活跃于20世纪30—40年代，其主要成员有威廉·马泰休斯（Vilém Mathesius）、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伊（N.Trubetzkoy）等。

布拉格学派之所以享誉世界，与其作为一个语言学流派，对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分不开的。该派制定了研究语言学的一种方法，该方法旨在从共时角度来对语言及其使用进行描写、解释。他们把语言作为一个系统来加以描述，并发展出与传统语音学相对的音位学，注重运用“结构—功能”的方法来对语言进行研究。布拉格学派对20世纪语言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今天，我们或许可以补充说，不仅是欧洲新近的语言学主要理论，尤其是现今仍在发展的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都可以看作是索绪尔这位伟大先驱的方案的逐步发展，他们也都在布拉格学派的著作中找到了灵感的源泉。[1]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布拉格学派，除作为一个语言学流派外，还是20世纪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该派在文学和美学研究上超越了形式主义文论，进而对结构主义文论做出了重要贡献。据著名学者雷纳·韦勒克[2]（René Wellek）考证，该派确实有过一批从事文学与美学研究的学者：

然而，比较鲜为人知的是，布拉格语言学派包括几位文学方面的学者，他们做过一番颇有抱负的尝试，旨在发展一种他们称为结构主义的文学与美学的连贯性的理论，至少早在1934年就进行这种尝试了。目前结构主义风行一时，而在很久以前布拉格语言学派就逐步形成这一学说，而且具体加以运用。[3]

布拉格学派从事文学与美学研究的学者主要包括扬·穆卡若夫斯基（Jan ）[4]、罗曼·雅各布森，以及菲尼克斯·沃迪奇卡[5]等。在这些学者中，韦勒克最为推崇穆卡若夫斯基，认为他是该派致力于文学与美学理论研究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在评价穆卡若夫斯基对捷克文学批评发展所做的贡献时，韦勒克毫不吝惜赞美之词：

他毫无疑问是捷克语言学派的参与者中最为多产的一位学者。他的思想的成长、扩展和多种方向也是文学、诸门艺术、学术研究，以及笼统说来，历史方面当时各种倾向的一个如实反映。因此穆卡若夫斯基变成了反映这五十年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学术生活的一位尤具代表性的人物。[6]

在韦勒克眼里，甚至正是穆卡若夫斯基个人的努力，决定着布拉格学派文学与美学研究所达到的高度：“妄称布拉格语言学派的文学理论是一个集体成就，犹如表面看来这些语言学家的基本学说是集体提出的一样，这种说法在我看来不够中肯。”[7]

诚然，布拉格学派不仅对20世纪语言学的发展有着很大影响，而且在文学与美学研究上也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该派对20世纪文学批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丝毫不亚于其之于语言学的。然而，长久以来，该派在这方面的成就常常被轻视，甚至被忽视。著名斯拉夫学学者彼得·斯坦纳曾指出这种不公正的状况：

撇开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对于现代学术界的显著的价值不论，它在英语国家中的接受是非常奇怪的。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它的形象被两种误解所占据：布拉格结构主义几乎仅被等同于语言学，甚至被更为狭隘地等同于雅各布森和特鲁别茨柯伊的音位学。只是在60年代中期，当结构主义逐渐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获得尊重时，学者们才发现对艺术和民间故事的研究是布拉格学派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但它在这些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被视为过时的，并且对许多人来说，小组只是“纯”形式主义和“当代”结构主义这两种更高的理论立场之间的一座桥梁。布拉格学派似乎是在学术探索中的一种过渡性角色。[8]

巴利·P.舍尔也曾写道：

一如其原初的名称所暗示——布拉格学派，在许多年里更多的是由于其成员在语言学领域的建树而称著于世，尽管从一开始，它的某些成员就已对文学研究、民间文学、戏剧以及一般艺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只是自60年代以降，在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布拉格学派作为法国的与英美的结构主义之先行者这一重要性之时，这一学派才因其对文学理论和美学的贡献，而获得了至少也是同等的声誉。[9]

布拉格学派在文学与美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之所以被忽视，恐怕与它在20世纪文学批评发展史上，主要在结构主义运动史上所扮演的过渡性角色不无关系。诚然，从20世纪结构主义运动发展的线索来看，布拉格学派位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与法国结构主义之间。众所周知，前者代表着形式主义文论的顶峰，后者为结构主义文论的集大成者，相形之下，处于中间的布拉格学派的光芒似乎被这两者所遮蔽了，因此，人们往往容易忽视它似乎就不足为奇了。这种过渡性角色也给学者们在对布拉格学派的文论进行定性时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在究竟是把它定性为形式主义文论，还是结构主义文论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小的争议。总之，该派文论思想的原创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忽视。然而，若撇开这种理论究竟具有多少原创性不论，单就它衔接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与法国结构主义的这种过渡性角色本身进行考察，我们也并不难发现其价值与意义。比利时著名学者布洛克曼在其《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一书中，曾就捷克结构主义对整个20世纪结构主义运动发展所做的贡献，予以很高的评价：

捷克结构主义使结构思想盛放异彩。我们可以从它懂得怎样摆脱教条式形式主义的情况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此外我们还看到，它离开了仅仅限于语言和文学的理论的观点，但并未因此损害语言模式的功能。接着我们看到这一模式怎样被应用于美学，后来又怎样被应用于有关社会现实的更复杂的问题。[10]

诚然，布拉格学派的文学与美学理论为结构主义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今日流行的巴黎结构主义，只不过是这里所谈的一切的重演。惟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它是结构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同样一些主题和方法被重新加以讨论。作为最新样式（dernier cri）提供给我们的，至多只是这些主题的演变或扩展，或者说，是在新的科学见解影响下对这些主题所进行的修正。[11]

布洛克曼的看法或许有些夸大，但这似乎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布拉格学派文学和美学理论的辐射力与包容力。布拉格学派文论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结构主义运动中，它还深刻影响了20世纪文论史上的一些其他重要流派，如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接受美学，尤其是沃尔夫冈·伊瑟尔的阅读现象学，以及80年代以尤里·洛特曼为首的苏联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等。

那么，布拉格学派在文学与美学研究方面到底有着怎样的建树呢？它对20世纪结构主义的发展究竟做出了哪些贡献呢？它在20世纪文论发展史中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本书以布拉格学派从事文学与美学研究的集大成者——扬·穆卡若夫斯基为研究对象，尝试揭示布拉格学派在文学和美学研究上的一些基本特征和风貌。

在着手对穆卡若夫斯基的文学与美学理论进行检阅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国内外学界对穆卡若夫斯基的研究历史和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