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构中的中西文论之争，实质上是一种全球化语境中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因为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被赋予了空间和时间的双重含义。

首先，在空间的维度上，中西文论之争主要表现为以西方文论为中心来理解中国文学现象，或者以西方文论来框范、改造中国文学理论。将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人为地设定为一种“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并将二者绝对对立起来。其中，由于不同学者所持的立场不同，对于“主体”和“他者”的强调也不相同。持普遍主义立场的研究者，往往从西方政治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相对优越地位出发，想当然地推导出西方文化，也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和普遍性。这种文化的普遍主义观点表现在文学领域，即认为西方的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具有普遍的价值意义，可以指导并适用于世界上一切的文学活动，其中也包括中国当下的文学实践。因此，这些研究者或是出于对于西方文学理论的由衷地热爱，或是出于对本民族文学理论的难以认同，他们选择用西方文学理论的视角和评判标准来对待中国的文学现象，在无形中不自觉地贬低或排斥中国本土的文学理论资源，更有甚者选择刻意去迎合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这种理论思维中，西方文论被认定为文学理论全球化进程中的绝对主体，而一切非西方的文学理论因为自身的异质性而被赋予“他者”的地位。这样的“主体”与“他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成一种全球化进程中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思维在文学理论这一问题层面的具体表现。

既然是“主体”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进程中的全面扩张，那么作为被时代洪流裹挟进全球化进程中的“他者”，中国文论的研究者们也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反应。前述持“西方中心主义”观点、认为西方文论资源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学者们倾向于认为，面对全球化进程的不断铺展，中国文学理论只有摒弃自身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异质性和差异性，跟随后者的要求依据时代的特点对自己进行全面系统的裁剪与整合，才能跟上西方的脚步，加入世界的队伍，不被时代所抛弃。

21世纪以后，我们对于中国文论自身的特殊性的强调，较之以前显得防御性十足。当人们在大谈特谈西方文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的时候，却很少考虑到中国文学实践以及文学理论本身的特质。因此，所谓的西方文论的普遍性价值就需要被进一步深思推敲。于是，中国的文论工作者们呼吁要立足于我们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从中国文学理论与西方文论的差异性出发，构建一种新的、具有普遍价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这种观念，较之前一种“以西化中”的观念，在气势上明显地胜出一筹。究其原因，是因为当下的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高，经济得到迅猛发展，故而该是“三十年河东变河西”，应轮到我们来掌握世界文学理论的话语权了。这种理论主张乍一听很令人振奋，但稍作冷静之后便“细思极恐”，因为无论是普遍主义理论下的“以西化中”，还是特殊主义支撑着的中国特殊，在根本上都是一种基于中西二元对立模式的相互缠结，都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后殖民主义”情结。“中国有一种后殖民主义情结。外国文学研究界和比较文学界早就在谈论后殖民主义，出了很多读本和专论，后殖民主义一直被他们视作一种知识，与我们中国人的经验和生活没有丝毫关系的纯粹的知识。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事实上中国有严重的后殖民主义情结，用概括的话来说，就是坚信一种中西方的二元对立。”[5]用这种主张来构建新的以中国文论为基点的文论主体的学者，潜意识里其实仍旧留存着文化帝国主义的殖民阴影，他们寄希望于通过彰显中国传统文论中坚不可摧的特殊性和地方性，来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回击。殊不知，这种将自己的特殊性和地方性永恒化、继而主观放大推而广之化的做法，可能会催生一种新的普遍主义的观念，即中国文学理论的普遍主义观念，与我们极力想排斥西方文论普遍化在根本上并无二致。

其次，在时间的维度上，中西文论之争主要表现为中国文论对古典文论传统的拒绝和否认，即中国文论与自身的传统的现代性断裂。这种中国文化历史传统里的文学理论的古今断裂，同样可运用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二元争辩的思路来分析，只不过这次论争的话语主体是中国古典文论资源。自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现实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民族精神上，民主与科学逐步取代“气”与“道”，沉淀为中国人生活的基本理念和集体无意识；在文学形式上，以现代小说为主要形式的叙事文学逐渐代替以诗词歌赋为主要形式的抒情文学，实现了对文学的“一统江湖”，“诗变成叙事的调料，建基于诗之上的中国古代文艺学无法继续阐明现代叙述的审美奥秘”[6]。这种文学实践的新旧更替在当下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更是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信息化、网络化、多媒体化催生出了更加异彩纷呈的文学现象，网络速食文学、玄幻穿越小说，甚至连诗歌创作都出现了既定的信息化程序，只需要敲入关键词电脑就会像生成软件程序一样自动创造出诗歌作品……种种朝生暮死的现代文学样态似乎一下子斩断了我们妄图向历史深处寻找对其进行分析与阐释的理论依据的道路。而即便是回到抒情言志的古典文学的《诗》骚传统，也由于时过境迁、世殊时异，古典诗词依旧是那些古典诗词，桃花依旧是当日在春风中展吐笑靥的桃花，只是读诗的人已完全不复当初的心境，赏花之人早已失却了与“名花倾国”两相欢喜的外在与内在条件，古典文论所倡导的那些审美旨趣自然也就大多无处可寻了。因此，面对不能同日而语的纷繁的文学现实，中国传统的古典文论资源在现代历史转型中渐渐显得步履蹒跚、力不从心。

在持普遍主义观点的学者们看来，中国古典文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虽然历经数千年的发展，现代中国人已与古人千差万别，但深藏在中华民族血液深处的民族精神以及文化传统却一直绵延不断。作为直接指涉社会道德、人格理想，体现玄妙之思以及经验观照的话语体系，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天然地具有续接民族文化传统精神命脉的普遍有效性。它所包含的广博而丰富的概念术语、逻辑范畴、思维方式、话语系统、价值取向、审美趣味、艺术尺度，因为很好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故而穿越千年的历史，在当代仍旧具有焕发生机的潜能和对文学现实进行阐释的功效。例如，有学者认为，基于中国抒情诗的诗学理论总结出来的意象和意境的范畴，不仅在批评中国的古典诗歌时是恰切有效的，而且在评论现代语境中的诗歌或是戏剧、小说等叙事作品时，也可以通过具体的、可感的、清晰的图像效果的呈现，游刃有余地显示出其作为基础诗学的价值和生命力。[7]

在持特殊主义主张的学者看来，中国的文学批评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的真正的“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古典诗文批评从来都是批评者通过体认、涵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切身体会，是一种直观且朴素的感受和体验。当今学界所谈论的“中国古代文论”，其实是自20世纪20年代基于现代西方文学观念所建立起来的一门以概念、逻辑为基本思维模式的现代学科，其目标是在五四时期蓬勃发展的新文学现象中对古代资源进行有效整理，与中国古代的诗文评传统有着根本差异。[8]因此，这种化用西方文论的现代思维和言说方式来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研究的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对古人进行现代意义上的重构，对古代的文学作品进行“过度阐释”。而旨在保持与恢复古代文学与古代文论原貌而进行的研究，则要求只能运用古人的思维与言说方式，即“以古释古”。反之，任何在研究方法上的改造都是对古代文化、古代文学真实样貌的扭曲与遮蔽。换种说法，当下中国学界所认为的那种以诗文评为显著特征的古典文学批评，只能存活在其生成的特殊语境之中，一旦脱离该语境，便会丧失其对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有效性。因此，根植于古典文化文学语境中的古典文论资源，因其自身的特殊性而立足于历史文化传统的长河，其对于产生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现象并不具有阐释的功效，也即，在时间维度上不具有普遍有效性。中国古代文论无须也无法求之于外，更不能与现代的科学观念进行对接，现代人所期望的“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成立的。

可见，在这场纷繁复杂的中西文论的恩怨情仇中，无论是基于哪一维度的论争，不管是持怎样的观点，参与论争的主体所重点阐扬的，都是自己所认同的文学理论的特殊或普遍价值。而这种阐扬，并没有对另一方的观点产生实质意义上的否定影响。因此，我们又可以转回到本文之前有关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论争，实质上是一场目标偏移的误读性论争。无论是当代西方文论，还是中国古代文论，它们各自都具有相对意义上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双方在现代性语境下确实存在差异，却并不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冲突。众声喧哗里的中西文论之争，并非文学理论来源上的水火不容。这种所谓的对立冲突，更多时候是一种主观的理论焦虑和自我限定，多数源自当下中国学者在转换使用这些资源时的不当做法。